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机制架构设计与中国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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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催生G 20机制化进程，是二战后西方体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契机，预示一个新时代将提前降临。巧妙运筹G 20机制化进程，可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和谐世界构建与和平发展战略目标。

    G20匆忙机制化的三大原因

    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单靠西方力量已不可能战胜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让渡部分话语权给新兴大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

    美借我国扩大话语权之欲，搭建G 20多边平台，以增加我国国际机构份额为诱，在G20机制内借东西方力量，压我国承担更多调整失衡的责任。

    在G 20架构内，美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

    G 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爆发的第一场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大衰退，深层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发展失衡只是表象，上层建筑(全球治理机制)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脱节是关键因素。

    国际力量格局之演变使然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主力军，尤其是中、印、俄、巴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加速全球力量格局变迁，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快，重心向新兴大国倾斜。世界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G 7与BR IC 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加剧重组。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将加剧力量格局演变，推动国际关系调整，加速国际体系转型。

    从规模看，“北降南升”格局明显。据IM 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包括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升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增至50%，发达国家由59.3%降到50%，南北力量已平分秋色。从市场看，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 0 0 1年的2 9.7%增到2 0 0 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从企业看，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增多，而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特别是在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从财富看，经济快速发展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全球资本分配由西向东转移。据IM F统计，2000-2009年，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由8025亿美元猛增到5.5万亿美元，2011年将增至6.74万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由858亿美元增到7092亿美元(2008年)，资本净流出由2465亿美元增至10437亿美元(2008年)。结果，国际资本呈现逆向流动，即穷国资本流入富国特别是美国，理论界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这是史无前例的怪现象。另外，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IM F预测，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 D P比重将升到9%，政府债务占G D P比重将超过100%，比危机前高35个百分点。届时，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将逐年好转，政府债务占G D P比重将降至30-40%，为二战后最佳状态。

    据IMF预测，后危机时代(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计算，西方经济占世界比重将持续下滑，前者将降至58.1%，后者跌到41.9%，分别减少5.7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全球经济版图将呈现新兴经济与西方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的剧变，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量增位升，发达经济体量减位降。IM F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世界前10大经济体，依次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再次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预测正确，届时新兴大国将占前10大经济体一半，发达经济仅剩美国与日本能进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期。

    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架构改革势在必行，滞后的“上层建筑”必须与剧变中的“经济基础”协调衔接。事实上，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单靠西方力量已不可能战胜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让渡部分话语权给新兴大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结果，G 20峰会仓促启程并替代G 8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平台，从而凸显中、印、俄、巴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全球发展失衡的调整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地，美国则变成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全球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结果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制止美元过度贬值，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内，即G 7机制内协调解决。然而，在当前全球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仍是美国，但顺差方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出口国居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 20机制化进程，又草草让其升级替代G 8，成为国际首要合作平台的战略意图。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成为对美资本的净流出国。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市场能力增强，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其积累起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对外支付能力明显增强。IM F统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已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到2008年的7091亿美元，2009年受危机影响减少至3217亿美元，但2015年再次增到7691亿美元。其中以亚洲与中东为主，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09年3190亿美元增到2015年的7318亿美元，占全球的95.5%。问题是亚洲顺差几乎全在中国。IM F预测，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09年的2837亿美元(2008年为4261亿美元)将增到2015年的7594亿美元，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总额的98.7%。这是美国缘何拿人民币开刀，胁迫我国在G 20机制内调整失衡的原因所在。因为，美国清楚，没有中国参与和合作，全球失衡根本无法调整，而单凭美力量，同样无法降服中国。故此，美借我国扩大话语权之欲，搭建G 20多边平台，以增加我国际机构份额为诱，在G 20机制内借东西方力量，压我国承担更多调整失衡的责任。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据O E C D预测，2010年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 D 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7个百分点，使美国经济增速减缓0.9个百分点，欧元区与日本各降0.8个百分点。另外，巨资救市使西方政府债务猛增，成为后危机时代威胁经济平稳发展的最大风险。据IMF预测，其债务高峰期将在2011-2018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 D P比重将升至9%，政府债务超过100%，比危机前高35个百分点；到2023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降到80%，2030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即回落到60%的警戒线以内。新兴经济体因经济快速增长，财政状况持续好转，公债占G D P比重将降至30-40%。如果IM F预测正确，那么未来20年发达经济体将受高债务威胁。前车之鉴是，拉美债务危机使其“失去20年”，至今阴影仍挥之不去。前苏东地区债务危机最终导致政治剧变，经济倒退20年。

    关键是，美国陷入严重的债务泥潭，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发展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然而，奥巴马政府却认为，因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出台“全国出口计划”，以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产品出口，创就业机会，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 8机制内不能实现的，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的G 20机制内才能实现的目标。

阿让

国际体系平衡转型之必须

    G 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首先，颠覆传统理论。G 20机制化已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 20机制内，以BR 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 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 7)商讨的全球性问题。其次，瓦解着西方体系。G 20机制取代G 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第三，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经济实力呈阶段性与结构性衰落，美元地位呈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 20架构内，美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核心利益———美元霸权。第四，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 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西方欲以增加我国在世行和IMF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将我置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第五，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 7过渡到G 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事实上，金融危机正推动国际体系变迁，加速二战后形成的西方体系解体，预示一个新时代将提前降临。

    国际体系的时代变迁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G 20机制化始于金融秩序重建，但最终不会局限于金融经济，从世界多极化趋势及G 20具有的广泛代表性看，这一平台的职能将会不断扩大，国际政治、军事、安全等议题势将纳入其中。当然，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西方与东方内部，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 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实现平稳过渡的最佳载体。

    战略思考与对策建议

    (一)将G 20定位为全球治理的最高决策机构之一，积极推动建章立制工作，强化功能性建设，提高执行力与权威性。

    在G 20框架内，我应高调提倡共同利益，为各方营造互利共赢氛围，强调保障各自“核心利益”、谨防G 20机制演变成两极或多极对抗场所，避免出现东西对立或对峙局面。

    然而，G 20机制化并成为具有权威影响力的全球主要议事平台，将是一个漫长的力量博弈与秩序重塑过程，很难一蹴而就，须作具体的力量布局与机构设计。应该看到，危机让G 20仓促机制化，迄今仍有先天不足，影响其发挥有效作用，甚至威胁正常运转乃至存活力。G 20机制要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需完善自身机制，同时力抵旧影响(G 7影响力与美霸权意识依然强烈)，谨防新意图(美以再平衡给我加套施压)，力避群龙无首(成员多、利益杂)。何况，危机给我们提供让G 20匆忙机制化的契机，但不能指望如此重要庞大的新机构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必需的建章立制。尤其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将呈现多元、多极、多变态势，未来合作机制应是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化、新旧交叉却相得益彰的格局。当务之急，G 20机制化进程必须强化，尤其是建章立制工作应推进，组织化、法律性、约束力、执行力等是重点，应将设立秘书处、全球治理架构设计、年会章程、管理细则制订等事宜提上日程。过渡期可将IM F与G 20界定为秘书处与董事会关系，G 20有权作决定，并督促和检查IMF的工作进展，IMF有义务落实G 20峰会决议，并汇报执行情况。

    (二)从发展趋势看，建议将G 20内部合作机制无形中建成多层次的正三角或金字塔架构，即中美——— G 7与BRIC s———G 20全体成员。

    在G 20峰会机制化进程中，我需积极谋划主动设计。全球治理分散化只是多极化过渡期的暂时乱象，多极世界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力量架构与管理机制最终必须回归集权化或金字塔，否则世界必定大乱而非大治。

    首先，中美关系是主轴，是驾驶全局的主导力量。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中美关系既是双边更是多边最重要的关系。当今世界无论南北合作或东西关系，还是失衡调整、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都离不开两国的合作而得以解决。故此，应在G 20架构内经营好中美关系，将每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意安排在G 20峰会前，使其无形中形成中美双边先商议、而后G 20多边共议的合作架构，顺水推舟形成中美与G 20机制的互动良性衔接，力避多边机制合作对我国的不利因素。

    其次，新与旧即G 7与BR ICs的合作十分重要，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起始阶段和过渡期，新与旧的合作非常重要，否则G 20将难有良好前景。我国在其中的作用相当重要，且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较大，应积极起沟通与桥梁作用。建议尽快推动B R IC s领导人峰会机制化，有意安排在G 20峰会前召开，由此形成在“金砖四国”内首先商讨与协调立场，然后拿到G 20峰会与西方国家共议局面。这有利于我国团结新兴大国，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并对发达国家形成更大压力，提高新兴大国地位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分量。

    建议适时扩大BRICs峰会成员，尤其增加像南非、沙特等地区大国的代表(我与其市场互补性强，无地缘政治纠葛，与俄、印无论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均存在激烈碰撞)，并在B R IC s首脑会议前后举行不定期的相关部长会议，以落实相关议题。毕竟新兴大国之间存在更多共同利益与诉求。另外，与其加强沟通与合作会使我国更顺利地从BRICs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岸上的猪

G20峰会中中国的定位与作用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引发世界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也是迫使美国痛下决心，让G 20提前替代G 8的直接原因。因为当今全球治理中的任何问题(无论传统还是非传统安全)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一)中心国家地位基本确立。危机将中国提前(至少5年)推入世界舞台中心，国际合作空间明显拓宽，关键在于能否充分有效利用。

    危机中，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使世界避免大萧条重演，起中流砥柱作用；危机后，我国仍是世界经济主要引擎，增速将遥遥领先于美日欧。IMF预测，2010-2015年我国G D P将年增9.7%，增量居全球第一，累计将达4 5 2 7 8亿美元，占世界总增量的19%，美为39933亿美元，退居第二占16.7%。我国G D P占全球产出比重将由2009年的8.5%(2000年为3.7%)增到2015年的11.5%；今年超日无悬念(2009年我国G D P为49089亿美元，日为50680亿美元)，居美后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G D P规模虽不能充分反映一国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水平，但对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影响大)；到2015年，我国G D P相当于美比重增至51.7%(2009年为34.4%。如不出意外，2025年前两国G D P规模将旗鼓相当)，是日本和德国的1.5倍和2.5倍；我国在“金砖四国”中鹤立鸡群，G D P规模超三国之和(2009年占“金砖四国”总量的54.8%，2015年为54.6%)。在G 20机制内，我国的作用与影响持续上升。IM F预测，2009-2015年，G 20占世界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87.8%增到2015年的90.3%，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将达96.4%；新兴经济体影响与力量扩大，占G 20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37.1%(剔除欧盟非成员国)增到2015年的46%，发达国家降至54%；我国所占比重将由9.6%增到12.8%，美由28%降为24.7%，日由10%降到8.4%，欧盟由32.3%降到26.37%(地区影响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可见，G 20国际地位与影响上升，主要源自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牵引作用；中美对G 20机制未来发展起关键作用。

    (二)起东方与西方、G7与BRIC 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从现行机制看，G 20并非最佳平台，金融危机将其匆匆推上机制化进程，迄今仍充满不确定性，且前景尚不明朗。但对我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目标，G 20机制应是过渡期的最佳选择，是我国必须借助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理想平台。

    回顾历史，今天的G 20平台非常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A PEC论坛。后者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组织，利用A PE C这一“经济搭台外交唱戏”平台，我国恢复并稳固与美国关系，营造起相对和谐的周边环境，确立了地区大国地位，并借A PE C这一桥梁，缩短融入世界的时间，顺利晋升为世界大国，亦给今天的和平发展铺平道路。未来20-30年将是我国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期，难免对美霸权构成威胁与挑战。布什政府时期的“两面下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核心战略利益”，均反映美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忧虑与防范。而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需要有一个可预见、较宽松、非对抗的外部环境，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G 20应是现阶段较理想的制度性安排。从可塑性、代表性、灵活性、宽松性等分析，在G 20机制内，我拓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广，借助力量多，承受压力相对小。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鉴于我人均G D P较低(据IM F统计，2009年我人均G D P为3677美元，只相当美的7.9%、德的9%、日的9.3%、俄罗斯的42.3%、巴西的44.7%。笔者预估，即使我G D P规模与美持平，但届时人均G D P只相当美的20%)，但经济规模将持续膨胀，中等收入与世界强国的双重角色更加凸显，我国在G 20机制内的身份与作用非常特殊，主要起东方与西方、G 7与BR IC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发展问题上，我应代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说话，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IM F等机构改革上，我国应为新兴市场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失衡调整上，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这符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整体目标。只要运用得当，可同时赢得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支持，可借助G 20机制化进程，延长战略机遇期至2030年，以合作而非冲突或战争方式最终实现经济崛起。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我国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风险不可避免，机遇千载难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