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内幕交易实是贼喊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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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内幕交易实是贼喊捉贼

　　今天晚间得悉，国家又采取专项整治行动，打击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是净化资本市场交易行为与投资环境的大利好，但在闻讯兴奋之余，不免随之又来一些担忧。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即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出台打击内幕交易的政策？这让人不由地想到几年前打击“带头大哥”。

　　上述问题的答案或许很多，但有一个因素是必然考虑的，就是国家要整治楼市与股Shi的泡沫，这项专项行动恰恰是针对股Shi泡沫的。楼市与股Shi，在国九条、限二套、加息等若干大利空政策的打击下，高昂的价格居然能够依然坚挺、岿然不动地直立在高岗上，这多少有些让政策制定者有些懊恼甚至有些没面子。最主要的是，管理层面对着如此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已经有些坐立不安，甚至决定在必要时进行“价格干预”。这与三个月前为了得到美国人的欢心而一味追求美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时的态度显然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的正反对比。

　　打击资产泡沫，这是正确的经济决策，理论上我们应当坚决支持。但放在中国目前特定的环境下，我们或许更应该思考几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谁制造了泡沫？什么是内幕？谁是最大的内幕交易者？这种打击内幕交易的做法是一种制度化的行动还是临时性的决策？为什么在1664点起步时市场暴炒水泥股时，国家不出面打击“内幕”？为什么每次国家政策出台之前，市场就会“提前”作出反应？这些“先知先觉”者是谁？内幕交易只限于“企业或公司的内幕”还是包括国家政策在内？社保基金为什么每次都能成功的抄底逃顶？最后，是病态的市场滋长了内幕交易，还是内幕交易导致了病态的市场？谁是中国资产泡沫的最大罪犯？

　　问题很多，一切需要通过法治与健全制度来治理，而不是通过严打或专项整治的方式来搞突击。简单地说，要打击内幕交易，应当先扫清自家门前雪，从源头上打击这种内幕交易得以产生的不公平因素。最起码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打击IPO过程中的内幕交易。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最大的内幕交易是“权钱交易”，是掌握权力的人与资本家的勾结。在中国A股Shi场中，则表现为IPO过程中的无数漏洞与交易。为什么刚上市不久的公司会出现巨额亏损？为什么立立电子、山西证券、辉丰之流的公司能上会甚至通过？为什么瑞银等证券承销商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不断制造垃圾公司上市却又屡屡得手？为什么东窗事发之后，IPO审核组或利益链条上的官员无人问责？通过“内幕交易”得以上市的人造美女公司，现在又如何在二级市场上限制其“内幕交易”呢？是不是有“只许州官放火，不放百姓点灯”之嫌？

　　其次要打击社保基金为首的红军内幕交易。中国股Shi是个政策市，这句话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在指责国家操纵股Shi。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6000点上方社会资金会“成功”逃顶，却为什么又在1800点下方“成功”抄底？为什么在6000点上方大力展开“风险教育”却又在1800点下方再次要求“基金仓位不得低于70%”，同样是制度规定的东西，为什么在不同的点位所要求的制度内容就不一样，或者有选择地“作要求”而不是一以贯之？为什么在当前就迫切地要打击恶炒与股价操纵行为，却在1664点时那么放任纵容水泥板块的暴炒？去看看当初的太行水泥，其暴炒的恶劣程度究竟比现在的广晟有色逊色几分？

　　最后要打击制造泡沫的人。中国物价或资产泡沫，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炒”，而是因为央行过量的货币投放。“炒”客（无论是炒房还是炒股），其目的是非常被动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资产在这个疯狂通货膨胀的时代里有一个保值增殖地去处。所以，“炒”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被迫的”。就楼市来说，炒客与开发商相比简直不算什么“坏”了。同样，在股Shi而言，炒客（小庄）与滥发纸币者（央行）、制造垃圾公司者（IPO发审委）相比也算不上什么恶了，因为后者是“恶之源头”而炒客只是次要的为恶者，而源头之恶才是大恶。

　　打击非法交易与内幕交易，本来应当积极支持的，但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好上述几个方面，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打击内幕交易实是贼喊捉贼。要想真地打击内幕交易，请做好两件事：一，攮外必先安内，治国先治好自己；二，制度治理或法律治理代替临时性的运动式治理。只要你放开民事赔偿诉讼并保证司法公正，让从事内幕交易的公司通过股民的诉讼而一夜赔个精光直至倒闭，又何必搞什么“专项治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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