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枪击事件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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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科蓝这样的企业和徐氏兄弟这样的企业家，仅仅依靠“不要给中国人形象抹黑”的道德规劝无济于事。如何将“土生中企”纳入监管和促进其进化，是解决中国企业在非洲问题的关键
　　【财新网】（评论 | 陶勇）在“矿带地区”，赞比亚反对党爱国阵线（FP）势力根深蒂固，其领导人萨塔（Michael C. Sata）经常以矿工、矿难和“中国掠夺”为题材，打着“赞比亚是赞比亚人的赞比亚”旗号，向执政党多党**运动（MMD）发难；而以卢萨卡等大城市为基地、代表赞比亚工商业和“城里人”利益的MMD，则往往打压“矿带地区”的工运，并竭力鼓励和维护中国资本在当地的投入和经营。
　　2011年赞比亚将迎来又一轮总统大选，类似的“中国热点”将会再次被激发，此次科蓝事件，恐怕也不会仅仅是一次孤立事件。
　　事实上在“矿带地区”，类似的暴力-枪击事件因治安瘫痪而并不罕见，然而并非每一次纠纷都会被放大。“矿带地区”的“中国纠纷”第一次大曝光是2006年7-9月，当时恰是萨塔挑战总统宝座的紧要关头；第二次则是2008年3月，谦比希CCS风波爆发，就在事件发生的同一天，中国-赞比亚自由经济区协议签署，根据这项协议，谦比希地区将成为一个特别开发区，允许外国公司自由经营。耐人寻味的是，签字仪式在卢萨卡举办，管理经营者为赞比亚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是“卢萨卡人”，以及与之合作的外资（主要是中资），但“自由经济区”却设在“矿带地区”的谦比希，这等于是说“谦比希出血，卢萨卡和外国人分红），自然更容易刺激当地人敏感的神经。
　　此次科蓝“枪击事件”的新闻在事实尚未厘清的情况下不胫而走，短短两天就传遍全球，当地观察家立即再次联想到大选：2011年，曾喊出“和中国断交、和台湾建交”口号的萨塔将再度挑战总统宝座，而由于当选总统姆瓦纳瓦萨（Levy Patrick Mwanawasa）病死任上，继任者班达（Rupiah Banda）来自赞比亚的“政治荒地”东方省，根基浅薄，届时执政党可能出现内部纷争，已经屡败屡战的政坛老将萨塔，自不会放过这一良机。
　　三次“中国纠纷”，率先披露的都是路透社南非分社，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中国资本大规模介入赞比亚矿山不满的，显然不仅仅是“矿带”的黑人。通常认为，此次爆发科蓝事件的南方省，最初和卢萨卡、和外国人矛盾的激化，始于卡里巴水库的兴建，这座水库为卢萨卡带来电能供应和向邻国卖电及旅游收入，却淹没了当地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让许多人失去家园、生计，还造成了频繁的地震和其它地质灾害，自水库落成以来，里氏5级以上地震已发生过20次以上，而这座1958年落成、1963年完成蓄水的大水库，正是英国统治下的“罗得西亚”殖民当局决策，由英国资本投资的，可以说，他们理应比徐氏兄弟和其他大多数在赞比亚的中国人，更了解当地何以存在如此根深蒂固的地域、部族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科蓝在内，许多在赞比亚（其实远不止赞比亚）经营的中资企业，习惯于和官僚、和首都的权贵们打交道，遇到问题时则要么乞灵于金钱武器，要么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一旦这些全都不灵，则常会手足无措，做出些莫名其妙的行为。这种做法即使在非洲各国首都，也常常引起当地社团、社区和经营者的不满，而在外省则常常是灾难性的：越依赖首都的权贵和公权力，就越与当地部族、社区和民众的利益格格不入，其结果，往往陷入“花钱买罪受”、“吃力不讨好”的误区，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中央权贵”和“地方实力派”政治、经济博弈的棋子。
　　此次事件仍在演变中。10月18日，“赞比亚实时新闻”报道称，赞比亚警察总监卡彭代（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 Francis Kabonde）表示，“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查实责任系科蓝公司两名中国籍监工所有，将以谋杀罪起诉二人。然而随后又传来“误伤”、“摆平”的消息，可以想见，如果仅仅这样“摆平”，隐患将继续存在，并随时可能被触发，随着2011大选的临近，危险将有增无已。
　　自2006年大选后，中国官方对赞比亚的矿业经营变得格外谨慎小心，2008年的自由经济区方案，赞比亚政府本拟将谦比希单独对中资企业开放，而中方却主动提出对所有外资企业开放，当年工潮发生后，中方也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此次科蓝事件，中国官方媒体主动介入并直接报道，据赞比亚网站和英、法媒体报道称，中国使馆也对事件表示了歉意，一些中国媒体则刊出了呼吁保持中国-赞比亚传统友谊、强调遵守当地法律并严惩肇事者的文章。
　　从赞比亚官方的态度看，显然希望息事宁人，以免影响赞比亚经济利益，更不愿2006年的“萨塔旋风”再度刮起，动摇执政党选情，这从政府的谨慎态度，和赞比亚官方媒体至今的缄默，就可看出端倪。然而这种态度很容易被萨塔、反对党和工会解读为“包庇中国暴徒”、“和中国资本家狼狈为奸”，并在选举前再度掀起波澜。
　　对于科蓝这样的企业和徐氏兄弟这样的企业家，仅仅依靠“不要给中国人形象抹黑”的道德规劝无济于事，而由于非洲许多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治理尚不完善，单纯依靠当地的监管、规范同样效果不佳。更严重的事，不管是国营、国内民营还是“土生中资”，一旦出了问题，当地人和国际媒体都会将之概括为“中国人和中国投资的问题”。
　　很显然，问题盘根错节，解决起来困难重重，那么，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一新问题？
　　在非洲经营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一切其它“土生外国资本”，如印度人、黎巴嫩人等，通常会在使领馆的指导帮助下，自行成立一些行业性、地方性商会，这些商会自愿组合，自主管理，并和使领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同时作为民间商业自治组织，参与同业商会的活动，与当地社区、工会保持接触。这种形式既可以发挥“土生外资企业”的合力，避免“落单”而吃亏，也可以强化这些企业的“本地化色彩”，减少当地社区的敌意，一旦出事，也更容易在“机制内”以相互沟通和妥协的方式解决。
　　在一些“土生中资企业”经营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的非洲国家和经营领域，这类商会已经开始出现（如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中国商会、贝宁的中国纺织商会等等），并发挥了一定作用。有关方面应积极协调、引导在当地的“土生中资企业”建立类似商会组织，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鼓励同业的中国国企、大型民企参加，并对商会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指导。
　　此次科蓝事件的成因虽复杂，但资金匮乏是一大症结所在，正是因为资金匮乏，科蓝在当地的增资、扩充产能才遇到困难，也正是因为此，才会屡屡出现工资纠纷。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国已开始尝试通过设立基金，扶植在当地的中资企业，如果能通过政府的引导、帮助，在“土生中资企业”和国内金融机构间建立必要的联系，通过组织专项基金为有前途的“土生中资企业”提供融资和股份交易，一方面减轻这些企业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通过金融和股份杠杆，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这类“最不规范也最该规范”的“中企”注入新的管理血液，使之最终进化为符合标准的现代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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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对非洲“土生中资企业”的有效监管，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摒弃成见，解放思想，充分发挥经济、金融杠杆的调节机制，打破单纯靠行政管理、思想工作解决问题的旧框架，而要实现这点，需要各部门、各方面的积极行动、有机配合，也需要中国驻外机构和所在国中央、地方政府的务实沟通。■
　　作者陶勇，笔名陶短房，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现为《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