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引论

白鹤

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引论
被尊为“千年伟人”的马克思，思想惠及全球。梳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及其方法论对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尤为重要。换言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西方比较制度分析中的国家形态研究具有“元理论”性质，马克思所谓的国家工具性分析方法对于西方学者的比较制度分析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被尊为“千年伟人”的马克思，思想惠及全球。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所有思想的立论基础和核心，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马克思正是由此提出阶级和国家等重要政治理论，这二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它们也对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及其方法论虽然被当代西方政治学者所运用，却不被标明，而是采用新的名称代之。不仅如此，在中国社会科学中，韦伯的阶层和国家等学术传统似乎正在变得比马克思传统权重更重。因此，梳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及其方法论对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尤为重要。

　　当代西方政治学中的方法论流派众多。其中，历史制度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学中最主流的方法论之

　　一，而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研究和新兴的比较制度分析则分别是与历史制度主义有着理论要素和方法论关联的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议程、方法。因此，本文主要发掘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之间的联系，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对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影响，以及马克思的国家工具性分析对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家问题研究的影响，作为马克思和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之间联系的初步探索。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与国家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是其思想的立论基础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不断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就此意义而言，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变迁的核心力量是阶级，制度变迁的方向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因此，阶级分析和国家理论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脉络和研究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换言之，制度变迁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正是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揭示阶级关系结构和阶级斗争在其中的作用。马克思又指出，阶级斗争是通过国家这个平台来推动制度变迁的。因为国家作为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维护经济基础的最重要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这就是国家的本质。马克思正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国家工具性分析方法来考察国家历史类型的。

　　由此，马克思权力政治学的主体主要是阶级。而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平台是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国家，即通过相应的政治制度而实现的。我们认为，以阶级（即权力）和国家（即政治制度）为主的研究范式构成了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框架，至于政党、革命等学说，都是它们的自然延伸。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

　　基于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的批判，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回归政治学传统，重新强调制度在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塑造个体行为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成为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它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都是关注制度变迁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在方法论属性和理论要素（包括结构性关系、历史观、个人作用、制度变迁动力、制度变迁方向以及制度变迁方式）方面，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很多相似性或可转换性，显然是受其影响和启发。


　　也正因为共同的题域，历史制度主义的很多代表人物秉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有的明确声称自己受马克思的影响，比如作为历史制度主义思想来源的诺斯；有的则直接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比如摩尔及其学生斯考切波；更不用说以葛兰西、普朗查斯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又是历史制度主义和比较制度分析的直接的理论和思想来源。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是自然的，但是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共同关注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问题，这两种方法论又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因而与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的研究（包括现代化研究和国家形态研究）必然会运用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国家理论。

　　三、阶级分析与现代化研究

　　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研究是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理论要素（国家和社会结构研究）和方法论属性（宏观分析）方面有着密切关联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重大研究议题。以巴林顿?摩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研究扎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因而它们的研究借鉴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重而使得一度遭冷落的马克思阶级分析的魅力重新焕发出来。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通过分析各国内部的各阶级力量对比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土地贵族和农民对于农业商品经济挑战的回应，归纳了英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德日法西斯主义道路和中俄共产主义道路三种现代化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斯考切波继承了她导师摩尔的阶级分析方法。她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从结构性视角出发，通过阶级与阶级、阶级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这三组关系来分析和比较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

　　在关注现代化道路之后，鲁施迈耶等人则专门关注民主的转型与巩固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中，鲁施迈耶等人在考虑民主转型和巩固问题时加入了阶级因素。他们指出，阶级与阶级联盟、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这三组权力关系的平衡对于民主的条件研究至关重要。

　　四、国家理论与比较制度分析

　　比较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流派的一种重要的前沿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它最早是基于微观的合约理论和博弈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由于国家在制度变迁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重点是用在国家形态问题的研究上。

　　比较制度分析者对国家形态进行了分类，比如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和民粹主义国家等等。而这些国家形态都是指国家被私人资本和普通大众等社会力量所俘获而失去其公共性。因此，这些国家形态其实都可以总称为俘获型国家或依附性国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国家相对于经济关系是“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 因而被马克思视为社会的工具的国家也可称为依附性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比较制度分析者所提出的上述国家形态，其原形在于马克思的工具主义国家，它们和马克思的工具主义国家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西方比较制度分析中的国家形态研究具有“元理论”性质，马克思所谓的国家工具性分析方法对于西方学者的比较制度分析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五、结 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在金融海啸肆虐之时，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又重新燃起对马克思的兴趣，这看起来是因为马克思关于资本预言的重演所致，而深层的原因则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深刻的经验观察而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威力。像中国社会科学对于韦伯的重视一样，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研究应该“找回”马克思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