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质量”系列：国际联动与民主化斯蒂芬·勒维斯基 卢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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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勒维斯基是哈佛大学从事政府研究的副教授，卢坎·维则是坦普尔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也是哈佛研究院专攻国际和地区研究的访问学者。他们最近合著的作品专门讨论了冷战后几种威权政权相互竞争的情况。
     
    冷战结束给世界上的极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苏联的解体使苏美两国的附庸国所接受的援助大幅减少，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军事和经济的优越性、本国政权合法性的名存实亡都为发展中世界的精英采用规范的民主体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结果公然的威权统治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消失了，大部分都为基于多党选举的制度所代替。可是，大多数选举体制的产生却不是民主的。90年代期间, 在很多多极分化的国家，比如白俄罗斯、柬埔寨、克罗地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俄国、塞尔维亚、斯洛伐克、乌克兰、赞比亚、津巴布韦，竞选和民主步骤的滥用是共存的。2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 “竞争威权”。
     
    这些政权的确都是文官统治的政权，其中也的确存在带有民主性的制度以及有价值的权力竞争，但是当今的政治学界都倾向于认为这样的统治不能称为民主。3很多这样的统治最初被认为处在向民主的“转型期”,但事实越来越清楚,根本不是那回事。虽然有的“竞争威权”的政权在后冷战时期逐渐民主化(如克罗地亚、墨西哥、秘鲁、斯洛伐克和台湾)，其他则要么保持稳定的专制统治(柬埔寨、喀麦隆、马来西亚、俄国和津巴布韦)，要么颠覆了民主政府但却没有转向民主化(如1994年的白俄罗斯、马拉维、乌克兰和1991年的赞比亚)。
     
    这些政权选择的不同道路很大程度来自于西方国家对其施加的不同影响.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均衡地影响到所有国家. 外界民主化的压力,民主传播的方式,外交和军事压力,多边的政治制约,民主援助项目和跨国的人权与民主网络在一些地区 (如中欧和美国) 比另外一些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苏联)更为集中，也更为持久. 为了更好理解这种差异, 我们可以从两个尺度考察冷战后的国际环境: 来自西方的压力(体现为一国对来自西方压力的承受能力)和与西方的联动(体现为一国与美国,欧盟和西方领导的多边机构联动的亲密程度).
     
    无论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还是与西方国家的联动都在后冷战时期提高了专制主义的成本. 但是演变作用的机制如外交压力,政治制约和军事干预远远不能将后冷战时期的独*政府民主化. 而一国与西方的联动却对该国民主化进程起着更为持久，也更为微妙的作用.
     
    演变的等级
     
    西方的演变可以通过专制政府对外界民主化压力的承受能力进行考查. 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者们有很多方式施加压力, 比如政治制约和惩罚性的制裁,外交压力和军事干预. 这些措施对专权政府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威胁). 西方演变作用的程度由至少三个因素决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大小、军事和经济实力.面积狭小、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如大部分处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远比那些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国家更难以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 在对付更大更强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上, 禁运,威胁,军事力量和其他从外界演变的手段就不那么可能被采纳, 即使采纳了也不是那么有效.
     
    第二个因素是西方国家内部的外交政策上也存在着相互竞争. 在西方国家有着生死攸关的经济或安全利益的国家中，好比中东和东亚的某些国家, 平衡作用可能很有限, 这些国家对外界民主的压力也不那么会示弱. 在这些地区, 西方国家不大可能就政治改革的要求达成共识, 因此就限制了这些要求的有效性. 最后, 在政府可以从另外一个地区大国得到政治经济或军事支持时, 西方的平衡作用就会减小.比如俄国给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的独*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南非对津巴布韦的援助使罗伯特·穆加贝总统从2000年到2005年饱受剧烈的国际民主化的压力. 在中欧和美洲除了欧盟和美国没有别的地区霸权, 所以欧盟和美国就是 “独此一家”.
     
    演变作用提高了镇压、选举欺诈和其他政府滥用权利行为的成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欧,拉美和加勒比海等西方大国施加平衡作用的地方,国际压力对阻止或结束全面的独*统治起到了很大作用. 90年代期间, 西方的干预帮助厄瓜多尔,海地,危地马拉,巴拉圭阻止或击退了军事政变, 外界压力也迫使独*者放弃权力或采纳多党选举, 就如在贝宁湾,乔治亚,肯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所发生的.
     
    然而, 西方国家对选举的独*统治施加的压力不足以说服他们彻底的民主化. 即便是在90年代的全盛时期, 西方民主化的压力也是不连续的，并且经常不那么有效.4除了欧盟的扩大这个例子以外，政治上的限制经常被证明是不能促成彻底的民主化的. 西方国家主要关注的是自由选举,经常忽视一些基本的民主问题，比如公民自由和平等. 一旦一国实行了选举制度，就算选举并不能带来民主(如1990年代的赞比亚,肯尼亚和秘鲁)，该国就溜出了西方的关注焦点. 结果，后冷战时期很明显的独*行动，如军事政变或取消选举，经常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 但是西方的压力却不能阻止小程度上的权利滥用, 包括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操纵, 对反对派的****和程度严重的选举欺诈.
     
     联动的程度
     
    西方的演变最起效果的时候是一国同时和西方产生广泛的联动的时候. 一个政权和西方联动的程度可以被定义为它和美国、欧盟和以及西方主导的多边组织机构的联动程度. 这种联动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联动, 包括信贷,投资和经济援助;
     
    地理政治联动, 包括和西方国家政府及西方领导的联盟和组织;
     
    社会联动, 包括旅游,移民,少数民族社区和西方的精英教育;
     
    交流联动, 包括跨国界电信,互联网连接和西方媒体的传播；
     
    跨国民间组织联动, 包括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教堂, 党派组织和其他的关系网络.
     
    虽然说这些联动来自于多种原因, 包括殖民历史, 军事占领, 地理策略联盟和经济发展开放等等, 但主要原因还是地理.5离美国和欧盟近的国家一般与欧美的经济往来也更多, 政府间和民间组织间的联动也多, 跨国界人口和信息流动也大. 因此, 除了几个例外(如以色列和台湾), 中欧和美洲国家与西方的联动比非洲,中东和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要多.
     
    联动增加了独权专政的成本, 这体现在：1)独权政府滥用职权将在西方得到更大的关注; 2) 增加国际上对此的反应; 3)增加了国内赞成民主原则的支持者; 4) 在与独*者联动的同时加强民主力量.
     
    政府滥权所受到的国际关注. 受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关注的国家，一般都是与西方国家有着频繁交流和广泛的精英层面上的联动的国家, 这样其政府滥权就会在西方国家引起很大反响. 跨国人权组织的游说, 海外难民群和国际党派组织甚至夸大民主进程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因素, 如对反对党和媒体的****. 例如, 秘鲁政府于1997年查抄了巴鲁·艾切尔的电视台, 艾切尔随即利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游说活动, 结果美国国务卿艾德林·奥尔布赖特, 美国参众两院和华盛顿邮报都对这一事件表示公共谴责. 同样的，由于斯洛伐克反对党与西方政客和党派组织联动过于密切, 当时执政的维拉港迪米尔·弥以阿尔政府曾被欧盟当作冒犯议会的规范、侵犯委员会权职的政府. 相反, 对那些与西方联动较少的国家如白俄罗斯, 柬埔寨,乔治亚,肯尼亚和津巴布韦, 国际关注相对较少, 并且只是关注特别严重的滥权.
     
    国际反应的可能性. 联动还增加了西方政府对威权政府滥权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包括媒体更广泛的报导和非政府组织的游说, 遭到流放的海外难民和其西方盟友们对西方政府也会增加压力, 使其采取行动.6例如, 海地难民组织, 人权组织和美国国会黑人同盟频繁的游说, 在1994年就对成功说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克林顿最终采取行动、强烈反对海地的军人统治. 在中欧, 广泛的来自匈牙利的游说活动迫使欧盟对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施加压力, 取消两个国家对匈牙利少数民族人权不利的政策. 相反, 因为美国和欧洲支持非洲人权和民主的人较少, 因此国内就没有人对政府施加压力反对那些地区的人权侵犯. 西方政府也倾向于关心他们有切实利益的联动频繁的事件: 加勒比海盆地和中欧的政治不稳定则更容易造成不良后果, 诸如难民流向等问题是美国和欧洲有切肤之痛的问题.
     
    创造国内的民主利益攸关方 联动也塑造了国内参与者的偏好.通过增加个人,公司和组织与西方在人际关系,经济和学术上的联动，该国出于它对国际惯例的遵守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相反，国家对国际惯例的冒犯则会威胁到其在西方民主阵营的位置, 所以这些 “跨国内”的参与者有动力反对类似的滥权.对依赖于跨国经济活动的企业来说, 政府违反规则的举动会引起贸易和投资的巨大转变. 对受西方教育的、想要得到西方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源或就业机会的技术性官员来说，参于极权或是侵权的政府治理行为，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和西方的联动可能因此吸引那些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精英们在威权政党内部进行改革(就像克罗地亚,墨西哥和台湾所发生的)，这些精英也可以投靠反对党(如在斯洛伐克和在90年代中期的罗马尼亚所发生的).7 与西方的联动甚至可以影响投票者的偏好: 墨西哥,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的公民都期望通过和美国或欧洲融合可以带来繁荣, 从而他们倾向于反对那些不赞同融合的政府。
     
    如果国内政治家们对所在政权在国际上的形象十分敏感, 该国与西方的联动就会模糊国际国内政治的界限,将国际规范转变为国内需求. 占支配地位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精英将会同意冒险, 通过国际孤立的方式迫使政府难以保持稳定地支持独*统治. 例如, 1992年阿尔韦托·藤森的总统政变威胁了秘鲁融入国际金融系统的愿望, 技术和商业精英则游说他抛弃匹诺切特式统治的计划, 提前进行竞选. 在塞尔维亚禁运和国际隔离的严重后果是---经该国家的亲欧盟派夸大----汨罗索维亚的军事**部队的支持在2000年对维护统治丝毫未起作用.

     
    改变国内权力平衡. 联动还在偏向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国内权力分布. 首先, 与有影响的国外参与者的联动可以帮助保护反对党不受****，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声誉.8例如在墨西哥, 经由国际媒体报导和广泛的跨国人权和本土的权力集团帮助保，1990年代中期的查巴达运动就没有受到军事镇压. 第二, 西方政府,政党,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经常给反动运动提供重要的资源, 帮助反对派和顽固的威权政府进行公平的对抗. 因此, 在尼加拉瓜反对党,公民和媒体的美国基金会有效地缩减了统治政府桑地诺和国家反对联盟之间权利的不平衡, 使反对党于1990年获选. 斯洛伐克, 欧盟和欧洲党派帮助弱小分散的反对党于1998年打败了维拉港迪米尔·米卡莱克.9 在塞尔维亚, 大量的美国和欧洲对该国独立媒体和反对党的援助使他们能够在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和斯罗布丹·汨罗色维亚公平竞争.10
     
    第三, 和西方的联动可以加强国内支持支持民主的参与者. 强大的西方盟友可以通过使反对党引进西方的理想,或更具体的就是使他们说服选民和经济精英以便该国在西方的民主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 进而增加反对党领导的声誉和公共支持. 例如, 在尼加拉瓜, 桑地诺政府承受的战争和贸易禁运由美国赞助、并且耗资巨大, 国家反对党联盟由于许诺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反对武装也从和西欧的亲密关系中获得同样的利益. 另外, 独*者在西方被遗弃的地位被视为对他们所在国家的地区和国际地位的严重威胁, 因此独*者还可能在国内公众支持方面付出巨大的代价.
     
    联动和演变不一样，它是软权利的主要方式.11这种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间接的,经常还是不可琢磨的. 然而, 联动广泛存在的地方, 就能产生多方的压力---从投资商到技术专家到选民----没有独*者能忽视这些因素，否则他们将付出巨大代价. 总之, 联动远比单单演变产生的民主化压力更有说服力,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