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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物价走势判断和政策建议
物价稳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自2010年以来,物价不断攀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2010年1月的1.5%,上升到2011年7月份的6.5%,为37个月以来的最高峰。居高不下的物价水平,给当前的经济运行造成很大困难,已成为影响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因素,因此,2011年4月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把控制物价作为重中之重。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期间的物价走势,不仅影响着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和左右着我国的各项政策走向。对“十二五”期间的物价走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有助于认清“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形势,为中央和国家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十二五”期间中国物价的走势,笔者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物价运行规律,特别是本次通货膨胀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最终选择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计量研究,以期能为“十二五”期间物价走势的判断提供合理的依据。
从区域差异看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地区通货膨胀的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不同经济禀赋和经济政策下我国通货膨胀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通货膨胀的演变规律。例如简单的统计分析显示,经济实际增长越快、恩格尔系数越高、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和时间,通货膨胀越明显。
为了兼顾样本的多样性和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0年的年度经济特别是物价相关数据作为面板模型的样本数据,由于西藏和海南的数据有较多缺失,因此我们没有采用这两个地区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建立了一系列以CPI和PPI为因变量的面板模型。然后,根据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对以上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简单分类,分别对分组之后的数据建立细化的区域回归模型。
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CPI而言,PPI的区域差异性更为明显;经济增长越快,通货膨胀越明显;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对于CPI存在一定提升作用,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于CPI和PPI的拉动作用都不够显著;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可以降低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引起的通胀波动;人民币升值和物价上涨有一定正向关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民币升值常常是美元走弱时期,美元走弱通常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形成输入型通胀,二是人民币显著升值往往是国内外博弈的结果,我国政府往往会选择通胀率较高、经济增长好的时期进行有控制的人民币升值;财政政策较为激进、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时期,往往是通货膨胀程度较低或通货紧缩时期,这主要是政策的滞后效应影响。
区域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应对通胀,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弱于货币政策;相比较CPI,政策对于PPI的影响要更加剧烈一些;利用财政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调控,效率较低;货币和财政调控政策对综合产业区域影响较小,对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区域影响均较大。
从CPI的结构差异看通货膨胀
CPI由食品、烟酒、医疗、居住、衣着、交通通信、家庭设备、文娱等八项指数组成。CPI的运行态势,由这八类分项指数之间的此消彼长所决定。例如,物价上升阶段,食品类价格涨幅高于非食品类;物价下降阶段,食品类价格跌幅高于非食品类。笔者将分析CPI八大类细项的差异并致力于解读各细项指标不同走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然后依据这八大类细项的变化趋势,为推断“十二五”期间的物价总体形势提供合理的依据。
为了研究CPI八大类细项指标以及非食品CPI、核心CPI等重要组成部分,考察CPI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动态演变,笔者引入定基比数据,通过统计图形比较、Granger因果检验、动态因子分析等考察CPI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动态演变,并且利用HP滤波得到分项物价指数的趋势。
依据趋势项,笔者对CPI八大类细项分类为:增长型:食品,烟酒,医疗,居住;下降型:衣着,交通通信;先降后升型:家庭设备;先升后降型:文娱。具有单一趋势(上升型和下降型)的细项在供需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其中,上升型在供需作用下长期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并且处于长期上升趋势;而下降型细项长期呈现供过于求的态势,且处于长期下降趋势。趋势发生反转(先升后降型和先降后升型)的细项在成本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这里的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服务成本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不同时期三类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故而成本因子呈现出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的态势。
通货膨胀与信贷投放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理论和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工业增加值同比数据是通货膨胀的领先指标,即经济增长周期要领先于通货膨胀周期。同时,信贷资金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增长幅度上下波动的现象,被称为信贷增长周期。信贷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的问题,还是影响经济增长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金融体系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之一。2009年的巨量信贷对于中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走向强劲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信贷效率问题等。因此,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与信贷周期、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我们从长期的信贷投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性关系角度评价我国的信贷投放对于经济增长和物价的推动作用以及效率问题。
首先,对我国的通货膨胀周期、经济增长周期和信贷增长周期的峰谷相关分析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处于1998年以来第四个通货膨胀周期的上升期,目前已经进入本轮周期的顶峰。值得注意的是,信贷增长周期对于经济增长周期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稍稍领先于经济增长周期。从单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拐点来看,信贷增长周期明显领先于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又明显领先于通货膨胀周期。
其次,我们使用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和Markov状态转移模型研究了信贷投放、通货膨胀在利率变化、经济增长周期处于上行阶段、人民币升值等不同时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的投放效果存在非对称性,即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信贷在温和通胀和人民币贬值时期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提升,但是对于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特别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较高(CPI3%)时期都会削弱信贷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最后,我们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信贷投放分别通过投资渠道和消费渠道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它是基于状态空间方程估计得到的信贷和价格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弹性的可变参数序列估计结果。从1997~2010年的长期趋势来看,信贷对于投资的弹性明显高于信贷对于消费的弹性,这和信贷投放主要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而非居民消费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相反,PPI对于投资的弹性要总体弱于CPI对于消费的弹性,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活动本身弹性较大,随物价变化变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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