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史去魂夺正朔 台湾教育目标堪忧

dalilandy

2009-08-16 00:26:21   


台湾文化上的错乱，还需知识分子共担道义，祛邪扶正。


　　中评社香港8月16日电／佛光大学文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谢大宁在《中国评论》月刊八月号发表专文《“国族建构”与台湾前途未定论》。作者表示，“两岸目前形势绝对称不上是一片大好，而是热闹中不免有忧虞悔吝之象。而其险峻的来源即是那在台湾已行之有年的‘国族建构’。”而“‘台湾前途未定论’也许意味着政治上仍有种种难题，可是文化教育上已经为‘台湾前途未定论’准备了一个丰沃的土壤，让它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我们相信两岸之分必然带来民族的大悲剧，尤其在两岸大小全然不对称的状况下，两岸之分对台湾而言更必然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两岸唯有走向统合，才是对两岸最为有利，也是最符合民族大义的做法。”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台湾前途未定论已不包括追求统一

　　《中国评论》于2009年6月号刊登了张亚中教授以“从‘台湾地位未定论’到‘台湾前途未定论’”一文，他用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与“台湾前途未定论”这两个概念，非常精辟地描述了台湾这几十年来在国际政治上的两个历史阶段。就前者言，它乃是美国强加给台湾的框架，这固然促成了美军得以协防台湾，使台湾获得了安全上的保障，但由于当时台湾官方并不持这样的看法，而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依据的台独论调也没能在台湾得到传播的空间，所以并未使台湾陷入法理地位上的争议。换言之，此一阶段有关台湾法理地位的争论乃是外部的。此后，随着大陆与美国的建交公报发表，也宣告美国正式放弃了台湾地位未定的主张。然而虽说美国已然同意台湾乃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并没能使台湾究竟应何去何从的争论停歇下来，反而随着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让有关台湾法理地位的争论迅速内部化，从而将问题转型为“台湾前途未定论”。

　　如亚中教授指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几年来台湾的政治演变，有关“台湾前途未定论”这样的想法已经逐步变成了台湾朝野共同的主张。这也就是说，虽然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一直存在着某种民主内战式的剧烈斗争，朝野蓝绿的斗争也一直似乎以某种“统独的图像”在进行着，但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在有关“台湾主体性”的话语权上的节节败退，反而使得有关“台湾前途未定论”的观点，成为台湾朝野日益趋同化的主张。而最有意思的是，亚中教授也把马英九“总统”“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张，归入了这一脉络之中，将其做为“台湾前途未定论”的一个最新的例子。

　　从政治层面看，亚中教授这样的描述当然是相当符合现实的，一种对抗性、悲情性的“台湾主体性”论述，在政治与社会上，一直把两岸朝“分”的路向上推，这是一个显然的事实。但因为两岸与国际因素的制约，它在政治上就只能以“台湾前途未定论”的形式出现。所谓“未定”，它当然意味着未完成，这也意涵着某种特定意向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悲壮况味。

　　我们或者也可以更明确说，在台湾的现实状况下，“台湾前途未定论”只存在着三种诠释模式：一种是台湾建国尚未成功，但要力促其成功，此即谓之台独的立场，部分深绿者即如此看。另一种则是台湾建国已然成功，只是在国际制约下，它仍有些妾身未明，此即谓之独台的立场，浅绿者多如此看。第三种则是“+++国”的法统已然限缩，但目前并无法在法律上确定此一限缩，不过应该努力确定现状的固定化，此即谓之两个中国的立场，部分浅蓝者当亦如此看。

　　我之所以详列台湾目前仅有的这三种诠释，乃是为了指出一个事实，即“台湾前途未定论”其实并不真存在另一种逻辑上许可的论述，此即“台湾前途未定论”不能理解为“两岸尚未最终达成某种统合或统一的共识，但台湾应该力促此一目标能够达成”这样的定义，简单的说“统一”已非选项。也许有人说深蓝者是如此主张的，这也许没错，可是在台湾的主流论述上，这样的诠释事实上是不存在，或者说是毫无影响力的。在我看来，亚中教授的描述，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可能会让大陆朋友心惊的事实。而我此文则是想进一步为亚中教授的文章，补充另一个片段，以让大家更能准确地估量“台湾前途未定论”这个概念。我的角度就是想从这十几年来台湾在文化教育上所进行的“国族建构”谈起。

　　而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以一句话来作破题式的概括，此即在政治上“台湾前途未定论”意味的是某种政治努力的现在进行式，或者至少是未完成式；可是“台湾前途未定论”在文化教育上所指向的目标却已经是完成式，或至少是接近完成式。换句话说，“国族建构”在文化教育上，它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

　　二十几年前，谢长廷在跟赵少康辩论的“台湾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命题，通过这十几年来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以及“国家”教育机器之改造，已经得到落实，而且具体的形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意识”。这也就是说，“台湾前途未定论”也许意味着政治上仍有种种难题，可是文化教育上已经为“台湾前途未定论”准备了一个丰沃的土壤，让它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我以为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瞭解与注意的面向，以下我即想以“亡史、去魂、夺正朔”三个例子来作描述。


　亡史：台湾的历史教育改革与“国族建构”

　　1994年的4月10日，台湾的教育改革正式启动。当时的政治时空是这样的，李登辉刚刚完成他的权力巩固工程，并展开全面“民主化”的时刻。这两者在时间上的吻合，当然不会是纯属偶然，不过这也不一定意味着教改乃是李登辉从上而下发动的政治工程。教改在当时民主化甚嚣尘上的时空中产生，也的确有种草根性的气味。它最早是由李远哲提起“教授治校”（后来他是否认的）开始，这也就是说，大学的民主化成了台湾教改的第一枪，而当时一批在大学里推动教授治校的学者，很快地把矛头转向当时有些暮气沉沉的教育官僚。说得白一些，这其实就是一次向教育旧官僚夺权的举措。必须说的是，当时的410游*，是得到相当社会支持的。可是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也不是要分析这次的教改为什么在后来成为种种台湾教育上的梦魇，我要说的是这次的教改如何打开了一个政治上的潘朵拉盒子。

　　这次的台湾教改，其名义乃是教育的自由化。而所谓的自由化，当然包括了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教科书的自由化，于是在这里遂打开了一个窍门。很快地，政治人物与一些有心人士便看到了这其中的有趣之处。对一些书商而言，开放教科书的编纂，也许只涉及了利益的问题，但对当时的李登辉以及许多倾独的人士而言，他们的推动自由化与民主化，背后多数还包藏着另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逐步将台湾与中国画分成“异己”的关系，于是从这里就出来了“台湾主体性”这么一个对台湾现在政治上具有绝对规范性的概念，而教科书正是他们看到可以大作文章的地方。今天，当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说李登辉自己介入了这样一个教科书改造的运动，但有一个比较曲折的证据，也许可以联系出一些苗头。

　　当时，杜正胜先生，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那位“杜部长”，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台湾意识的文章，据说李登辉极为欣赏。从此，杜先生便开始平步青云。过了不久，李登辉便发表了“建立新中原”的讲法。据知，这个讲法其实就是出之于杜正胜。这个讲法在初发表时，大家还并不确知其真实的意指，甚至有人还怀疑李登辉是不是有逐鹿中原的雄心。之后，随着杜正胜“同心圆”史观的发表，以及李登辉有关台湾主体性论述的逐步出炉，其意义就渐渐清晰了。而也就在差不多同时，“教育部”展开了大规模重修课纲的工作。由于课纲直接关乎教科书的内容，当然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运作，反正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之下，同心圆史观很快就一统江湖，成为了所有涉及到历史解释与意识型态之科目的课纲之主轴。

　　换句话说，杜正胜早在他当“部长”之前，在台湾教育史上便开启了杜正胜时代，他扮演的正是李登辉身前叔孙通式之角色。以上所述当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考证，但从这些脉络，应该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的确有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藉着教科书的翻新而在展开之中。而且看起来，这个过程实在不像是由下而上，而是由当时的权力核心所直接发动的一项宁静革命工程。意外的是，它似乎并未遭到任何抵抗，猿也不啼，轻舟就已过了万重山。

　　这次的改变发生在哪里呢？要瞭解这点，当然得先略为知道什么叫做同心圆史观。原来，杜正胜的说法简单讲，就是说历史必须采取略古详今，并且以台湾为中心，向外辐射去讲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也就是说台湾必须讲以台湾为核心的历史，而不能再以中国史为核心，中国史只是依照台湾这一中心向外所画的第一个同心圆，以示台湾与中国的血缘关系，世界史则是更外一层。我这样一描述，敏感的人便应该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别有居心”的史观了。讲历史，不是不可以略远详近、略古详今；但至少也应该知道，历史必须以时间的发展顺序为主轴，哪有以空间关系为主轴的？今天把历史的主轴改以台湾为中心，显然不是为了历史的教学，那它的目的是什么？

　　古人说，欲亡人国者，先亡其史，这样的作法当然有“亡+++国史”的“味道”在里面，只是形格势禁，它还必须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此所以连知名的历史学者，也是杜正胜的指导老师的许倬云教授都要痛陈说“最为欠妥者，则是将台湾史的教学，排在第一年的前半段，在讲授中国史与世界史之前，即先讲授台湾史。……这是一个不讲来龙去脉的安排。为了政治主张，强迫学生一头栽进迷雾”。以前公孙弘被批评曲学阿世，而杜正胜恐怕就是个更夸张的例子了，他以一位知名的中国古史学者，率天下之先，来灭其自己所学，为的是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改造台湾下一代的国族认同，知识分子而甘于如此，那也真的是人各有志了吧！

　　从这样的史观出发，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便成了一个十分畸形的状况。它先教台湾史，而且是先从台湾的古史教起，讲原住民文化。这其中当然略过了台湾和中原文化的发生的关系，而只讲南岛文化。然后一下子就跳过几千年完全空白的岁月，直接跳接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开发台湾。此后，便将台湾史切分成了四个段落，称之为“明郑时期”、“清领时期”、“日治时期”和二战之后国府统治的时期。这样的平列式的四个时期，其目的是什么呢？这大概也不需要太曲折就可以说明白了，这是一种表面以客观学术语言包装的史观，亦即台湾是没有宗主国的，它只是在不同时期分别由不同来源的统治者所占领的“殖民地”而已，所以它在叙述时，是没有主轴的。但历史叙述启能没有主轴？就像我们叙述中国史，其中一定有一个正统的概念，我们说朝代的递嬗，是因为我们承认它的正统地位，朝代指是政权的递嬗而已，所以宋和金并列，我们却只称宋朝，不称金朝，便是这个缘故。

　　就台湾而言，它曾割让给日本，这是事实，但对中国而言，我们却不能承认日本统治台湾的正统地位，所以我们会叙述台湾被割让这件事，但如果由我来写历史课本，我还是会将它纳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中来叙述这个“不幸”的史实。然而现在台湾的历史课本却抹掉了这个主轴；这意思是不是要说日本的统治台湾也是一种正统呢？看来也并非如此，它还是认为日本实行的乃是殖民统治，可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它以平列的方式讲明郑和清领，这显然也将郑成功和康熙当成了殖民者。换句话说，这样的历史课本奉行的根本是一个殖民史观，它在表明台湾迄今为止，都是在殖民者的统治之下，连国府也不例外，蒋介石当然也只是殖民者而已。而且它俨然还有日本是好殖民者，而蒋介石是坏殖民者的味道在。然则这企图鼓吹的东西，岂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当年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不是已经通过这样的史观而跃然纸上了吗？而由“+++国”的教育部编出这样的历史课本，这说明了什么？这不是在企图构建一个“被殖民而尚未完全成形的新国族”，又会是什么？


　　就在这样的台湾史之后，第二个学期教的是中国史。整整五千年的中国史之分量，和台湾史是一样的，都只有一册。所以夏商周三代，只能分配到一节课，汉魏四百年也只有一节课，唐宋这样的黄金年代也只有一节课，这都不去说了，重要的是这样的叙述，它和在台湾生活的人基本上是脱钩的，这也就是说它只是这个世界史之中比较特殊的一块而已，台湾人只是基于知识的兴趣，和部分血缘上的关系去认识中国史，这其中不需要史观的联系，也不必从这些叙述来形成我们去认识世界的基本意识。中国只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它和接下来以两个学期的分量来教的世界史，本质上是被定位为同质性的东西。换句话说，若从中国人所向来重视的历史意识来说，中国是被刻意驱逐出去了。这一驱逐对杜正胜之流的人来说，当然是重要的。正因为台湾和中国千丝万缕的纠缠，所以既然想要建构新国族，当然就必须出之以霹雳手段，从最根本处把中国扫地出门，以免它“阴魂不散”，不是吗？

　　以上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现行台湾历史教科书的实况，为的就是要清楚勾勒一个图像，那就是十几年来，台湾已经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相当成功地启动了改造下一代国族认同的工程。就此而言，杜正胜恐怕真是台湾这几十年来“功绩最卓著”的“教育部长”了，他以极强悍的手法，强力贯彻，这包括不准课本里写秦始皇“统一”中国，也不准说李白、杜甫是“我国”的大诗人，更不准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而我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以“+++国教育部长”之尊，把“+++国”踩在脚底下，而莫可奈何！当时在野的国民党也“似乎看不出他的阳谋”。而在此同时，这些转变也通过升学考试这个机制，都强迫灌输给了下一代，于是就连我自己的小孩，也都早就习惯了“中国－台湾”这种对举的称呼。然则我们能够说这个“国族建构”的工程不成功吗？

　　但是更重要的重点是在，当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之后，这些现象得到“拨乱反正”没有？很不幸的是，我的小孩历史课本里依然还在说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仍然只称孙中山先生，也仍然只说“武昌起事”。您知道吗？我们小时候都说1910年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现在则说起事，这一字之差代表什么吗？起义当然是正面的，起事则是中性的描述，而且多少还有乱民****的味道在。

　　当然有很多人认为马英九“总统”上台后，百废待举，还来不及处理此事。我原也如此看，但最近因为我实际参与了教育部课纲再修订的委员会之后，却有了相当不一样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们也许必须区隔看待马英九个人和他的政府。马英九个人的成长背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诗礼传家的代表，所以他的情感认同和“+++国”所标举的文化意识，是没有间隔的，此所以他会去遥祭黄陵，也会努力推动正（繁）体字。但是当把他放到政府的角色里去时，他的考虑可能就不同了。

　　以我这几个月来的具体体验，他的政府是不敢轻易去改动现行历史教科书之架构的，因为他评估这会触怒一批人，而他的选举惯性会让他认为这对他的选票极为不利，所以最好不要更动原来的大架构。这也就是说，同心圆史观仍将会是未来马政府对历史教育的主轴，马政府仍旧会以某种修正式的杜正胜主义作为其课纲的中心思想，而他所可能做的“微调”，大概只是在叙述台湾史时，不会再对日本那么“旧情绵绵”，也会对国府“客气”一点，至于中国史，仍会放在台湾史与世界史之间，至于会不会把分量加成两个学期，则尚待观察，但这几乎已经是极限了。

　　而我想指出来的是，基于某种政治上的妥协，把台湾史抽出来教也许是必要的，但主要的问题是在其背后的史观是什么。如果马政府可以把台湾史与中国史的教学顺序颠倒过来，并把这两者的连结依照“+++国”所传承的文化传统来衔接，那才是真正对历史教育的拨乱反正。可是马政府会这样做吗？我多么希望是我看错了，可是我到现在还完全看不到一点迹象。假若不幸真是如此，那我们就几乎可以断言，马政府仍会持续进行某种延续自李扁时代的“国族建构”工作，而且若是如此，则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趋势就将没有了任何可以改正的机会，然则这件事岂可小觑！


　去魂：台湾的国文教育改革与“国族建构”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在台湾的国文教育之改变上。这个例子来得比上述的历史教育要隐微曲折，但影响却也将同样巨大，这是因为在教育上，文史两科对“国族建构”而言，其重要性乃是等量齐观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原即在抛弃拉丁文和使用本国的语言之基础上完成的，因此既要进行“国族建构”，如何可能放过国文呢？

　　但是这工作却有些难以展开，其原因无他，因为中文在台湾短期内具有无可取代性，虽然的确有人想在闽南话上打主意，并将之改称为台湾话。但是闽南话不像广东话，它并没有文字化，而且国语在台湾推动得也算成功，因而压缩了闽南话的市场价值，所以国文教育它废不掉，也不容易改，一个通行几千年的语言系统，哪里可能说变就变？因此在教改刚开始时，国文教学是没有什么变动的，唯一动的只有教学时数，但时数的变动多半还是因为改采周休二日，教学时间整个被压缩所致，另外则也只能在小学中拨出部分国文的时段，美其名曰改成母语教学，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在教闽南语。可是这一改变其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母语教学绝大部分都只是聊备一格而已。

　　关于国文教学的真正变革，事实上乃是误打误撞而开始的。由于松绑、教育自由化的口号，使得教科书不再是单一版本了。但多元的教科书却给国文带来了一个大麻烦，那就是每个版本的选文都不同了，而由这个不同，造成了学生学习和考试的大困扰。毕竟，国文和数学等科目是不同的，教数学时我们只要求观念要懂，每个版本的叙述不同，一点影响也没有，但国文不行，没读过的文章，学生是不可能知道内容的。于是当版本一开放，每个版本所选的文章都不一样，这时候升学考试要怎么命题呢？为此，国文科的命题方式乃作了一个大变革，那就是改以“国语文能力”为测验标的，它的重点不再是针对文章所承载的“文化内容”，而是如何运用语文的能力。

　　这样的变革，刚开始也许只是基于考试命题的纯技术性的考虑，但随之也就让有心人又找到了窍门。由于长久以来，中国人的科举意识，考试领导教学一直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考试既然只以语文能力为重，文化内涵就成为可以忽略的东西，于是当然就可以顺势把文化的内涵从国文教科书和教学之中尽量抽掉。就在这样一个窍门之中，我们看到了在台湾行之有年的“文化基本教材”遭到了抽换的命运，从必修科目变成了实际上完全搁置的选修科目，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是考试不考。当然，这一变革某种程度遭到DIZHI，制定课纲的人也还是想方设法想保住一些文化内涵，但社会氛围中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争议，那就是争论国文教科书文白比例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有心人想要藉着大幅度地降低文言所占的选文比例，来抽掉“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于是，在杜正胜卸任前强行通过的课纲中，他们终于成功地将文言所占的比例抑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坦白说，这是一个逐步蚕食的进程，它不像历史科是明火执杖地搞，而是以逐渐抽换的方式，企图把中国文化从根刨除。这种做法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成功了，今天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已经深刻感受到学生对中国传统的陌生；但它成功的程度还在其次，重点是在有些人的确是锲而不舍，即使在马政府上台之后，仍然企图卫护并延伸杜正胜原来的规划。而马政府的教育部则明白宣称，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预设立场，“完全尊重”课纲委员的决定。但问题是课纲委员就是他们聘定的，就委员的既有立场来看，则是蓝绿各半，这意思就是摆明了看你们能“妥协”出什么结果，反正不要把火烧到我的头上就可以了。目前，我也忝为课纲委员，对于底下能“妥协”出什么结果，我也还不知道，但是当我每想到马政府是以“没有立场的立场”来处理此事，只敢“微调”杜正胜的规划，就对遏止文化教育上的“国族建构”这一工作的前途感到悲观与迷惘。我真的怀疑若顺此势下去，我们还能守住多久？我私下曾和部分绿色的朋友谈过此事，我问他们说“你们总要谈台湾的主体性，可是如果你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抽掉了，你们所说的主体性还剩下什么内容呢？”结果我得到的答覆是“就算没有了内容，那也不错啊！后现代不是讲虚无主体，主体的游牧化吗？这有何不可呢？”从这样的对话里，我不知道各位读者是不是能感受到那种“不惜一切”的要在文化教育上排除中国，以建构新国族的氛围呢？


　　夺正朔：台文系的成立与“国族建构”

　　最后，我想也略为谈一下由国文教育所衍生出来的，在台湾各大学掀起的成立“台文系”的运动。

　　这个运动开始于1995年。当年一些独派人士在民进党“立院党团”的协助下，发起了在中文系之外另外成立台文系的运动。表面上看，这只是大学中争资源的又一次事件而已，后来“教育部”的处理方式也似乎正是从这角度上来处理，但实际上这正是文化台独在进行其“国族建构”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只是这战役现在看起来还不那么成功而已。但无论如何，从1997年开始，迄今台湾的重要大学几乎都已经设立了台文系所，不只如此，这些台文系所都得到了“教育部”独厚的待遇，包括在人事冻结的状况下，独独让台文系所补足员额，台文系所的开办费也格外优厚，研究经费特优等等，都在在说明了这是政策走向，它当然也就表示了某种重要意义。

　　此一事件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引发的。当时“教育部”委托政治大学的中文系作了一个有关中文系如何分组的规划案。要知道，台湾的中文系和大陆是十分不同的，它其实比较接近国学系。这里所谓的国学当然是指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样的系其保守性自然很强，也很强固地捍卫着中国意识，但其缺点就是不容易与时俱进，所以“教育部”希望它能做一些比较创新的规划。而就在政大中文系建议中文系可以分出“中国语文、中国思想、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四组的同时，独派人士乃于焉发难。他们抨击国民党政府长期忽视台湾文学。此处我不想从文学的角度讨论他们对台湾文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其实无关宏旨，他们真正要的是如李敏勇先生所说的，要让台湾文学取代中国文学成为“本国”文学的“正朔”，以养成“国民意识”。这里我想引述一位研究者的话来概括他们的想法，那就是：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有主体性的文化。如果台湾是政治实体，就该设置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独立运动与台湾政体的独立运动不必然是因果关系，但宣告台湾文学独立的时机已到。台湾文学能不能成为‘国家’文学，关键终将取决于政治现实，文学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发生多大政治作用，但长远来看，还是可能影响甚至改变政治现实。

　　如果台湾大学里的‘本国’语文学系仍以中国文学系为正朔，难以养成‘国民意识’和文化，使‘国家’认同与定位混淆。设置台湾文学系是一种自我提升，是‘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的运动的基础。将台湾从乡土、本土提升到‘本国’位阶，而中国文学系同外文系一样，只是认识世界的必要条件。”

　　我想这两段话应该已经足以说明一切，我也无须再作解释。这个台文设系事件当然代表着“国族建构”的具体实践，而且他们清楚地认知到，这是在为台独准备一块丰沃的土壤，种子何时发芽固然不可知，但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则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当然，以目前的状况看，台文系虽然依凭政治力，而如雨后春笋般不停在新设，可是由于它的学术能量仍弱，师资也严重不足，所以它在台湾的社会扩散力还很缺乏，除了少数一两位之外，发言权也还不大，因此还不必过高估计它的影响力。截至目前为止，在“国族建构”的议题上，影响力大的还是文史教科书的问题。但是不容忽略的是，这十年来，台文系的毕业生已经越来越多，而他们是有资格到中小学里去教“国文”的。而另一方面，因为种种内部的因素，传统国学在中文系中也越来越式微，这一长一消之间，难道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外，我们能不能期待马政府看清楚台文系所涉及的问题本质呢？所谓的“+++国”政府是不是还能逻辑地思考它的文化教育政策？难道他看不出来，台文系所追求的目标和“+++国”所赖以“立国”的文化意识是冲突的吗？对于这些问题，坦白说，我也仍然是不敢抱多少希望的。马政府已经上台一年多了，台文系依然在膨胀，教育部的官僚们很满足现况，中文系和台文系并存，好像也没闹出太大问题，这一切好像都可以在学术自由的大帽子之下，把矛盾化解于无形。但他不知道的是，这部“国族建构”的列车也因此而越开越远了！然则，什么时候，“+++国”政府将会被它的政策所导致的新的“国族”认同给完全淹没呢？我不知道，但我的耳边确已听到哀歌了！


　　结语：用两岸统合论述面对蛰伏的台湾“国族建构”

　　以上我以三个主要的例子，来概括了目前台湾在文化教育上所进行的“国族建构”，并以此作为亚中教授所谓“台湾前途未定论”的补充。我以为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是有重要指向意义的，因为尽管两岸在这一年来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和”的势头，但和并不必然导致“合”，更难以自然进化到“一”，甚至由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这些年来在“国族建构”上的相对成功，尤其它已经内化到如上所述的“体制内运作”，而且在台湾内部缺乏相对的体制性的平衡力量，连马政府在这些问题的话语权争夺上，都只能附和，而无法以相对的论述来扭转，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两岸在潜在的因数上，其实是在朝着“分”的路子前进的。

　　现在相对而言，由于台独的势力因为陈水扁的关系，而处于极度不振的状况下，再加上大陆不断推出的惠台政策，让台湾实质上获得了两岸因缓解而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也使得激进台独的势头受到了进一步的压制。可是我也要坦率指出，这只是台湾“分的势头”的暂时龟缩、冬眠，当台湾多数的下一代如果已经认为台湾乃是一个“新国家”时，只要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很可能爆发为两岸的另一次大对抗。换句话说，台湾的“国族建构”其实是在堆积一个火药库，而独派的暂时蛰伏，只是在等待一根点燃火药引信的火柴而已。

　　实在说，这绝对不是我的危言耸听。最近，李登辉的那句名言“你是你，我是我，但你我可以是朋友”，便已经透露了重要讯息。对这句话，台湾的独派人士已经将之名为“柔性台独”论，李的真正讯息是“你是你，我是我”，在形势不利时，他会以柔软的身段出现，但绝对不会改变“你是你，我是我”的“两国论”定位。在我看来，这正是独派人士为因应马政府之走向的最新思考，他们会以为只要能够保住“国族认同”的成果，就不怕最后的目标无法达成，剩下来的只是静待时机而已。

　　就此而论，两岸目前形势绝对称不上是一片大好，而是热闹中不免有忧虞悔吝之象。而其险峻的来源即是那在台湾已行之有年的“国族建构”。要扭转此一趋势，在我看来，绝对不是再多给几个惠台政策，或者只是强调两岸血浓于水，就可以奏功的。台湾已经有相当多人接受了美国和英国是同一个民族，却可以分为“两个国家”的说法，所以如何发展出某种制度性的力量，来引导两岸脱离这样一个“分的氛围”，这恐怕是所有关切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人，所应该共同努力的。

　　最近，我们一些朋友所共组的“两岸统合学会”，正是希望以知识分子的承担，与知识的力量，提出一些具体的、制度性的构想，（这些构想半年多来已经陆续发表于《中国评论》，敬请读者参酌）来促使两岸能够早日由“和平”走向“统合”。我们相信两岸之分必然带来民族的大悲剧，尤其在两岸大小全然不对称的状况下，两岸之分对台湾而言更必然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两岸唯有走向统合，才是对两岸最为有利，也是最符合民族大义的作法。当然，这构想绝非容易，它必须让相关各方都觉得可以创造自己的最大利益，或者至少无损于现状；要想提出这样的构想，绝对是对这一代中华儿女的最大挑战，然而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之前怯懦吗？

　　这里我想再度借用亚中教授的那句话，一个民族将因它的梦想而伟大，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梦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