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提出共同主权论思路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

chenggangruc

从这次“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的处理过程和后续反应来看，东亚政治依然存在着强大的美国、俄罗斯因素，领土问题牵涉到战后冷战政治最深层的中枢神经，中日两国的外交都为此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已经付出或将继续付出经济的、政治的、国内威信的和国际尊严的代价。很显然，祛除这种痛苦的唯一选择是中日两国自主地找到一种切割多边关系条件下的钓鱼岛争端解决途径。在日本学术界和政界，除了那种极端民族中心主义的强权论者外，还存在着两种思路：一是回归自民党政权时代坚持“实效控制”，但给中国保留政治解释余地的“非外交问题化”传统，二是摸索摆脱国家间权力政治之“超国家框架”的“共同主权论”。毋庸置疑，前者仍甘于日本的“实效控制”而不惜中日关系继续“周期性恶化”，无须再论;但后者则承认中日之间存在着领土问题，以其把钓鱼岛海域定为某种“政治特区”、 设置讨论和解决钓鱼岛争端的“专门委员会”等否定顽固日本主权论的建议，提示了新的中日关系价值共识可能。

对于中国而言，“钓鱼岛共同主权论”当然不能满足“自古以来”的强烈要求，但它正面否定了日本“实效控制”的合法性;尤其作为讨论问题和解决争端机制的“专门委员会”，应该说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约束下的唯一理性选择。在国际政治交涉中，一方不能指望或坐等对方设置的议程完全符合自己的愿望，而应当积极主动地提出供对方思考的议程，来推动交涉达致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中国可以不对“钓鱼岛共同主权论”表示态度，但应该立即推动日本政府采纳设置“钓鱼岛问题共同研究委员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