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上海靠什么建立金融中心？

白鹤

上海靠什么建立金融中心？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在人民币国际化浪潮中，争夺中国金融中心乃至于亚太金融中心的大战方兴未艾。

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年，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二十年，两个特区加上最特的香港特区，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主战场。

不管从历史位置、历史传承还是市场布局，上海似乎都是中国金融中心的不二选择，外滩与外滩隔江相望的浦东陆家嘴成为金融地标。

但是，上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曾经的市场中心在几十年的大浪淘沙之后，如今成为国企的集聚地，没有显示出金融中心与生俱来的市场特质。这个想建立金融中心的城市，缺乏多元化的特色文化，缺乏有影响力的畅所欲言的媒，缺乏冲劲十足的大型金融机构。

上海建立金融秩序的过程是行政权力扑杀金融草莽英雄的过程。金融货币市场建立之初，上海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无论是万国还是君安，都具有草莽英雄式的市场博杀的狠劲，管金生与阚治东等人，就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不可磨灭的人物。

不幸的是，对于市场的反省被国有化所取代，327国债事件真正应该承担罪责的权贵资本被轻轻放过，却让罪责不重的管金生等人成为全责替罪羊，为追逐市场气息而南下的阚治东则为南方证券负出了沉重的代价。草莽英雄被剿杀并没有建立起有序的市场，在行政拉郎配的重组下，国泰君安与申银万国已经不复当年勇，脱去创业的青涩之后，这些机构成为暮气沉沉的守成者。虽然，国君与申万沦为二流券商与大股东汇金有关，但这不能让上海方面感到多少安慰。

行政并购重组的教训不止于此。2003年，上海一百集团、华联集团、友谊集团、物资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上海百联集团，标志着中国最大的商业航母诞生。该商业航母试图通过快速做大，取得在世界商业舞台上与外资商业企业的竞争资格，在中国的商业之都上海树立商业企业的典范。在商业领域劣质基因并购优质基因，使上海商业失去在全国布局的先机，到现在百联都没有像国美那样成为全国品牌，重组之后人事不断变更，突显市场的边缘化。

这些教训并没有让有关部门改变依靠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国企的思路。根据上海市金融办有关人士介绍，2010年上海的金融国资整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市属骨干金融企业做强做大；二是对于目前竞争力一般的市属金融企业通过适当重组实现转型发展；三是根据证jian会“一参一控”的规定，对部分市属券商进行调整。改革的杀手锏就是上要政策下行重组，建立金融国资委在国有的框架下借助证券市场使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做大做强。

上海金融机构发展不快的原因之一被归咎为上市公司不多：目前16家市属金融企业只有浦发银行、太保集团、海通证券、爱建股份等四家上市，仅占四分之一；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只有太保集团一家，这一比例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水平较低。

好吧，我们就拿上市公司作对比，太保这两年不温不火的表现根本无法与平安等公司相比，拥有全牌照的爱建股份已经成为资金黑洞，至今剪不断理还乱，不要说与中信、招商等券商竞争，现在是只求保命，就盼着天上掉馅饼政府注入优质资产起死回生。

其他地区还没有醒悟，上海已经有了金融国资委的雏形，这让财政部心痒不已，上海经验成为贪恋国资主导权的政府部门的救命稻草。按照已卸任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说法，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实体经济国资委的优劣、成效尚在评估之中，金融国资委就浮出水面，以国字一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江湖。当然，国字号旗下依然可以在用人等方面进行市场化的小修小补，用招聘人才的方式表示自己海纳百川的谦逊，但这些招术李荣融主导下的国资委早已用过，成败自有公论。

上海的另一个特色文化则是白领文化，与殖民地时代的买办文化一脉，如果说有上海版的八荣八耻的话，第一条必定是以成为大企业（最好是国际跨国企业）的白领为荣，以成为创业的土财主为耻。上海吸引外资的能力傲视全国，至今年7月，上海市政府累计审批认定795家总部经济外资企业，迄今实际利用外资已达1000.76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10，上海因此继续保持除香港以外我国吸引总部经济外资企业最多城市的地位。

吸引外资在资金匮乏时代是不可多得的能力，其他地方的政府羡慕不已。但令人担忧的是，上海是个大码头，上海是荆棘丛，艺人来此演出赚钱，金融家来此设点摆摊，今年连世博、全球经济学大会都在上海召开，这里有世界领先的港口、大剧院、奢侈品消费场所，但这些人步履匆匆，没有过多停留。

国字当头与买办文化牢牢束缚上海的步伐：上海并非政治中心，却以严厉的新闻审核约束自己的发展；上海争当金融中心，却不得不低头与无锡争夺物联网的未来市场。

今年对于雄心勃勃争夺金融中心的上海是尴尬的一年，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试点风生水起，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出试点的人民币债券、人民币保险产品，而深圳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上海。反观上海，只能不停地呼吁推出国际板，不停地为国字主导的大型企业融资再融资服务。上海并非无所作为，试图推出信贷衍生品、房地产信托产品，可能推出的包括即保险交易所、信贷资产转让市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转让市场以及信托资产的登记转让市场，业已推出的包括11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金浦产业投资基金。

所有试点需要上级的审批，否则上海一筹莫展，如此看来，上海的不发展是审批之过，是行政主导的经济之过。

此话对也不对，上海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看有关部门是否能够建立自然的市场环境，呵护市场主体。上海民生路毗邻世纪公园有私募基金一条街，越来越多的投资大鳄冲着金融中心的远景投奔上海而来，债券投资家等市场人士从北京来到上海，房地产信托基金早在长三角、珠三角遍地开花，上海还吸引了众多的会计师、法律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所谓上海缺乏金融人才金融机构，只不过是说上海缺乏国字号的手握大权的金融机构，如果看到市场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上海并不缺乏金融机构也不缺乏金融人才，如果市场更宽松，国际人才也将源源而来。

没有看到民间市场的力量，就会抱怨审批不力，看到民间的力量，上海应该欣慰于市场的壮大。相对的，只有靠市场内生力量，只有靠多元化的主体与文化，才能让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法无禁止即为可，这一点同样可以用于转型期的中国。无论对上海，对深圳，民间市场属性都是竞争与发展的前提。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白鹤

英国《金融时报》 罗伯特·库克森 过去一个月内，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股Shi改革措施，以求更接近伦敦、纽约和中国“特别行政区”之一香港的股Shi。

在经过多年筹划和数次“发令枪”误响之后，中国监管机构终于推出了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这三种工具将帮助交易者获利于下跌和上涨两种走向的市场。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还是为实现上海到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而出台的最新举措。

对大多数金融专业人士而言，上海在十年内可以叫板香港或伦敦的想法是荒唐的。

首先，中国基本上与国际金融流动隔离——在中国放弃严格的资本管制之前，这种局面不会改变。同样重要的是，上海缺乏外国投资者可以依赖的独立的法律体系。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人们也不应该低估上海。

法国期货经纪商Newedge驻上海首席代表迪安•欧文(Dean Owen)表示：“我认为上海可能在5年内超过伦敦。”Newedge与中国中信集团(Citic Group)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欧文表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美国相比，中国是中央集权政府，能够非常迅速地进行政策决策。他们为自己制定了2020年的目标，他们将实现这一目标，这毫无疑问。”

上海在过去10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按市值计算，它拥有全球第二大的股Shi，仅次于纽约。

上海还成为中国内地其它金融活动的中心，包括银行间借贷、债券交易和外汇交易。

然而，尽管确立了中国内地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上海在国际金融中的角色仍微乎其微。在允许外国机构参与本国金融体系或国内机构投资海外方面，中国内地监管机构行动迟缓。

按照全球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定义——外国人选择与其他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地方——来评判，上海仍处于起点。

上海要想到2020年挑战香港和新加坡的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且不提伦敦或纽约），监管机构的动作将有必要比最近几年快得多。

以股Shi为例。2003年，中国推出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机制，允许他们购买中国内地股票。但7年后，中国批准的QFII投资者不到100家，授予的投资额度不到200亿美元。

当然，就金融自由化来说，政策制定者完全有理由谨慎行事。1995年，中国国债期货市场仅仅在成立两年后就发生了崩盘，原因是缺乏监管导致了疯狂的市场操纵行为。

谨慎推进改革是中国金融体系相对未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个原因。

很少有人相信中国政府会匆忙开放其资本账户——这是上海成为国际竞争者的首要条件。官员们表示，目标是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程度，但他们很少提供如何或何时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

法律体系是另一个主要障碍。专家们表示，一个成熟的金融服务业需要一个更加透明、可预测和公平的法律体系。

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Lovells)上海办公室合伙人马锦德(Douglas Clark)表示：“中国仍在追赶，让本国法律体系达到市场经济的水平。”他认为2020年的目标是一个“幻想”。

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前任统治者英国建立的健全的法律体系。

马锦德表示：“中国需要10年以上时间才能发展处理复杂（金融）案件的能力。”

此外，上海缺乏经验丰富的金融专业人士——这是所有金融中心的命脉。上海市政府正努力招募在海外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甚至提供税收减免以吸引一些高级人才。

但习惯于香港或纽约生活方式的专业人士可能需要一些说服。中国拥有45%的惩罚性的个人所得税，而且不能提供同等水平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最终，上海要想有可能在十年内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需要以空前的速度改变其经济和法律体系。

如果中国政府对2020年的截止期限是认真的话，那就准备迎接动荡的过程吧。

译者/君悦

白鹤

英国《金融时报》 罗伯特·库克森 过去一个月内，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股Shi改革措施，以求更接近伦敦、纽约和中国“特别行政区”之一香港的股Shi。

在经过多年筹划和数次“发令枪”误响之后，中国监管机构终于推出了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这三种工具将帮助交易者获利于下跌和上涨两种走向的市场。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还是为实现上海到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而出台的最新举措。

对大多数金融专业人士而言，上海在十年内可以叫板香港或伦敦的想法是荒唐的。

首先，中国基本上与国际金融流动隔离——在中国放弃严格的资本管制之前，这种局面不会改变。同样重要的是，上海缺乏外国投资者可以依赖的独立的法律体系。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人们也不应该低估上海。

法国期货经纪商Newedge驻上海首席代表迪安•欧文(Dean Owen)表示：“我认为上海可能在5年内超过伦敦。”Newedge与中国中信集团(Citic Group)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欧文表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美国相比，中国是中央集权政府，能够非常迅速地进行政策决策。他们为自己制定了2020年的目标，他们将实现这一目标，这毫无疑问。”

上海在过去10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按市值计算，它拥有全球第二大的股Shi，仅次于纽约。

上海还成为中国内地其它金融活动的中心，包括银行间借贷、债券交易和外汇交易。

然而，尽管确立了中国内地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上海在国际金融中的角色仍微乎其微。在允许外国机构参与本国金融体系或国内机构投资海外方面，中国内地监管机构行动迟缓。

按照全球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定义——外国人选择与其他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地方——来评判，上海仍处于起点。

上海要想到2020年挑战香港和新加坡的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且不提伦敦或纽约），监管机构的动作将有必要比最近几年快得多。

以股Shi为例。2003年，中国推出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机制，允许他们购买中国内地股票。但7年后，中国批准的QFII投资者不到100家，授予的投资额度不到200亿美元。

当然，就金融自由化来说，政策制定者完全有理由谨慎行事。1995年，中国国债期货市场仅仅在成立两年后就发生了崩盘，原因是缺乏监管导致了疯狂的市场操纵行为。

谨慎推进改革是中国金融体系相对未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个原因。

很少有人相信中国政府会匆忙开放其资本账户——这是上海成为国际竞争者的首要条件。官员们表示，目标是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程度，但他们很少提供如何或何时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

法律体系是另一个主要障碍。专家们表示，一个成熟的金融服务业需要一个更加透明、可预测和公平的法律体系。

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Lovells)上海办公室合伙人马锦德(Douglas Clark)表示：“中国仍在追赶，让本国法律体系达到市场经济的水平。”他认为2020年的目标是一个“幻想”。

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前任统治者英国建立的健全的法律体系。

马锦德表示：“中国需要10年以上时间才能发展处理复杂（金融）案件的能力。”

此外，上海缺乏经验丰富的金融专业人士——这是所有金融中心的命脉。上海市政府正努力招募在海外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甚至提供税收减免以吸引一些高级人才。

但习惯于香港或纽约生活方式的专业人士可能需要一些说服。中国拥有45%的惩罚性的个人所得税，而且不能提供同等水平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最终，上海要想有可能在十年内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需要以空前的速度改变其经济和法律体系。

如果中国政府对2020年的截止期限是认真的话，那就准备迎接动荡的过程吧。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