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代表胡小燕:"人大代表有职无权"是媒体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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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有职无权”是媒体误读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澄清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

    3月4日下午，本报记者采访了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从初次参会时的青涩，到“三年级”时的健谈，记者见证了这位“明星”代表的成长。

    “农民工代表”，责任重大

    记者(下称“记”):背着“农民工代表”这个身份，这个担子是不是很重?

    胡小燕(下称“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嘛。

    记:这是您履职的第三个年头，有什么感想?

    胡:第一年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当时想，既然当了，就要当好，为我的选民代言。通过全国人大培训，向老代表学习，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比如，原来我接到农民工的求助，都得先向别人咨询再向农民工解释，现在，我可以直接引导他们找相关的负责部门。

    当然，所谓的“好”，是没有封顶的，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做。

    公布过的手机号码一直在用

    记:您公布过手机号码，现在这个号码还在用吗?

    胡:你可以打我的电话试试啊(笑)。我一直在用这个号码。

    记:有农民工反映，您的电话打不通，有一些人因此批评您，听到这些批评，您心里怎么想?

    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从来没有停用过这个号码，也没有关机。只是有的时候太忙，接听不了，也没有时间回复，因为电话和信息太多了。

    但是对农民工的批评，我并不介意，也很理解。我换位思考了一下，既然我被称为农民工代表，还公布了电话号码，那么农民工有事，就应该可以打电话找我。如果我没有接，对方想说的话没能说出来，心里肯定不舒服。

    记:据说当时很多人打您电话是为了试探，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打通，接听的到底是不是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现在，还有这样的电话吗?

    胡:一开始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电话。不过后来，慢慢变少了。现在打我电话的，基本都是有正事的。

    最关心的是农民工欠薪

    记:这几年，您跟农民工有很多交流，对您触动最大的是什么?

    胡:欠薪。这也是农民工反映最多的问题。他们经常发信息问我，我拿不到钱了，怎么办啊?有个农民工告诉我，昨天上班老板还在，今天上班，公司门都关了，老板人也找不到了。

    毕竟我也是打工过来的。打了一年工，到了年底，想回家跟亲人团聚，却拿不到钱回不了家，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今年的建议也涉及这方面内容，希望这一局面能有所改善。

    记:您被欠过薪吗?

    胡:我没有被欠过薪。在2002年之前，我也是频繁跳槽，但就算是跳槽，我也要先领到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再走。

    “二代农民工”值得我们学习

    记:您如何看待“二代农民工”?有人说他们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么吃苦耐劳了。

    胡:不能一概这么说，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也跟很多“二代农民工”一起生活工作。我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老一代农民工学习。比如，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纳很快，他们的维权意识很强。

    确实，老一代农民工们也有很多优点值得他们学习，比如奉献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可否认，很多“二代农民工”是肯埋头苦干的。

    “二代农民工”的确跟我们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们的消费观念就不一样，他们舍得花钱。但总体说来，我们是各有所长，互相取长补短吧。

    经常和其他农民工代表交流

    记:在这次大会上，您还将提交什么建议?

    胡:除了治理欠薪方面的建议，还有有关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以及农民工社保、医保方面的建议。社保要求连续交满15年才可以享受，但是我们农民工群体流动性比较大，很难在一个地方居住15年，那可能永远都不能享受社保了。

    记:您在提交建议议案的时候，会和其他两位农民工代表交流吗?

    胡:当然有交流。在参加人代会的过程中，我和重庆的康厚明、上海的朱雪芹都成了朋友。我昨天还和朱雪芹交流过，她问我有什么建议，我也问她有什么建议，然后我们又问康厚明有什么建议。

    我们平时也有交流，有时用电话，有时在网上，除了日常的问候，拉拉家常，我们也会对某些农民工问题交流看法。虽然我们都是农民工代表，但是关注点还是有很大不同。比如，康厚明所在的重庆主要是输出农民工，我所在的广东主要是输入农民工，朱雪芹的上海主要是外资企业，不是劳动力密集的企业，跟我这里又有区别。尽管如此，我们的交流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人大代表有职无权”是误读

    记:您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公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胡:我在企业里就是一名普通员工，不是高层领导，没有任何特权。

    我给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在8小时之外，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要听取农民工的意见，为农民工代言，但在工作期间，我就是普通员工，就要遵守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

    能不能摆正心态，摆正位置，这也是能不能做好一名人大代表的基本标准。

    记:有媒体报道说，您曾经说“虽然是人大代表，但职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是有职无权，有时只能干着急。不能指望一个代表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有不少是批评之声。对此，您如何回应?

    胡:我被冤枉了。我当时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人大代表都不是专职的，而是兼职的。人大代表是集体行使职权，也就是说，集体有权，个人无权。再说，人大代表的确不可能直接处理和解决问题，而只能是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人大代表最大的权力，应该是监督。

    期待有更多的农民工代表

    记:在这次大会上，选举法修正案有望通过。这次修改最大的突破就是要实现城乡同比例选举，在下一届的大会上，可能有更多像您一样的代表。对这一天，您期待吗?

    胡:我期待下一届人大有更多的农民工代表，为这个群体的利益奔走。总理也对我说过，以后农民工代表会越来越多的。代表多了，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忙了(笑)。

    其实，在目前2981名代表中，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很多代表为农民工代言。只是，我们既然直接代表农民工这个群体，就要多为这个群体说话，为这个群体办事。

    记:等您卸任代表之后，还会不会接农民工的电话?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为农民工代言?

    胡:我没当代表之前，能帮到别人的我也会做。以后会怎么做，你说呢?

    原来，我们厂有个员工没有生活费了，我取了500块钱给他，后来他工作了十几天就走了，那500块钱也没有还。为这事，我老公还说我了，因为那时候我工资也不高，就1000多块。但是，我并不后悔。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是受父母的影响。

    在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胡小燕代表对记者说:“谢谢媒体对我的关注，我知道你们不是在关注我个人，而是关心我背后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朋友，我代他们感谢你们。”(宋识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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