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的国际科学合作应该“功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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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中国如何低调处理自己的崛起，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与此相伴随的，总有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这对于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有不小的负面影响。从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受阻（如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失败），到西方国家制订“瓦圣纳公约”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无不体现出西方根深蒂固的“中国威胁”意识。
　　事实上，怀疑与猜忌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个沟通问题。从策略上看，如果能在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域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应该有助于缓解或者冰释这种不信任。目前，在一些重大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的路子。
　　中国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就是中国参与重大国际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ITER计划倡议于1985年，并于1988年开始实验堆的研究设计工作。经过13年的努力，耗资15亿美元，在集成世界聚变研究主要成果的基础上，ITER工程设计于2001年完成。此后，经过5年谈判，ITER计划七方正式签署了联合实施协定，启动实施ITER计划。该计划将历时35年。
　　中国于2003年1月初正式宣布参加协商，1998年曾退出该计划的美国在2003年1月末由布什总统特别宣布重新参加ITER计划，韩国在2005年被接受参加ITER计划协商。印度于2006年加入ITER协商。
　　2006年11月21日，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联合实施协定及相关文件的正式签字仪式。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中国在ITER计划中具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完全合作伙伴”身份。参与各方分担ITER的建设资金。在ITER建设总投资的50亿美元（1998年值，现在估计将超过100亿欧元）中，欧盟贡献46%，美、日、俄、中、韩、印各贡献约9%。
　　实际上，在参与ITER计划之前，中国已参与了不少国际科学合作项目，这就是科技界此前提出的“大科学”合作。
　　所谓“大科学”，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就其研究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许多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成本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一个国家的能力，单凭一国的科研力量与财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研究。因此，必须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合作进行。
　　此前，中国在重大科学工程上，曾经走过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阶段。现在中央强调的自主创新战略，将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自主创新进一步强化。
　　在我们看来，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根本路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更大程度上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反而还要求中国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到国际重大科技合作中去。
　　我们认为，中国首先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国际重大科技合作。研究中国参与“大科学”合作项目的过程可以发现，过去，中国更多地是从学术视角来看待和参与“大科学”合作。比如，中国在参与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国际合作项目时的一个指导思想，是考虑到高能物理一般不涉及短期的商业回报、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巨大、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等，参与科学合作的可能性很大。
　　这种指导思想完全是一种学术思路。在中国调整科技战略，强调科技要为经济服务的情况下，中国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应该有着明确的“功利”目标，要有助于提高自身在某些具体领域中的科技水平，有助于将科技能力转化成工业能力和市场能力。完全从科学研究出发，缺乏战略定位，只能是始于学术、终于学术。中国的参与应该着眼于学习国际科技前沿的技术，加强自身的科技力量储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且最终分享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成果。
　　应该意识到，中国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这不只是科技领域的合作问题，而是中国参与到了某种“国际俱乐部”中去，这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科技领域的一个反映。如果中国有意识地参与一系列的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将有助于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的隔阂，有助于中国寻求更大的国际认同。国际上对中国的敏感和不理解，将通过合作来稀释和淡化。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科技部门的官员已经开始重视战略定位与布局的问题，如思考国家怎么定位、如何从国家层面进行布局、政府要发挥什么作用等问题。这种战略上的思考，对于中国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同样适用。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未来，中国的国际合作必须面向全球化，从一般性的科学技术交流向全方位转变，向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方式转变，向体现中国的国家战略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