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崩溃论”提法就像在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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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三位著名学者批驳“中国崩溃论”

　　中国不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今天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面临挑战，社会动荡甚至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国不会步阿拉伯世界的后尘，最主要的是体制上的因素。第一，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转型没有做好，某些领导人可以统治几十年。而中国领导人换届已成惯例。中国领导人更替的制度化也是民主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中东一些国家是非常封闭、排他性的政体，而中国渐渐成为包容性的政体，强调开放性发展。

　　西方强调多党制，中国强调党内民主。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同样可以搞建设，比如新加坡就做得很好。现在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很多国家，反对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出现了很多问题。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反而比较有效，避免了政治恶斗，可以有效进行社会经济建设。

　　王赓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中东是阿拉伯社会，宗教传统与中华文明相差很远，他们的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结构。中东很多国家权力集中度过高，有些统治者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巨大利益，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这一点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在发展上是很有条理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革命则代表了一种极端，中国经历过这样的极端，不会再走这样的老路了，老百姓也不会选择这样的老路。现在主要是要避免走向“只追求物质”的另一个极端。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中东国家出问题，一是人民生活异常艰难；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大学生的失业率一高就会出问题）；三是经济发展长期低迷；四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溃败，包括贪污腐化，政府能力低下，政策运作没有透明度。




　　人类社会最大的矛盾是无限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所有的政治革命都是因为分配不公。中国经过自身的努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现在要解决分配问题。

　　动乱在中国没有市场

　　黄靖：中国稳定论的现实根源在于：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还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大多数人依然可以、至少是有希望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因此，“看不到希望”和“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失去”这两个闹大动乱的根本条件不具备；其次，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促进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利益的多元化，因此很难在一个大的领域产生统一的利益阶层，在短期内也很难形成一个在全国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要求、利益团体或个人领袖。

　　其理论根源则在于：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将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由土地变为知识和技能———靠知识和技能求生的中产阶级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经济独立性和社会经济能动性，进而坚决要求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尽管他们并不想推翻执政者———那样的话将导致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动乱，但要求执政者不要滥权，不要搞腐败。他们和无产阶级有本质不同：理性、务实，不想要DADAO一切的革命，而是时刻准备接受合理的妥协。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两种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体制的认同。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历来很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更进一步加强了民族认同感。现在能够对中国构成根本挑战的外来势力基本没有，能够造成大的动乱的挑战都来自中国内部。因此，要下大力气加强人民对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的认同，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郑永年：每一个时期不稳定的根源不一样，试图一概而论就会误入歧途。每一个政权都要根据不同的新因素来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比如今年通胀问题很重要，控制不好就会影响稳定。因此，两会强调管理和控制通胀问题。领导人要把根源找出来，还要有解决办法。

　　但总体上说，长期稳定的社会表现为：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社会公平；三是中产阶级要在社会中占比重大很重要。中国要追求长期稳定的目标，就要从那些不稳定的社会吸取经验教训。

　　王赓武：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各地的发展都会影响到中国。中国的稳定其实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现代化之下，分析一个国家的地位，旧的东西可以提醒你有什么值得考虑，解决新问题不能仅靠老办法，要有新的解决办法。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可能影响中国内部的发展。中国总体上看现在是稳定的。但不要因为一些小问题的出现就置之不理，尤其是关系到公平分配的问题，一定要敏感一点，及时掌握舆情，尽快解决问题。




　　“中国崩溃论”的提法像算命

　　郑永年：“中国崩溃论”的提法像在算命。一直有俄罗斯人说美国要崩溃。但这些都没有依据。

　　西方并不了解中国。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认识自己更为重要，中华文明为什么延续几千年都不中断？中国人自己有很多都不清楚，而很多学者也都是研究西方的东西。“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简直就是西方话语的传播者，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一课应当补。不了解自己，就不能向世界说明自己。

　　黄靖：光谈中国崩溃论没有意义，要看面临哪些根本的挑战。现在最大的挑战是：第一，打击贪腐。

　　二是经济结构的挑战。中国是依靠“出口拉动内需”的东亚模式发展起来的。日本模式有两个必要的发展条件：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来投资会逐步减少，外部市场会越来越小，还要面对外国竞争，中国的出口导向、外资拉动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此外，相对每年约9%的经济增长，就业市场每年增长不到1%。

　　三是特权利益如何处理。

　　革命和改革有显著不同。革命是自下而上、以推翻现行制度为根本目的的政治运动；改革是自上而下、以改善现行制度为根本目的的改良运动。改革成功有两个条件：保持现有政治体制的政治合法性；保证现有政权治理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来完成改革。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不断增进党内的民主化，由此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王赓武：中国的经济发展很成功，整体竞争力是在增强，而不是减弱。中国怎么可能崩溃呢？当然，中国的某一个制度、政策和措施有时会遇到困难，需要调整、改革，西方有些媒体不了解这种情况，以为中国碰到过不去的坎，就说中国会崩溃。现在全球化很复杂，世界日新月异，如果还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是不行的，同样用老眼光来看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要出问题的。▲（本文由本报驻泰国记者暨佩娟根据采访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