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倒行逆施的农奴制经济

nicholasxw · 发表于 2010-12-14 00:32:31

前言
通古斯原始部落由怒尔哈痴穷四十年之力完成了内部的整合，所谓“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清武皇帝实录》卷三，第8页下），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再以“满万不可敌”的姿态趁中国内乱之际呼啸南下，在汉奸的帮助下，通过军事手段迅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巩固其统治地位则结合了汉奸的意见，采取了文化和经济手段。本文将抛开文化因素，专从经济入手，向大家展示满清入关后赤裸裸的经济殖民政策。
一、圈地运动
从寒冷且物质极度匮乏的东北进入繁华的中原，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满清统治者们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准备享受了。为了维持以满清皇帝为首的女真贵族利益和八固山（八旗）批颊（披甲）人的寄生生活，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所谓“圈地”其实就是强占，什么“圈拨”、“兑换”、“拨补”都是虚伪的口头承诺。官员一到地方，在空地上立一桩，系上两条所谓的“部颁绳索”，然后两匹马各拖一绳，各跑半圈，就象圆规划圈子，而圈子内的土地、房产、树木、林苑立即就被侵占，成为所谓的“官田”而按照比例分配给满酋、贵族、批颊人，这些人则驱使汉族奴隶进行开垦生产，以供剥削压榨。当然，这样做的最大目的还是为了维护通古斯集团的统治地位。八固山批颊人出征朝廷并不提供装备，马匹、武器等什物均需自己负担，给批颊人们足够的地产，自然能让他们轻而易举地准备这些杀人的装备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京郊即有十六万至二十二万顷的土地被圈占，占当时可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八，影响波及北京周围五百里。而生活在被圈土地内的各族人民则流离失所，困苦万状：“田地多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清世祖实录》卷十四），“流民南窜，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鸟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民间展转流离，哭声遍野，……夫今日之游魂乱贼，即前日皇上之织婢耕奴也”（《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等等，在由满清严加控制下写就的《清史》都这么描写，可见现实场景有多少凄惨。失去母国荫护的华胄子民在如狼似虎的异族统治下，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杀予夺，只在人家一念之间而已。

二、制订逃人法
满清入关前夕，其部落社会状态还处于母系原始社会阶段，如沈阳故宫的建筑形式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个特色。刚刚入关，从关外带来的原始社会形态根本不能一下子消灭，甚至皇族内部都频繁地发生乱伦通奸而不受道德舆论的谴责。这样的习俗反应到社会经济上，自然要给它打上原始野蛮的印记。
清初，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和圈地，所有的八固山（八旗）贵族和普通批颊人（披甲人）阶级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奴隶，他们获得奴隶的途径有四条：
1、通过战争俘获的俘虏。“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仆”；“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这些大量的无辜各族人民被强制沦为奴隶，再加上大量的所圈土地，使满清治下的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农庄。
2、买卖人口。入关以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贩买人口为奴仍存在。北京就有“人市”，“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从焉”,在满清治下,汉族人民是可以与各种牲口一起自由买卖的.而且买卖人口是清政府法律所许可的，康熙二十二年规定：“旗下官兵，须用奴仆，除直隶各省大小文武官员及驻防将军、副都统，不准买所属之民外，其余仍照旧买人”，所以，文武官员竞相“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
3、将罪犯及其家属没入为奴。这样的奴隶也占相当数量，凡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往往家产充公，家属发给“批颊人”（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为奴。《满清律》规定：“谋反及大逆”之家属，“男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所谓为奴,实际上女性被充作军妓,日夜供杖艘?反复轮奸(某些人所谓的融合),男人成为苦力,除去必要的生活保障外，一切产出均被无偿地侵占,以供其玩乐.
4、投充的奴隶。满清入关后，宣布“贫民无衣无食”者，准“投入满洲家为奴”。实际上，女真依靠权势，强迫大批汉民投充为奴。“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汉人投充之后，身分降为奴隶，生活处境更为艰难.
满清就是这样为了在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惜开历史倒车的。这样野蛮黑暗的压迫如何不激起人民的反抗？已经成为满清奴隶的众多汉人不能忍受如此无耻血腥的压迫，自杀逃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康熙，这个阴谋家也不得不自供说：“朕见旗下仆婢，往往轻生，投河自缢，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先时，满洲往往轻毙其家人，朕乃立为差等之罚，今此风则少息矣”。奴隶主杀他的奴隶，只要受“差等之罚”就可以了，而所谓的差等之罚，实际上只不过是增加一些赋役罢了，大多也是走走过场，或者由汉人代为埋单，最后还是由汉人来承担他们犯下的罪恶，而即使是这样的惩罚，也不是满酋良心发现，而仅仅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已。

由于汉族奴隶的大量逃亡，使满清统治者感到危机，认为奴隶逃亡将首先损害批颊人的利益，批颊人又是满清立国和维护罪恶统治的基础，于是制订出极其狡诈阴狠的《逃人法》。其具体内容是：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的，各鞭一百，流徙边远”。用白话说就是逃跑的奴隶只给予轻量的处罚，而窝藏的人则要毫无回旋的予以抄灭，甚至株连乡邻。以严厉惩罚“窝主”为侧重点的逃人法不惜株连众多，引发公愤，也要保障其八固山统治集团的利益，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至理名言。

三、揭开清初所谓“轻徭薄赋”的画皮

首先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清初所谓的“轻徭薄赋”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决不是满清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恩惠。长期的战争破坏已经使汉族人民在经济上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满清统治者再也不可能从“奴才”们身上榨出多余的汁液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既成的现实而对赋税进行部分的调整，这就是“轻徭薄赋”的实质。
但是，仍然要指出的一点是从孙子到糠稀，各地规模不等的抗清运动和三藩起义从未断绝，某些现代叫兽们盛赞的盛世中所谓的“轻徭薄赋”大多只停留在纸面上。连满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蠲免赋税，有名无实”（《清世祖实录》卷一○九），因为女真入寇明代加收的三饷虽除，但又“易剿、练等税为草豆名色，加征如故”（《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圈地和逃人法，满清入关给中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带来的不是某些畜生嘴里所谓的“统一和盛世”，而是灾难和噩梦。
后话
不论民族，单从历史家的眼光来看，满洲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以原始而简单的力量肃清明廷遗留的诸多历史死结，再以一种野蛮血腥的权威对中国加以仲裁的力量，薙发易服以一种极其强硬的姿态执行，期间勿论年龄性别出身，反抗者即格杀之,数目至今难以统计。相反,明廷面对诸多难题,却无法以这种简单却十分有效的手段推行社会改革,这是两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女真人又受到来自中国内部人员的说教，开始学习以正统自居，以文化驾驭精英阶级。这个时候，中国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身处非常尴尬的境地，抵抗无处着力，投降则被道德所不容，于是很多人就选择了隐居，一如黄宗羲晚年称糠稀为“圣天子”。

可是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推动，满清帝国从入关之日起到建立起一个红薯（依靠红薯大量繁殖自己所需要的奴隶以供剥削）帝国直到被西夷看穿为“瓷器国度”（意为一碰就碎），其经济始终处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状态，无论如何掩盖，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从此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帝国的黑暗和反动，更可以看出是时之通古斯人实为人类社会之最大毒瘤，他们不但摧毁了一个文明而需要建设的伟大帝国，竟然还在其原址上建立起一个黑暗血腥的反动帝国，致使我们至今仍然饱受世界的歧视和生活困苦的折磨，想来不得不令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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