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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严重。
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关部门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从1596元提高到2664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提高到从3792元提高到8472元。加上城镇居民的隐性福利，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已达到6：1。第二，地区差距日益明显。199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省市人均收入比中西部一些省市高出2倍以上，1998年到2004年，这种差距维持在3倍左右。第三，城乡不同人口群之间贫富差距十分悬殊。据统计，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的富有居民占据资产总量的66%；而20%的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倍以上。（《中国产经新闻》2004年3月16日，《中国剪报》2004年3月19日）再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4年2月27日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目前是农村居民的3倍，如果将非货币性因素（即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隐性福利）考虑进去，城乡收入的差距将达到6倍。这个报告还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津巴布韦的收入差距或许略高于中国，如果只考虑名义上的收入的话。但是，如果将非货币性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是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从80年代以来，中国***和政府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针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即实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变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在能力、社会地位和占有的资源等方面先天具有的不平衡性，因此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伴随了一个由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两种体制的摩擦碰撞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化的不健全，造成大量腐败、寻租现象滋生，腐败现象也成为部分人暴富的温床。从2002年**十六大和2003年十届人大召开，确立“胡温体制”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为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作出了巨大努力。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开展了新一轮的大力度反腐斗争，2004年《中国日报》在一篇评论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的社论中指出，腐败现象在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加剧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威胁着社会秩序，导致两极分化。2004年1月11日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胡Jintao总书记对今后的反腐工作做出部署。他明确要求必须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并在讲话中强调，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要继续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据香港《明报》报道，鉴于官员腐败问题仍然严峻，**中央决定调整反腐战略，即从2004年开始，经过一段时间，逐步完成反腐战略调整的“三大转向”，并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对腐败发起战役进攻。这“三大转向”是，第一、由被动防御为主转为主动进攻为主，尤其是在腐败极易多发高发的领域进行“大兵团合成作战”；第二、由权力反腐为主转为制度反腐为主；第三、由事后监督为主转为事前监督为主，尤其是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由胡Jintao和温Jiabao分别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均衡发展战略”。特别是在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Jiabao总理把这种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溶入到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这种均衡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调整和改变。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发展质量，摒弃GDP崇拜。缩小贫富差距，更加注重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是新的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金融体系的机制急待改革和完善。
在2004年2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Jiabao总理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进程中相对滞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旧的金融机制形成众多问题，并给金融风险留下严重隐患。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有四大银行中的不良资产比重过高。今年中国国有四大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突破11万亿元，而温Jiabao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在国有四大银行中，不良资产的比重已达2万亿元，近20%。金融机制的滞后和不完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美国《商业周刊》2004年3月8日的文章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出路在于，建立名副其实的金融体制。事实上，2004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它所采取的一项最为引人注目的措施是，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用于补充资本金，为两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作好准备。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完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管理和运作。另外，金融体系的改革还包括，控制投资过剩行业的融资，增强银行信贷风险意识；加强对短期流动资金的监控；调整外汇制度；吸引外资向银行业投资，改善其经营结构；推动保险、证券等其他金融概念的国企改革。这些改革性政策、措施的推行，效果十分明显，使中国的金融体系较少地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四、下岗、失业、待业现象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企改革不断深入，其他类型的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城乡下岗、失业、待业现象日趋严重。据香港《大公报》报道，2004年中国内地城镇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合计将达到2400万人。而农村常年处于待业或基本待业状况的剩余劳动力将保持在1.5亿人以上。即使按照中国近年来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每年经济增长创造出的新增就业岗位也基本维持在900万个左右。仅城镇人员的就业缺口即达1500万个。何况每年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镇，造成全社会的结构性的就业压力。当然，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缓解这一问题的紧迫性。2003年在两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学习会，专题研究就业工作。2004年两会召开之际，中央政府提出新的“均衡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保证经济增长方式要有利于就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Jiabao总理对今年的就业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中央政府除了在发展战略作出的有利于就业的重大调整外，还在财政投入、信贷支持和税费减免等方面向能够大量容纳下岗、失业、待业人员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及个体经济倾斜；并从产业政策上加以指导，防止过早出现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现象，尽量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互协调。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最近（2009年7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就业工作仍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工作面临五大问题：一是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突出。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八点三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五千万人，而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四千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在一千万个左右。二是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而一些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和素质亟待提高。三是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不规范。一些非法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损害劳动者权益现象突出；一些职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原因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相对滞后。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国际化趋势，对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和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强就业前培训、在职职工培训以及对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的技能培训等十分迫切。五是目前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问题比较普遍，需要对其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及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制度，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此外，针对目前存在的严重侵害劳动者就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多的。例如，在经济方面，社会保障体系急待完善；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增效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等等。在政治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通过10年江**时代的过渡，已经逐步走上一条渐进主义的发展道路。从**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的权力交接看，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比较顺利地掌握了党和国家重大权力，在一年多一点的执政期间内，推出了大量的改革、符合民意和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内外举措，并较好地应对了在公共安全领域突发的SARS危机和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在国内广泛赢得了民心，在国际得到了的尊重。显示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治国安邦的能力。虽然，在最高政治权力转移的问题上上，还留有一些隐患，但在不出现更重大的国内外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走向还是谨慎乐观的。
五、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在长时间内能够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尤其是外贸的高速增长对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起到了致关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在80年代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心做出的重大调整，——即逐步放弃了以反帝和反霸权为中心方针政策；而以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心，——起到了明显的效果。30年来，国际上的冲突、危机不断，除了国内的政治原因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卷入大的国际冲突之中，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在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中，依然存有一些重大的隐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经济和政治上迅速崛起；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又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同时，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极大的不同，社会制度又有着根本的差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基本趋势，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中美两国真的能够长时期的在这个地球上和睦相处吗？依然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和相当多数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价值观，以及伴随而来政策尤其是处理国际问题的政策取向心存疑虑。而美国的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普通百姓同样不能直面中国的迅速崛起。就目前的中美关系的现状而言，再紧密的经济联系也无法排除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精神领域的互不信任和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摩擦与冲突。从70年代初，中美两国恢复正常联系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两国矛盾时起时浮的过程。由于美国具有超级大国的独特地位，和美国在处理外交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纯熟与老辣，每当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是，往往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困境。但是，正如费正清所指出那样，中国的情况是独特的。中国有着5000年连续不断历史，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中国能够从近代历史上的极度衰落中走出来，同样能够从中美关系紧张所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而且，也正如美国政府在克林顿时代就得出的结论，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归根结底是中国国内自身的原因所决定的。美国只能在外部对这种发展施加影响。反过来，中国同样不能改变美国的发展方向。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90年代初，中美关系处于最为低谷时，曾经说过：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原因很简单，中美两国在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将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中美两国关系恶化，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如果中美两国间爆发冲突，将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在外交领域包括处理中美关系方面，表现出了新思维的轮廓。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理解美国所必须维护的重大国家安全利益，尽量与美国政府合作解决一些既有利于中美双方国家安全，又有利于地区与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复杂问题。尽力促成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30多年来，中美政治关系中的基本规则，也同经济关系一样，开始从“零和”逐步转向“双赢”。这表明了，中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然而，正如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反复指出的那样，防碍和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正是台湾问题。
从毛**时代起一直到今天，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人干涉这一严正立场。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事实上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美国政府在事实上已经介入到台湾问题之中。1979年初，在中美建交之际，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而历届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保持了对台的军售和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联系。美国的介入增大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的介入，鼓励或者说是纵容了前台湾岛内领导人李登辉、陈水扁等人的台独倾向。而且，这种台独倾向在台湾岛内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陈水扁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以微弱多数击败泛蓝阵营，当选所谓台湾“总统”，充分说明了台独意识的蔓延。陈水扁不仅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共识”，并在第一次当选后，就不断地大搞“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的各种动作，强化台湾普通民众与祖国大陆的分离意识。其目的很明显，就是抗拒中国的统一，为台独的最后“冲刺”作好准备。
台湾问题可以说就是中、美、台三方的“搏弈”。从2004年的台湾“大选”看，蓝绿对决，社会裂痕扩大，在经济出现“边缘化”的趋势后，政治也呈现不稳定状态，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远景暗淡；但对于大陆来说，应清醒地认识到，蓝绿之间的区别在于“维持现状”和“急独”；而台湾岛内赞成祖国统一的政治势力早已在所谓“民主化”的过程中，被蒸发掉了。把祖国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应该只是一个策略口号，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现实的台湾社会已经基本没有了统一的动力。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可以套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它当然不希望中国尽早地实现祖国的统一，这与它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戒心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是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很明显的是，它现在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恐怖主义。而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和全球利益到底意味着什么，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将给自己打造出一个新的庞大的敌人，甚至可能极不情愿地又“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卷入一场代价昂贵的冲突。在胡温执政后，中国的政治政治发展以及对外对台政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似乎使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开始趋于乐观。因此，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表现得也更加谨慎。甚至有意通过台湾问题，对中国新领导人表示友好。2003年12月，在温Jiabao总理访美与布什总统会谈时，布什当着温总理和众多新闻媒体的面公开批评台湾领导人。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这表明，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的战略地位大幅度提高，而台湾作为美国传统的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的地位下降。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在未来一旦台海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例如，拒台湾《联合报》报道，就在台湾2004年“3.20”大选的前两天，美国共和党国际民主联盟赴台湾的观选代表厄文，在接受该报记者访问时，含蓄地反问说：“你们未来安全上的最大依仗是不是美国？如果美国的政策转变了呢？”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据台《联合报》介绍，厄文从1983年起就多次出入台湾，现常驻曼谷，对西太平洋的形势和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颇为熟稔。那次是作为白宫代表到台湾观选的。
不管台美如何变化，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钥匙还是掌握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的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鉴于近代历史的屈辱与教训，任何中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都不可能软弱、退缩。但是如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通过何种方式完成，却事关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百年大计。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即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台湾岛内政治、民意的演变，不断对和平统一的政策方针进行调整完善。当然，中国政府也从来都没有放弃通过使用武力来完成统一的选择。胡温上台后，又连续多次对和平统一表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正如温Jiabao总理在2003年12月访美时所说，“只要有一丝希望，中国政府就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据香港凤凰网华盛顿2004年3月17日报道，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说，“中国政府更加和缓的立场对台海局势十分有益，我认为这是他们（中国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政府多年来坚持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除了基于维护台海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考虑以外，那就是不愿意看到祖国大陆与台湾同胞之间的骨肉相残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然而，面对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一届领导人的善意，台湾陈水扁当局却变本加厉地去实现自己的“台独路线图”。通过“一边一国论”和所谓“公投”，不断向祖国大陆挑衅，妄图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水扁等人的所作所为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陈水扁通过卑劣的手段第二次当选后，继续低估和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统一祖国的决心和信心，当时台海地区急速走向战争的边缘。2004年3月21新加坡《星期日海峡时报》在《陈水扁险胜对台湾和东南亚意味着不稳定》的文章中分析到，“现在大多数人——其中包括美国的军事决策者在内——都认为，如果政治上愿意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占领台湾，即使面临美国的干预。”同日，台湾《新新闻》报刊登的南方朔的文章《大选落幕日 完全风暴来临时》也指出：“美国学者已认为，陈水扁连任，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达40%的几率。”
2008年台湾地区大选中，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获胜。在当选后，马英九对两岸关系作出了“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的郑重承诺，并对大陆和平统一祖国的呼声作出了适当的回应，(重新承认“九二共识”，即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在两岸事务性协商中，均以口头方式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所达成的共识。在“九二共识”中，大陆方面认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内涵问题；台湾方面则称，“一中各表”，双方保留了模糊空间。)台海局势峰回路转，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信心。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影响两岸能否和平统一的因素还是十分难以驾驭的。它包括两岸关系几十年来起伏的历史和现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大陆和台湾各自内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政治走向。实现这一目标，恐怕还将需要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除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以外，中国在国际方面还面临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挑战。诸如，能源问题、贸易问题以及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以上所有问题都十分紧迫而又事关重大，需要中国领导人以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