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战后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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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体系现状与新现实主义的假定
　　首先 ，可以合理同意这样的论断：两极体系瓦解后 ，美国确实是体系中的唯一超强。虽然它的全面核优势还有待确认 ， [36]但它的总体军事优势与其他大国军事实力总和的差距正在拉大而非减小 ，而使得体系的“极数 ”问题还常被争论。[37] 不过 ，美国是体系中的唯一“区域霸权 ”(除了欧亚大陆中心之外的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岸的地区 ) ，应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要验证新现实主义的假说 ，应该关注中国拉大与邻国实力差距的趋势 ，而不是中美间实力差距是否在缩小。[38]
　　其次 ，根据上述对体系现状的判断 ，新现实主义假定中国要致力于建设“反霸统一战线 ”，联合各大国阻止美国拉大与各国的实力差距。中方会掌握一切机遇 ，争取对美的相对利益 ，扩大地缘影响力。近期是要将美国势力挤出东亚 ，远期是改善全球均势 ，在更大程度上“制衡 ”美国 ，伺机凭借“地面部队的首要性 ”，自己“称霸 ”。[39] 在东亚 ，这种战略不排除优先引导其他大国 (如俄、日 )出面承担制衡美国的责任。毕竟中美间存在广阔水体 ，可以提供“卸责 ”的条件。但若没有责任“承揽者 ”出头牵制美国 ，中国将无法选择“搭便车 ”，而是被美国霸主压迫 ，只能自己出面制衡 ，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但若中国出面挑战 ，根据华尔兹的论证 ，应该能够有效地制衡美国独霸 ，因为均势的本质就在于任何独霸都会被强力制衡。
　　最后 ，新现实主义可以得出假定：美国方面对华的大原则 ，当然是要继续维持两国的实力差距。由于并不需要担心中国具有横越太平洋攻击美国的实力 ，美国会先寻求东亚的制衡责任“承揽者 ”，而不是先消耗自己去制衡中国。美国可能担忧其“过多权力 ”会招致诸大国的联手制衡。然而 ，陆权中国对近邻的“威胁 ”却可能是更直观的。所以 ，新现实主义认为 ，中国周边国家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国“地面力量 ”的压力 ，而不会是远方“离岸平衡手 ”的霸权性压力。它们自然优先考虑与“离岸平衡手 ”结盟 ，不会卸责中国去制衡远方霸主 ，或搭崛起的中国的便车。
　　(二 )验证：中美在东北亚的互动
　　直观之下 ，东北亚是中美两大国互动最密切、安全困境最容易发生的地区。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崛起和国防现代化直接导致其能力在此区域的提升 ，使得美国必须思考在可能冲突的场景中 ，如何维持在太平洋的传统优势。而中国方面 ，因为改革开放的重心和受益区域大多在东亚沿岸 ，美国与其盟国火力的威胁就更显得直接。根据新现实主义观点 ，中美两强应该会在以下两个主要场域——日本与东海、朝鲜半岛——竭力扩大相对优势 ，寻找卸责后的“承揽者 ”，或亲自上场制衡对手。
　　1. 日本与东海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在太平洋区域势力大减 ，将主要防御力量集中于应付北约东扩 ，不足以成为中、美两国在东北亚的卸责“承揽者 ”。日本在此时却日趋坚定其走向“正常大国 ”的决心。[40] 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 ，这当然是因为冷战后区域内权力分布发生变化的缘故。
　　冷战时期 ，中、美、日实际上形成过三方反对苏联霸权的联合阵线 ，共同制衡当时的最大陆权国苏联。那时 ，日本并不担心中国“威胁 ”东海区域 ，中国也鼓励日本独立自主、强化国力 ，领土与历史争议都可以先行搁置。[41] 这个趋势直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还没有改变。[42] 当时在美国还流行一种看法 ，认为日本在贸易上总占美国便宜 ，大有成为强权的机会 ，甚至构成威胁。[43] 但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经济增长趋缓 ，特别是 1995～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 ，日本以为中国要向东海增强军事实力 ，从而加强了与克林顿政府的合作。1996年 4月 ，日本与美国签署《日美安保联合宣言 》； 1997 年 9 月 ，日本与美国完成修订“日美安保合作新指针 ”，将安保原有的地理概念改为“周边事态 ”。1999年 5月 ，又通过了《周边事态法 》、《自卫队法修正案 》、《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 》，消弭了早先日美龃龉造成的对美关系“漂流 ”状态。[44] 2000年以后 ，日本内部呼应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建议 ，积极思考修订日本宪法第九条以重新建立“国防军 ”，已成为政坛强大的意见 ，并明显有与印度、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共同遏制中国的趋势。[45]
　　日本战略家们当然熟悉现实主义的原理 ，所以也认为长期而言美国不可依赖 ，甚至要防范中美合作而逐渐遗弃日本的可能。但是他们认为 ，目前主要的压力来自中方。[46] 中日虽有水体和缓冲国朝鲜及韩国相阻隔 ，但是朝鲜和韩国都极不可靠。中国在 1996年台海危机后又加强了东海地区的海、空军力量。这对海权大国日本而言 ，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警讯。[47] 加强日美协调并自己承担较多的制衡责任 ，似乎是新一代日本政治家认为相当合理的选择。
　　日本经济与科技潜力巨大 ，要转换为军事力量并不困难。日方较为僵固的战略选择显然符合美国寻找卸责“承揽者 ”的条件。在克林顿时期 ，美国虽采取了一些“责任分担 ”措施 ，但是一方面仍与日本努力协作承担制衡 ，另一方面也强化“接触中国 ”，使自己维持中、日都要争取的枢纽地位。[48] 倒是曾把中国设想为竞争者的小布什政府 ，在作风上对中国较为强硬 ，使日本相信不存在美中安全合作的空间。美国以此顺势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 ，而自己却开始将前方军事人员后撤 ，用新国防科技的力量减少部署地面人员的风险。如果说其“卸责 ”姿态和成效比克林顿时期明显 ，至少有一半应该来自于日本制衡中国意愿的上升。
　　要言之 ，美国能“卸责 ”，主要是因为日本自己要采取更积极的制衡战略 ，而不是小布什政府政策比克林顿时期高明多少。包括防卫厅长官层级的日本官员在 2003 年的一系列谈话 (主张日本自卫下的先制权及宪法不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 ) ，表面上是针对当时宣布拥核的朝鲜 ，实际上则不无针对中国的意味。至少日本扩大派兵维和 ，对朝鲜态度偏向强硬 ，都显示日本政要此时比克林顿时期更愿充任“承揽者 ”。
　　中国方面似乎也没有因为中日间有缓冲国与水体阻隔而减少对日本的担心。中国不少学者对日本最近十余年内政保守化和军事外交“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的解读是 ，日方此举虽说表面上是防御朝鲜 ，实际上是协助美国制衡中国。这种看法还因中国国内的排日民族主义气氛而强化。[49] 新现实主义并不注重言论 ，而是关注行动。日本观察到中国最近十年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加强在东海的海空战力 ，制衡擅长海军的日本与可能介入台海纠纷的美日同盟。[50]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存在协调美国以牵制日本强硬派的想法和做法 ，并争取日本各界的对华温和势力。[51] 这类思路与作为在小泉纯一郎卸任后以及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日益清晰。
　　2. 朝鲜半岛
　　如果不考虑历史因素 ，没有水体阻隔的韩国面对中国崛起 ，理当更坚决地担当制衡责任的“承揽者 ”才是。但是现状却并非如此。而美国似乎对韩国“卸责 ”华府心知肚明却不以为意 ，反而干脆加强日本的战略责任。对牵制中、朝地位重要的韩国 ，则采取某种“战略弹性 ( strategic flexibility) ”。[52]20世纪 90年代 ，克林顿政府时期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属于其接触战略的一环；中国则在 1992年与韩国建交后 ，一度对朝鲜采取超脱姿态。1993 年 ，朝鲜首度引发核武危机 ，美国派遣前总统卡特为特使前往调处 ， 1994年 10月达成了“美国 - 朝鲜日内瓦核框架协议 ”，于 1995 年初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 ”。这段时间 ，中国对朝鲜采取较为被动的物资援助的政策 ，同时积极发展与韩国的关系 ，并不过多介入美朝事务。[53]
　　1997年以后 ，中美关系一度转好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也转趋积极 ，协助组织了美、中、朝、韩“四方会谈 ”，克林顿卸任前夕 ，中国更促成了金大中对平壤的历史性访问。而自小布什执政后 ，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战略出现重大改变 ， 中国竟变成“战略竞争者 ”，朝鲜也被美国列为所谓的“流氓国家 ”之一 ， 认为必要时应当加以“先发制人 ”的打击。[54] 能源开发计划也被无限期停止。考察 2000年美国政权交接前后 ，体系权力分布并无重大变化。则美国对华、对朝态度的改变 ，恐怕必须从体系最强国国内层次的因素去分析。
　　虽然危机不时升高 ，但是小布什政府对朝鲜的敌视却未发展到美军攻打伊拉克的程度。当美国进攻伊拉克之时 ，朝鲜于 2003 年 1月宣布退出《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 》，美朝关系紧张 ，中国从中斡旋与协调。中国安排美、朝于同年 4 月 23 日在北京会谈 ，成功地缓和了东北亚局势。此后 ，一系列的多边对话在华盛顿、北京、平壤、汉城交叉展开。稍后美、中、朝、韩四方又达成一致 ， 同意俄、日两国加入2003年 8月的北京会谈 ，开启了今日朝核“六方会谈 ”的先声。[55] 后来又在六方会谈机制下成立了若干工作小组 ，逐渐走上常态化。现在各方基本同意无核化的远景 ，朝、美两方也做出了更多让步 ，六方会谈可以说非常成功。出于中国为美国争取了适时的缓和 ，有美国论者以为中国在朝鲜半岛一改“卸责 ”模式 ，已成为责任承担者。[56] 美国官员进一步期许北京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时任国防部长且长期警惕中国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 sfeld) 也于 2005年 9月象征性地首访北京。
　　中国未曾在朝鲜半岛积极采取制衡美、日、韩的战略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自己争取韩国改变战略姿态增加了信心。而美国没有在朝鲜半岛积极制衡中国 ，其原因有三： (1)日本的“责任承担 ”已经接近美国满意的水平； ( 2)顺势将难以捉摸的朝鲜“卸责 ”给中国； (3)韩国内部战略气氛的不确定性。美方认为核化的朝鲜 ，将同时正当化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拥核权利 ，崩溃的朝鲜首先也不利于中国的大局 ， [57]而强硬迫使韩国配合美、日也恐事倍功半 ，不如后撤驻韩美军 ，强化美日同盟 ，卸责中国。此处也有必要对中韩关系的情况 (截至 2007 年 ) 稍加介绍。
　　中韩建交后 ，两国在贸易与投资上的增长非常迅速 ，双方人员的交流频度也大幅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地缘接近和经济上的比较优势 ，中方虽对韩国对华出超偶有怨言 ，但总能为大局着想；另一方面则是 20世纪 90年代后韩国政坛盛行“阳光政策 ”，企图借由经济援助软化朝鲜 ，为未来统一朝鲜半岛预做准备 ，这当然需要中国的默许。[58]中、韩的接近使得近年韩国民意倾向认为 ，与其陆界相连的朝鲜的核武器对韩国的威胁并不如美、日所说的那么严重 ，中国也不像是直接的“威胁 ”，反而是美国的政策和美军的表现令部分韩国民众颇为反感。在韩国战略学界 ，亲美与亲中的比例也趋向分庭抗礼之势。[59] 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看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积极政策在韩国赢得了比以前更多的相对影响力 ，这自然引起了美国的忧虑。
　　(三 )小结
　　基于前述冷战后中美在东北亚区域的互动概述 ，可以初步获致以下观察：
　　第一 ，中美两国在本区域的军事能力对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军事现代化虽局部改善中方在特定区域的活动力 ，但也导致日、美等国军事上更积极的协作。中国在朝鲜半岛增加的影响力 ，主要来自中韩经济合作、韩国政治生态变迁与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外交努力 ，而非中国的军事“扩张 ”。第二 ，水体阻隔或陆地接界并未使得中、日减少彼此的戒心 ，也未增加韩国对中国的恐惧。也正因为这一吊诡现象 ，美国可以对日本实施“卸责 ”，但却无法将此策略延伸到韩国。其原因有三点解说：其一 ，米尔斯海默可能会辩称 ，因为日、韩并非体系大国 ，不完全适用新现实主义。其二 ，这也可能是因为现代武器投射能力的特质已经超越了水体局限 ，所以中国不会因为水体阻隔 ，减少对美、日现代化的优势军力的担忧。而后面这一项 ，是米尔斯海默理论估计不足的。其三 ，笔者还要指出 ，国家单位所担心的并非都是地面部队决定的零和胜败。在偶发危机或长期紧张中 ，害怕沦于劣势地位而对国家政权的正当性造成打击 ，或者担心常规水面、空中的冲突对经济的破坏 ，可能是更重要的顾虑。
　　第三 ，中、日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之后 ，制衡对方军事优势的作为明显。但中、美两国则难以断言互相实行长期一致的制衡。美国在东太平洋“卸责 ”日本 ，争取成为中日间的枢纽 ，在朝鲜半岛却“卸责 ”中国。中国基于对韩外交成就以及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需要 ，也顺势接受美国的“卸责 ”考验 ，并扭转了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强硬制衡的态度。解释这一现象可以有几个角度：首先 ，美国自视对其他大国军力上的大幅领先 ，区域霸权已经上升到接近体系霸权的地位。何况有日本甘愿制衡中国 ，把朝鲜和韩国扔给中国 ，如一时有外交损失 ，也在霸主可管理的范围。而中国却自信它周旋于朝鲜半岛的熟稔 ，将使美国的卸责失计。其次 ，如果以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俄罗斯军事实力对中国的巨大领先来辩称中国目前仍不具备体系中的大国地位 ，则中国在东亚既无卸责对象 ，它选择制衡超强也就没有意义。所以北京先“搭便车 ”合作 ，稳定国内经济改革和优化执政 ，才是更合理的选择。第二个解释显然逸出了米尔斯海默的考虑范围。第四 ，非体系层次因素导致的冲突或变化 (如政府改选、恐怖攻击等 )会对国家判断体系能力分布与敌我态势造成影响。例如 ，小布什政府初期有坚持制衡中国的愿望 ，但是九一一恐怖袭击却对此造成重大变化 ， 外界认为的“火神队 ( the Vul2cans) ”[60]进攻性国策对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影响已大不如前。四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亚
　　(一 )体系现状与新现实主义的假定
　　中国和俄罗斯是欧亚陆权大国 ，两国在中亚与远东共有陆地边界 4 600 公里。从清代到 20 世纪80年代 ，边界纠纷始终是常态。[61] 因此理论上 ，巨大岛国如日本、美国 ，可以善用“卸责 ”战略 ，让中、俄相互消耗。冷战中期以后 ，美、日确实成功地使中国来分担制衡苏联的责任 ，终止了越南战争后苏联霸权在亚洲扩张的危机。
　　华尔兹等认为冷战虽然结束 ，中、俄仍具备与美国竞争的大国条件。若然 ，美国必会制衡中、俄。但有中俄漫长的边界与历史性的紧张关系可资利用 ，美国照说应该会沿用冷战时的“卸责 ”，一方面与中、俄保持协调 ，另一方面诱使中、俄继续相互制衡、相互消耗 ，则美方的离岸平衡盘算便可确保 ，也不会导致华尔兹所说的“过多权力 ”的风险。同样 ，中国与美国有广阔水体阻隔 ，美国又在体系中占据优势。倒是俄罗斯在东面紧邻阿拉斯加 ，西面遭遇北约东扩。所以合理假定中国也会遵循“卸责 ”逻辑 ，鼓励俄、美对峙 ，自己规避。除非美国直接制衡中国压力极大 ，或俄罗斯无法单独担当“承揽者 ”，中国出面主持制衡美国的活动 ，将会违反新现实主义的理性计算。
　　(二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俄在中亚的互动冷战结束初期 ，俄美关系气氛一度比中美友好 ，这较少是因为体系改变 ，而主要是出于中、俄两国的内部原因——叶利钦 (Boris Yeltsin) 受益于西方支持而亲美以及 1989年中国遭到西方联合施压。中国因为新俄罗斯意识形态亲西方 ，起初也没有对叶利钦政府表示热切友好 ，所以两国关系之改善仅达到“只握手、不拥抱 ”的限度。[62] 加上邓小平、江**等领导人仍极为重视中美缓和 ，美国算是占着中、美、俄三角的枢纽地位。
　　然而 ，此一情势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美国持续的北约东扩政策 ，加上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对俄经援未见实惠 ，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升高。[63] 俄罗斯对体系情势重新估计的结果 ，与台海危机后面对日美加强安保压力的中国产生交集 ，其“新欧亚政策 ”逐渐取代当红的大西洋派。[64] 此一调整的后果 ，即是 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和“上海五国 ”机制的出现。[65]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不少美国的研究认为俄罗斯大国地位更加削弱。[66] 普京总统虽然颇为灵活 ，但战略上小布什政府对俄扩大相对利益的步伐却更加坚定。最令人瞩目的措施包括美国决心扩大核优势 ， 2001 年退出反导条约体制 ，继续吸收俄罗斯周边邻国加入北约 ，协助推动俄罗斯邻国反对派在东欧、高加索甚至中亚地区推动“颜色革命 ”等等。上述事件在地缘上对俄罗斯构成极大压力。这些压力应能合理解释俄罗斯若干靠近中国的姿态 ，因为俄罗斯无法单独承担制衡超强的任务。新现实主义自然会把中、俄这些姿态看成是联合制衡美国。显着的措施包括： ( 1)两国完成边界协商 ，于 2005年 6月完成边界协议批准 ， [67]此一协议旨在进一步减少两国因历史问题发生争执的可能性；(2)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 ( SCO )成员增加军事演习的频度和规模； ( 3)俄罗斯积极向印度进行军售的同时 ，也鼓励中国与印度改善关系； [68] (4)中、俄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和成员扩充。
　　上海合作组织近年引起美欧各界较大的关切 ，认为它是两个陆权大国“联合抗美 ”的产物。[69] 20世纪 90年代的上海五国机制 ，其起源是中、俄的自助需求 ，主要目的是安定两国中亚腹地 ，遏制新兴的宗教与民族极端主义活动。它的本质是信心建立措施 ，而非直面美国。[70] 不过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进军阿富汗 ，并在中亚设置规模不等的军事设施 ，给予各国对应的经济援助 ，而使中、俄无法回避在中亚面对美国新兴势力的事实。[71]
　　迄今为止 ，中、俄之所以能维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势 ，可能既有地缘结构性的原因 ，也有即期偶发的原因。结构性的原因是由于中亚国家领导阶层都是温和保守的穆斯林 ，对于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忌惮。同时 ，这些国家军事能力弱小 ，缺乏单独维持国家安全的必要职能。[72] 美国将“颜色革命 ”经验移植至此 ，虽在吉尔吉斯斯坦短暂获得成功 ，却使区域各国当局更加恐惧。小国们打“美国牌 ”的风险太大。以此结构性因素为背景 ，一个近期偶发的事件更有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团结 ，即 2005年 4月 ，美国所支持的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示*的失败。此次事件之后 ，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提出了关于美国公布撤出中亚时间表的要求。结果是美国撤出了乌兹别克斯坦 ，遭受的挫折不小。
　　中国在中亚区域除了配合俄罗斯组织多国演习 ，近年来也更好地发展经济影响力 ，推动“睦邻、安邻、富邻 ”的政策。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的贸易从 2001年到 2005 年增长了一倍 ，中哈油管已于 2005年接通 ，中国还在 2006年倡言 ，要于15年内让该组织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这类远期承诺虽然还有待落实 ，但让俄方担起中亚军事安全领域的领导 ，中国则专注经济领域的软性影响力 ，是睿智而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