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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国际关系:微观研究视角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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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6 10:26:2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文化虽然远不如权力、安全、经济甚至环境等主题那样醒目,却也并非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领域。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者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文化有所涉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又在国际关系学界呈现回归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产生了丰厚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似乎存在重宏观、轻微观的问题,人们在谈论文化时,往往大而化之,将“文化”解读为思想方式、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的总和,从整体上论述其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的影响,却甚少具体而微观地研究音乐、文学、艺术、体育等文化现象。实际上,从微观视角考察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着独特的价值。  

  “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同样有所偏颇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而言,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一样,是探索文化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不可或缺的一翼。人们往往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语来强调只注重细节的局限性,但反过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同样是有所偏颇的。面对诸多的文化门类,若不结合它们各自的特征做出细致的研究,只是形而上地谈论文化,试图立即从整体上把握“文化”的内涵,那么就有可能是在构建空中楼阁。更为重要的是,总体性地概论文化,有时容易先验地划定范畴,主观地抽象出“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或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视之为当然的研究主体,从而过多地把文化与国家、权力绑定在一起,削足适履,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固有模式中切割文化,而恰恰忽视了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而言,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生存性”问题,比如安全、政治、经济、金融等。受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主流国际关系学多是建立在“为暴死的恐惧所驱使”的人的假设之上,注重的是国家如何在丛林法则中保存自身、实现自利。然而对音乐、体育、文学等主题的微观研究,正可以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性”问题,思考如何通过国际政治推动人类的自我完善这一主题,因为在这些具体而微的文化中,时常(虽不总是)蕴涵着人们对秩序、和谐与良善的追求——而在政治中实现善,这正是中西方古典政治学的共通之处。

[责任编辑:产婉玲]

微观文化研究还远非显学

  在政治学中,微观文化研究有着一席之地,如法国学者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布鲁姆等人的《莎士比亚的政治》都是这方面颇有分量的作品。那么在与政治学深具血缘的国际关系学科里,我们自然也不应对此有所排斥,事实上,国际关系中的微观文化研究的确已在西方学界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方面的文献众多,兹举几例:

  文学方面有保尔·希兰撰写的《文学与国际关系》、丹尼尔·内克森等主编的《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体育方面有维克多·乍所著的《最终得分之外:亚洲的体育政治》、阿德里安·巴德等主编的《体育与国际关系:正在显现的联系》;美术方面有沃伦·科恩的《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音乐方面有玛丽安娜·弗兰克林主编的《国际关系之鸣响:音乐、文化与政治》;至于冷战时期的爵士外交、摇滚外交等,更是有不少的研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界非常熟悉的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前院长哈里·哈丁(何汉理),对建筑学就颇有研究,曾专门开设过城市建筑与政治观念的课程。当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微观文化研究还远非显学,但正因为这样,中国学者完全可以作出有独创性的贡献,而不必等西方学界已然研究得非常成熟之后再引进介绍、消化吸收。

  微观研究有助于推动和引导实践

  在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中,“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的区分已经相当模糊,国际社会里不仅有政治、安全、经济等因素发挥作用,也有环境、艺术等各种主题涉及其中。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传统的“国际关系”,而且是“关系国际”——这一术语借自于艺术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汀·西尔维斯特,指的是各种要素跨越边界的相互联系。在我国的外交实践中,音乐外交、体育外交、诗词外交等也都已屡见不鲜。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我们没有必要预先过滤掉这些非传统的主题,相反,我们正需要从国际关系和外交现实中对此加以研究和总结,并反过来引导和推动实践的发展。仅仅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化与国际关系,而不辅以具体的微观研究,显然难以达到这样的目的,甚至有可能将对文化有伤、于外交无益的行为视为“文化外交”、“文化软权力”的体现。例如,仅就音乐而言,不少中国乐团对维也纳金色大厅趋之若鹜,付费演出之余还广为赠票,对国内大肆宣传“成就”,实际却已大大损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印象。

  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语汇中,“文化”一词都带有“转变、培育”的含义。笔者期望,对文化的微观研究,既能够转变我们对于本学科领域的某些固有认识,又有利于培育更为和谐的国际关系。当然,这既需要我们对于国际关系有“志于道”的积极钻研,又离不开我们对于诸多文化类型有“游于艺”的广泛认知。真正的文化是深水静流而非喧闹媚众的;同样,对于文化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也不应当逐一时之潮流,而是一个前路修远、上下求索的过程。

  (陈玉聃,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产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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