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调结构 一个都不能“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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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哲
　　上周五，政治局召开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下基调。与去年相比，“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表述没有改变，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已经不是首要目标，在表述中已经被放在了倒数的位置。
　　这是一个没有明说保增长的保增长。事实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稳健的，从紧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部分“功劳”是要归功于货币超发的。因此，我们不能说看到货币政策仍是稳健，就理解为明年的货币政策与今年一样。今年的偏紧是稳健，明年的适度宽松亦是稳健。控通胀是首要目标，稳健就是偏紧；如果不是，稳健就是适度宽松。至于是怎样程度的“适度”，就依据形势变化而变动了。
　　保增长虽然已是无疑，但断不应再是2008年式的保增长。当前的欧债危机（或可加上美债危险）和三年前的金融危机相比，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不论国内国外，都不会有“4万亿”了。纵使经济低迷，欧洲现在也是财政紧缩第一，而中国的财政政策虽仍将积极，但是4万亿的大手笔也难再祭出。上一轮的4万亿，中国经济至今还没有消化。
　　对于2008年中国以财政货币双宽松来“保增长”，业内有着不同看法，认为当时正是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好时机，结果一救市，反而强化了既有的增长模式。因为只有困境才能倒逼调结构，顺风顺水的时候不会有人想着调结构。在欧债危机面前，欧洲一些国家被逼着进行财政紧缩，反凯恩斯主义的大道而行之。三年后，中国重新面对一个低迷动荡的世界经济环境，保增长的方向如何，表述中并没有给出，只是说“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这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调结构，就必然需要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保增长势必要跟管理通胀预期相抵触。往往是，心往一处想，劲儿未必会往一处使。不过我们看到，在表述中保增长在这三者关系中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在实际操作中，通常都是顾第一，不顾其余。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保增长，又有可能变成一个“量”的增长，而非“质”的增长。
　　保增长的目标之所以强势，是为了稳定，但路径依赖的惯性，使得中国习惯了保增长下的稳定，对于调结构带来的稳定心存顾虑。面向出口的低端制造业和微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调结构的阵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这与稳定的目标不一致。如何化解这样的矛盾？进一步放开市场，打破垄断企业的禁脔，改变“部门立法”这一极易形成利益集团的制度，入世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企业怕的不是“狼来了”，而是“高筑墙”。市场放开的力度越大，可以容纳的就业也就越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根据“十二五”规划，在此期间要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消费排在第一位）。如果明年的保增长又与调结构无缘，实现“十二五”调结构的战略目标将更有难度。过去总是比现在有更多的未来，在调结构上，“十二五”也肯定要比“十三五”时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