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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30 22: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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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群众路线?毛**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也有两大不同。第一,苏共是“立国为党”,是党国(party state)。中国***是“立党为国”,是国党(state party),是中国人民的“党”。第二,苏共是世界党、传教党,目标是在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与美国传“****”之教类似。而中国***尽管怀有孔子的“天下大同”理想,却立足中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自称世界上唯一正确,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
新困难与新道路
与中国政治不同,美欧实行“现代”政党政治,不要求官员“知识化”,没有学历要求,无需每天加班及周末无休,无需为职务升迁进党校“培训”,更谈不上追求“理论创新”。而且,西方社会的管理水平并不低于中国。既然西式政治普遍被称为“先进”,为什么中国依然延续职业治国集团的老办法?可以用两点结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由于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利益集团分际,也缺少法律主义传统,中国出现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是必然的,也在中国拥有政治文化上的“正当性”。因此,中国***身系国家治乱兴衰,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
第二,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中国***之兴衰取决于其“先进性”的兴衰。党兴则国兴,党衰则国衰。治国集团丧失“先进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思想堕落,不再为人民负责,则为公的“民本主义”信仰必被形形色色为谋私利辩护的“主义”所取代。第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贪污腐败,则“绩优选拔”的人才原则必被“结党营私”取代;分工制衡机制也就不复起作用了。第三,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拒绝群众监督,拒绝群众批评,“政绩和政策竞争”必被阿谀奉承和欺上瞒下取代。如此之治国集团,就会蜕化成缺少生命力的、脆弱的、“尚黑”的特权集团。
所有国家都有兴衰,中国***和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主要朝代的寿命相当长,平均约三百年,秦汉、隋唐、宋明清就能概括中国近80%的王朝史。但二、三十年的短命“朝代”也不鲜见。一旦职业治国集团无力强调责任和道义,就进入衰败期,就只能靠“执法”和“问责”的激素来苟延了,如同1948到1949年间的国民党。那时,“执法”演变成抗暴,“问责”演变成下台、换班、大***的闹剧,接下来就是民不聊生和兵败如山倒。
中国***虽已成立九十年,但执政方过一个甲子,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平均寿命的五分之一。其近期前景取决于解决好下述新的基本政治矛盾。
作为执政党及双行政系统之一,共产党必然“变质”,从“扁平组织”变为“科层组织”,用全国统一的法治来管理国家。如此“变质”是建设事业“办大事”的需要,理性化、知识化、专业化、法治化,层层相连。但科层体系“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必然脱离千家万户的群众,再也无法像扁平组织时期那样为百姓“挑水扫院子”,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于是,一方面,由于科层化和法治化,党政体系“办小事”的能力严重退化,有心无力,无法解决群众五花八门的生活矛盾,而“国法”也无力满足社区内部关于“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自组织坍塌了,科层体系无法“对接”亿万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于是,亿万个体的“人”去找一个统一的、依法办事的科层系统去要求“公正”,使得“潜规则”盛行。于是,“维稳”与“维权”成了一对大矛盾。
西方***的社会结构导致强大的宗教传统和法律主义传统,使之可以轻易通过法院、教会和公民自组织“办小事”。小国寡民也比较容易解决这类问题。在新形势下,领导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欲坚持群众路线,保持执政活力,就只能闯出条新路。
这条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区自组织”,以社区(和单位)人民的“自组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至上”机构。《周易》称,阳上阴下即为“否”,因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背道而驰就无法相交。所以,“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又曰,阴上阳下,乾坤倒置为“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果所有的科层领导都有在扁平的社区自组织服务的经历,在升迁之前重回社区参加组织工作,在退休之后还去担任社区的“乡绅”,人民“办小事”的需求就能解决,中国***也就能接上“地气”。
当然,天下本无绝对的新鲜事。中国的传统治国集团是依靠这类非科层的扁平组织而获取“天下平”的。我指的是获得政权大力支持的,在“乡绅”领导下的宗法、宗庙组织。那时,“乡绅”们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而且,宗法、宗庙的信仰,天然与职业治国集团的治国理念相契合,即家国一体“以孝义治天下”。
历史是开放的
若我们把天下文明分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即为来世的乌托邦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制度文明三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乃是最多物质主义,最少精神文明的。中华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平衡由制度文明来弥补。被称为“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实质是制度文明的思想结晶。百年来,西学占压倒地位,中华制度文明被国内外学人痛斥为落后乃至野蛮。然而,那只是因为在农业财富到工业财富的转型中,中国的物质财富积累慢了一步。?“启蒙”时代之后,物质主义占了上风。当中国由工业生产而来的物质财富积聚到了一定程度,中华制度文明的精致会为世人所注意、研究、理解、尊重。
一神论的思维方式与多神论及其衍生的无神论思维方式很不同。世界的未来是开放的还是目的论的?若人类制度的将来有事先设定的目的,就有“普适”的制度模式,就有线性发展的“阶段论”,就有天使与魔鬼的二元论,天使必然战胜魔鬼。然而,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阻止国家衰落。人类历史的将来是开放的,二十世纪的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就都只是历史的一部分,21世纪新兴的“中国模式”当然也是。
取经文明比较容易相信多元主义。传教文明则信奉一神论,习惯于善恶对抗的二元主义思维。在取经文明中,制度研究是为获取新的知识。在传教文明中,制度文明是为“拯救全人类”。当预设的制度成为宗教,人类历史就不再开放,而是个绝对的、有终结的、早被一些思想精英设定了的“必然王国”。
启蒙的本意是消除迷信。但总会有人把传播迷信当“启蒙”。制度迷信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一个迷信,荒唐到可以为无端杀戮别国人民而辩护。
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结果还是原因?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此书开篇首句即郑重宣称:“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ncern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
②没有哪个大国政府能承担得起向个人问责的成本。问责只能针对集团利益,而且是比较强大的社会集团。
③[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这本书主要阐述如下道理:在农民社会,源于对食物短缺的恐惧,经济准则服从道德原则。
④左丘明著《国语·齐语》,记载了2700年前管仲对齐桓公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战国诸子著作中对“四民”的职业分工多有记述。《荀子·王制篇》称,“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还称,“至平”的社会是,“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篇·第四》)。分工差异与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更非零和式的权力对抗关系。
⑤在非西方的议会,因为缺少稳定和边界清晰的利益集团,小政客们为博取新闻上镜,往往成为“议会搅屎棍”。故议会声誉低下,政治地位也比较低。
⑥《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在中国,天命即人民共同愿望之命。
⑦分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和《尚书·周书·泰誓》。“天命”即“民命”是中国士子们始终信奉的。
⑧关于中国监察制度史的文献非常多。例如: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该书追溯了自先秦到清朝的监察制度演化。
⑨两篇文章分别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⑩比如,陆学艺教授编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以及之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两者在政治含义上是有张力的。
Social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inben Polity
Pan Wei
Abstract: Since the arrival of industrial age, the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setting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a target of negation from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could well be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so called "longest continuing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its sophistication–a four–pillar minben polity, explains its social origin – from an "undifferentiated" society, and predicts a grow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its value – inspiring for other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Administration duty, responsibility, minben polity
【作者简介】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陈翰笙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等。主要著作: 《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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