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边线上的学者们约瑟夫·奈 文 海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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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任命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进入他的政府就职，但至今未邀请政治学家忝列高官队伍。事实上，最近对2,700多位国际关系专家进行调查的编辑宣称“象牙塔周边的围墙从未象现在这样高不可攀”。
     
    尽管过去曾经有象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重要的学者获得过高级外交职位，然而这条通道却正日渐变成单行道。不只是很少有国际关系方面的一流学者进入政府任职，那些进入政府也很少有回来继续理论研究的。由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协会所做的2008年的教学、研究和国际政策民调显示，在过去的五年里有25位学者被评为是“提出最有趣的学问”的人，而这其中只有三位曾经担任过决策职位（两人在美国政府中任职，一人在联合国任职）。两者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的失误之所以出现，其错误不仅在政府，也与学院派自身有关。
     
    学者们对于他们的工作与政策领域如何相关的问题漠不关心。在许多科系，关注政策可能对学者的事业造成损害。对于那些发展数学模型、新方法论或提出以专业术语表述而政策制定者根本一头雾水的理论的学者而言，研究的推进愈益突飞猛进。对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创刊以来全部文章内容的分析表明，在前半个世纪，它有五分之一的内容涉及政策建议或批评，而在1967年以后类似内容的文章屈指可数。该杂志主编Lee Sigelman在其创刊百年纪念的致辞中评论道：“如果‘向权力讲出真相’和直接与公众进行有关各种各样的政策行为的利弊的对话仍是这项职业的一个功能的话，翻阅这一领域的最主要的杂志并不传达同样的信息。”
     
    作为公民，人们可能会认为学者有责任尽其所能帮助改进政策观念。而且，这样的参与能够增强和丰富学术工作，并因此提高教育下一代人的能力。正如前副国务卿戴维·纽森于十年前所说的那样：“如果不考虑对未来一代的教育、不考虑学术共同体在国际问题和国际事件上对公众和官方认知的未来的影响力，大学学者们日渐退隐到理论与模型的幕布之后的趋势并不不会有太大额影响。教师播下塑造每一代新人思想的种子；这可能就是学术界最持久的贡献。”然而，学者们往往教授与其他学者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这些却与坐在教室里、面对着他们的绝大多数学生毫无关联。
     
    一些学者说，尽管理论与政策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可能会使政策制定遭受损害，但它却能够产生出更好的社会科学理论，这比这些学问是否与政策相关更重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鸿沟是知识增长和专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没人能够跟上他们的分支领域的发展，更别说能跟上所有的社会科学。然而，危险恰在于学术理论正对日益丰富的现实问题丧失发言权。
     
    即便是学者通过在杂志、报纸或博客上撰写文章，或者通过为候选人或公职官员提供咨询等方式来增加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微弱影响，他们依然需面对诸多竞争者。美国有1200多个思想智库不仅提供意见，而且智库专家时刻准备着发表即时评论或参考意见。尽管这些新的传动机制中的一部分可以作为学术思想的转译者和额外的发布渠道，但是它们往往被其创办人和资助者的偏见所污染。作为一个群体，智库在涉足领域、资助项目、意识形态和定位上形色各异，但是大学通常提供着一个更为中立的观点。尽管制度路径上的多元主义于民主政治益处多多，然而，政策过程由于学术共同体的隐退而遭到了削减。

     
    解决之道必须经由学院自身的评估才会出现。科系在雇佣和提拔年轻学者时应当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和影响给予更多权重。学术杂志应更重视评估服务于现实的关切性。特定区域的研究值得引起更多注意。大学能够通过激励高级职员更多参与现实世界的行动促发人们对世界的兴趣。这也应当包括对不受欢迎的政策倾向的容忍。人们可以提出很多类似有用的建议，但年轻人不应当期待它们会立刻得到贯彻执行。其实，学术界的趋势恰好相反。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和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前任院长。2008年的教学、研究和国际政策民调显示，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贡献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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