在国内开始（与结束）的全球化──恢复国家的参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1-14 11:24:31

生而为赢 · 发表于 2006-11-14 11:25:21

今天，国家在财政紧急援助中(无论是在国内银行、投资基金领域，还是在整个经济领域)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这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的动荡，而且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在全球化时代里，不仅仅是遭遇危机的特殊时刻需要国家，而是自始至终都需要国家发挥作用。美国记者凯文·菲利普恰当地将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历史概括为所谓的“财政社会主义”： 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跨国公司、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斯州的银行都受到国家的紧急财政援助。20世纪80年代后期，联邦财政援助的范围扩展到失去节制的储蓄、借贷以及商业银行等等领域，最终可能花费无数金钱……。一位专家指出，1986年下半年，联邦通过支出保险费而收回来的由金融机构所持有的美国银行储备份额，超过了1928年至1933年大萧条的低谷时期，那些实际上已经倒闭了的银行所获得的收益……。新近出现的财政社会主义——在棕榈海滩比在圣帕得罗城更受欢迎——是将破产风险交给集体来承担，而不是使生产方式集体化(Philips，1997年)。 确实，自从1987年股票市场出现低迷以来，已经有好几个推行“自由市场”的国家采取了相当程度的计划手段，这些国家无论是单独来讲，还是就整体而言，都在试图阻止类似的低迷情况出现，而且它们也确实成功地将金融市场的混乱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以内。对此，我们远远不能将其理解为是金融市场功能的自动调适。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经历了一系列的试错、谈判和妥协，其中包括腐败和权钱交易现象引人注目地不断增加。作为个人的资本家，面对全球竞争的风险和艰辛，非常希望从特定的政客那里寻求庇护。工业衰退、银行垄断和关税保护常常是资本流通的总程式(Tsoukalas，1999年)。 当今全球化的矛盾是，新自由主义右派在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在这种矛盾下，从本质上改变国家的角色，使其对全球化承担责任，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尽管全球化还在继续，然而新自由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世界银行于1997年6月在多伦多召开的“银行界全球知识会议”(Bank’s‘Global Knowledge’conference)上，发表的一份题为TheState in a ChangingWorld(《变化世界中的国家》)的报告，就已预见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具有重要意义，它企图用一种新的战略构想，替代三边委员会所提出的著名的1976年报告，以把全球化带人21世纪。它明确地与前面报告中的“超载政府”观唱反调，取代了它所提倡的“最小国家”理论(新报告认为这种理论已使许多国家“走火人魔”)，新报告现在主张国家在保护和规范市场方面承担更大的作用。 世界银行的要旨是，“全球化首先从国内开始”。它不仅将国家视为必要的“伙伴、催化剂、促进者”，而且还意识到，“缺乏有效的产权保证，市场就无从发展。”世界银行的目标是“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毫无新意的关于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转到有关国家的有效性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上来”。有效性主要是指国家能够发展出一套“有利于市场繁荣”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因此，虽然人们在努力撤销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然而如果想让绝大多数国家都成功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而不是让它们脱离全球化进程，那么仅仅撤销限制是不够的。即使对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份报告所引述的民意测验也表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应该维持现有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仅有12％的人表示反对，这些人认为应该削减社会福利，以促进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情况也大致相仿。这些国家与反对平均主义、反对福利国家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美国似乎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 过去几年来，世界银行的新构想对许多社会民主党造成了相当的激励，这些社会民主党尝尽了自由主义者所炮制的各种灵丹妙药的苦头。但是，这种激励到头来仍将是一场空欢喜。这不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于这种“后华盛顿共识”的构想历来就不大乐意，(世界银行曾经明确地暗示了它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以及能够按照这一构想行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于这种暗示并不乐意)。而且，尽管1997年报告坚持认为国家应该使自身与国内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应该对国内的公民社会负更多的责任，并且应该全面地反映“社会的利益”，但报告中的许多段落都表明，世界银行并不想来一次明确的转向。它总是不停地告诫国家不要贪心不足蛇吞象。它建议国家要限制自身，要量力而行。因此，当实际上需要推进某些特定的改革时，世界银行就会谨慎地将这些改革与维持旧的“华盛顿共识”联系起来，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仍然是‘最基本的原则’”，“维持着自由贸易、资本市场和投资体制，实质上有利于经济发展”。 这意味着，世界银行为了“稳妥的”改革，即，逐步加强国家能力，以有利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不是阻止国家进入全球化进程，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自我克制。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证明了税收制退化的合理性，认为从原来征收公司所得税、个人收入所得税以及贸易税变为征收消费税，譬如征收增值税，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后果。它还赞成，在出现财政赤字的地区，金融市场可以求助于“面临着外部风险的开放经济”，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应该遵守国际条约中的规则和惯例，以刺激良性循环的出现”。甚至在城市里的医院、诊所、大学、运输等领域里——政府主要通过这些领域提供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服务，世界银行也主张，除了为最贫困的极少数人提供服务需要政府以外，这些领域中的绝大多数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和私人消费来加以满足。“绝大多数医疗保健(几乎)纯粹是一种私人福利，如果政府不再负担费用，除开那些最贫困的人而外，所有的人都会想方设法照料好自己。”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社会福利问题的考虑，由于它认识到以下原因而有所调整，即，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无法承担得起西方的社会福利方案，再者，依靠社会和家庭将闲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就可以花很少的钱而获取更多的社会保障。 那么，这一新的全球化方案与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市场自由化的目标与提高维持私有市场的国家法规的效能明确联系在一起。对于重要的金融部门，世界银行提议，国家“不再直接控制，而是进行慎重的监管……。依然需要对银行业进行监管。仅仅是目标改变了，从引导信贷朝特定的方向发展，变成保障金融系统的健康。”但世界银行主要担心的是，由于国家与资本的相互作用，将导致世界各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世界银行调查了69国的3685家公司，试图衡量这种腐败的程度以及这些公司有没有认识到腐败对投资的危害；它发现，“高层的腐败以及难以预见的腐败”，对投资尤其有危害。为了遏制腐败，结合“减少对对外贸易的控制、彻底打破对私营行业的限制、通过保证竞争的方式使国有公司私有化等政策”，世界银行建议各国进行一系列行政改革，包括健全司法监督和惩罚机制、法规更加透明化、缩小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将竞争性的投标程序引入政府等。被视为与腐败最有关系的一个因素是，相对于制造业的工资而言，公务员的工资日渐减少。世界银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减轻公共部门薪水结构的压力，发给资深的官员更多的薪水，同时，通过裁汰冗员和对底层人员的工资限制，仍然限定公共部门的工资支出总额。对于那些高层官员来说，他们获得了相当的物质补偿，就不会再想着捞大钱了。而对于底层来讲，应更多地呼吁“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同时强调非金钱的报酬，如表扬、赏识、赋予威信以及奖励等等，以激励职员，除此而外，应当给予他们适当的薪水，并实行择优录用和升迁。 很显然，负责全球化的国际体制，即使曾经自以为自身能够绕开国家或者取代国家，那么，它们现在也不会这样认为了。毋宁说，它们现在认为自身的运作是在承担着某种特定的国家重构工程。这当中，由国家所作出的国际商务协定或国际通货协定，以及，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本身有约束力的许多规则，细致地规定了国家政策的内容，并且将国家纳入一种难以逆行的机制之中。”这样一来，民族国家的前途是什么呢?很显然，不应该仅仅说尽管有全球化，民族国家还是有前途的；而应该说，正是由于全球化，所以民族国家还大有前途。至于说是哪一种前途，我很难接受世界银行所描绘的有限图景。相反，我更愿意接受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提出的一些更为激进的观点。在后冷战时代，国家与资本家曾经达成的妥协行将分崩离析，当年的议程及其引申出来的意义非常值得回顾。考虑到原来资本家阶层所作出的那些妥协本身具有的局限以及我们只有以社会正义的巨大代价才能够再次成功地实现那些妥协，那么，重新选择当年激进战略，即，实现民族国家的民主化，以求最终实现经济民主化这一战略，仍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每一个国家内部各阶层力量的平衡有所改变，并且这种改变确实是褫夺了资本家阶层权力，而非仅仅是试图向人民作出因受资本控制而应得的赔偿，这种战略才可能成为现实。似乎也只有这种战略，才有望改变这样一种情况——国家完全变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促进者和法令编纂者，然而被社会主义化了的，仅仅是金融家和投机者的“破产风险”。 这一点在现在看来非常重要。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激烈批评，而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到处(包括美国在内，阿根廷除外)都是一片花果凋零的景象。试图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某种慈善的超级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便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改革方案，强化第二层次国家的功能，在国际协定中也于事无补。国家的绝对优先权，将会继续促使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渗透到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的方方面面，并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民主党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从而使自身适应全球化，但这种策略也不能解决问题。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战略越来越有赖于不考虑道德困境的出口竞争，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得那些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过出口将失业转嫁给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甚至它们鼓励国内公民加强竞争，在道德上也很成问题。它们仿佛在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大街上饥寒交迫，无家可归，那么你只能认为他能动性不够，进取心不足，技术不好，而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从这种竞争性的视角出发的价值体系，并不怎么看重社会正义。然而，这种竞争性的战略在实践方面也存在问题。因为它加剧了全球化的危机状态，要是每个国家都努力扩大出口，限制进口，那么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此外，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由于资本运动因成交率的波动而变化，必然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 事实上，所需要变革是一系列激烈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从对资本的控制开始，要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协调一致地着手进行对资本的控制，从而提高变革的生机活力。但是，这一切也必须辅以更多的以国内为导向的经济战略，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国内的经济战略，允许在不同的地区中出现不同定位的产品、认可不同的环境标准、职业分布以及劳动时间(Albo，1997年)。除非国家能够考虑来一次20世纪70年代早期托尼·本(Tony Benn)所谓的“根本转变(即更多地照顾到工人及其家人的能力和健康)”，否则上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应该认识到，非常有必要通过某种战略，使人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以及在公共制度中发挥民主计划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大众力量。 这一切，当然需要对国家进行一番更宽泛意义上的重构，而不仅仅是将其置于全球化之中。这包括国家各机关部门的统治结构的变化，以及各部门的国家职员的观念和目标的转变。美国前劳动部长罗伯特·里奇在Locked in the Cabinet(《羁身内阁》)一书中，记述了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生活，其中有一段非常幽默的对白与我在这里的论题有关。里奇在描绘了一番他与艾伦·格林斯潘在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共进午餐的情景之后，向读者展示他一直非常想(但又没有勇气)询问格林斯潘的问题，并且认为格林斯潘本人的回答完全是诚实的： ? ? 问：您的理想是什么? ? ? 答：根除通货膨胀。 ? ? 问：就算会带来高失业率也不管? ? ? 答：当然。 ? ? 问：也不管它要求不能涨工资? ? ? 答：对。 ? ? 问：??即便是意味着削减联邦对工人和穷人的救济计划也在所不惜? ? ? 答：正是如此，如果它能够平衡政府预算，并且排除通货膨胀的诱因的话。 ? ? 问：但为什么?少量的通货膨胀并不对任何人有害。 ? ? 答：您错了，它会危害债券交易商和贷款人的利益。 ? ? 问：但是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别人能找到好工作这一利益之上呢? ? ? 答：因为我是资本家，资本主义必须由有钱人来推动，他们拿自己的钱买了债券。您帮着说话的那些人不过是平民百姓，他们只为衣食而操劳。 ? ? 问：您是国家中央银行的银行家，您应该对全美国人民负责呀。 ? ? 答：但我从来不曾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 ? ? 问：那好吧，请慢用您的劣质午餐吧，您这个强盗资本家的走狗。 ? ? 答：嚼您的咸菜去吧，布尔什维克侏儒。 (Reich，1997年，第82～83页) 但是如果克林顿把里奇而不是格林斯潘任命为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任，又如何呢?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请不要首先考虑华尔街的反应，而是想想联邦储备系统内部的反应。里奇深知这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让格林斯潘说出，不仅他首先要对资本家负责，就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如此。因此，不仅需要让特定的个人走人，而且，政府部门本身的结构和目标都需要加以转变。 国家的这种转变，只能通过国家外部的运动来实现，但是，这样一种外部运动，本身就是在与国家发生辩证关系过程中的产物。新左翼政府有可能有意地助长这种运动，而不是压制它。尼科斯·普朗查斯(1973年)曾经将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界定为组织统治阶级，瓦解被统治阶级。我们应该将愿意扭转这种局面的政府选出来，并增加这种政府的国家职员。这种政府将试图瓦解资本家，同时帮助人民组织起来。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有必要来一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斗争，虽然全球范围内的相似斗争，将会鼓舞或激发起国内的斗争。换言之，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进替代方案，也将体现国家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段保良译自《全球化动荡》论文集（Global Turbulence: Social Activists' and State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3）。列奥·潘尼切（Leo Panitch）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编辑。 -------------------------------------------------------------------------------- [1]本文根据1998年2月18日在Bucknell大学发表的报告写成，其中有几个部分曾发表于MonthlyReview(1998年)以及Working Papers in Local Govemance and Democracy(1999年)，收入本文时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动。 [2]借用了Anderson的说法，第367页。 [3]所有的数据都来自《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8章。另参阅Bond，2001年。 [4]可参阅Panitch，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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