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岸文化认同和文化复兴

清水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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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評論224期社論
六月九日，马英九在接见海外华侨时，提到海外侨教，建议海外中文教育当「识正书简」，并于六月二十三日发表《大陆「识正书简」的文化意涵》一文，建议大陆为了让下一代能直接以「正体字」与中国古典文化对话，应逐步废除五○年代以来公布的一些「简化字」，书写使用「简化字」或「简体字」亦无妨，并呼吁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

马英九的呼吁，很快获得大陆台办的善意回应，并反映到七月十一日在长沙召开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而有共识为：

「──两岸使用的汉字属于同一系统。客观认识汉字在两岸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达成更多共识，使两岸民众在学习和使用方面更为便利。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

──支持两岸学者就术语和专有名词规范化、辞典编纂进行合作，推动异读词审音、电脑字库和词库、地名审音定字及繁、简字体转换软件等方面的合作。

──支持制订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的政策，简化相关行政手续，为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发挥双方的优势，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更把两岸文化交流提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层次。他在开幕式中说：

「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中华民族历来强调人文化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经典《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论述。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需要交流，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来自文教交流的动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支撑。展开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

「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也为拓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两岸同胞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高层次，扩大领域，丰富内涵，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文化的传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新形势下，两岸同胞应该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携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共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对马英九、贾庆林在政治、经贸之外，还能关心中国文字和中华文化的高瞻远瞩，表示敬佩；也对两岸论坛能有共识将汉字「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和「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表示支持。

据台湾师大教授亓婷婷的研究，在清末，即有梁启超、沈学卢、王照等人提出教育不能普及原因之一就是汉字书写繁难。尤其王照曾创「官话合声字母」，而受到袁世凯、周馥、赵尔巽的支持，在天津、南京、奉天办理大规模的「简字学堂」。一九○七年，劳乃宣在南京出版《简字全谱》。一九○九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发表《普通教育应采俗体字》一文。

民国以后的「汉字改革」其动机还是起自于「救亡图存」，但因丧失民族自信心，而误以为中国文化的落后，缘自于汉字的难识难写。一九一八年，钱玄同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改革汉字」，先由简化汉字笔划入手，最后走向拼音文字。一九二二年，钱玄同、黎锦熙、杨树达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笔画案》。一九三四年，钱玄同编写《简体字谱》，收录二千三百多字。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选出三百二十四字，即《第一批简体字表》，公布之。后经戴季陶激烈反对，又收回不用。国民政府迁台后，又有罗家伦主持的汉字简化政策，但经胡秋原激烈反对而作罢。

大陆的简化字则于一九**年，公布「简化字总表」。一九七七年又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开始试用。但又于一九七八年宣布废止。大陆的汉字简化也是以拼音文字为目的的。此后，大陆又宣布废除汉字拼音化的政策。

简言之，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为了普及教育，提升文化，其目的是拼音化，指导思想则是「西化」，包括「白色西化」和「红色西化」。但在实现拼音化之前，发展至今，大陆的识字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一，台湾的识字率更达百分之九八，两岸的经济、科技的发展也与列强并肩了。「实践检验真理」，可见中国的落后，不来自于文字是否拼音，而是来自于教育的普及化本身和发展路线的是否务实。

在此中国再度崛起之际，中国必须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识正书简」也罢，「识繁写简」也好，其目的除了统一两岸的文字外，更重要的是，恢复中国文字以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文字能不复兴吗？当然，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温故而知新」。两岸论坛有关汉字的共识，适其时也。

「识正书简」是与传统文化对话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两岸文字的统一是两岸文化统一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文字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所载的内容才是民族文化的实体。

中华民族的文化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化发展经验的历史积累。独立自主的文化价值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华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有其高大和根柢。

贾庆林说得不错，「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当为文学、史学和哲学。两岸中等以下的人文教育课程包括国文和历史。

国文教育不仅止于语文教育、文学教育，还当包括文化教育。历代的中华传统文化虽是以正统汉字为载体，但却不同于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白话文，而是历代的古文，或统称文言文。如果不识古文或文言文，再「识正书简」也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

台湾近二十年来，在「去中国化」的主导下，国民教育只偏重语文教育；高中国文课本竟也容不下《论语》与《孟子》的教材，古典文学的教材也大量削减。「识正书简」，只识玛丹娜、麦可杰克逊之「正」，又如何能与传统中国文化对话。白话文是生活的语言，在生活中就可以学习，而古文或文言文就必须透过教育才能学习。所以，为了认识中华文化的优美和与传统文化对话，台湾的国文教育，除了「识正书简」外，还必须「识古书今」才行，即认识古文或文言文，而书写当今的白话文。

经过「**」破坏后的大陆国文教育，我们所知不多，唯知近年来在各大学成立「国学院」和海外的「孔子书院」。

有关历史教育，台湾的九年一贯国民教育已取消了历史科，而并入社会科。至于高中历史课程，根据民国九十八年（二○○九年）准备实施的「九八课纲」，高一上学期为「台湾史」，高一下学期为「中国史」，高二上下学期为「世界史」，高三上下学期为选修的「专题」。四千年的「中国史」和四百年的「台湾史」一样，被压缩成一学期，每周二小时，十六周的课程。而且在「中国史」的教材中，只能称「中国」，不能称「我国」。这是「亡人之国，必亡其史」的「去中国化」的杰作。

由于学界的强烈反对和抗议，马英九就任总统后，才把扁朝「九八课纲」中的国文和历史二科拉下，暂缓实施，重组修订小组修订之，但其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大陆的历史教育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五阶段发展论」，即由原始共产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马克思亦曾言，他的历史哲学只适合于西欧社会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是否符合于「五阶段发展论」，在上世纪三○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引发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这个论战当是承接着一九二八年苏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而来。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中，就意见纷歧，至少有史达林派、托洛斯基派，和学者派的梁山诺夫、瓦尔加、马加尔。时史达林派当权，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应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之前当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之前当是原始共产社会。于是有中国学者的中国社会性质和分期的大论战。参加论战的有**干部派、有托洛斯基派、有国民党、有非共派马克思主义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最后，**接受了「五阶段发展论」，唯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资本主义进入中国，而把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定性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故有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

中国有原始社会或原始共产社会，学者们争论不大，甚至中国的原始社会两性关系是经过「杂交」期的。《商君书?开塞》言：「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庄子?盗跖》云：「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管子?君臣下》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吕氏春秋?恃君》亦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这当是近代人类学家所说的游群采食期。

中国最早的政治型态的出现，有《管子?治国》云：「先王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如何「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后又有《管子?君臣下》言：「神农教耕生榖，以致民利。」从有巢氏到神农氏，当为氏族联盟的盟主，其「王天下」未见征伐，而是有重大发明「而民悦之，使王天下」的，没有征伐何来奴隶？

征伐当起自「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遂禽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黄帝本纪》）「禽杀蚩尤」、「代神农氏」，黄帝并未将彼等氏族夷为奴隶。

黄帝之后，「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韩非子?五蠹》）《论语?宪问》亦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说：「（禹）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洫。」（《论语?泰伯》）《管子?君臣下》言：「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

《礼记?礼运》云：「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社会应具有原始共产社会的性质。

欧洲奴隶社会的奴隶来自被征服的氏族，大禹的「王天下」来自舜的禅让，没有征伐，奴隶社会从何而来？夏虽「家天下」形成帝国，但仍具有浓厚的氏族联盟性质。

汤「率诸侯」伐桀，「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史记?殷本纪》。武王伐纣，斩纣，却「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史记?周本纪》。夏和殷的氏族不但未被夷为奴隶，且至春秋时代尚有杞国和宋国的祭祀。

硬要在中国古史中安插一段奴隶社会时期，**史家范文澜只好说：「东方斯拉夫人在原始公社瓦解后，直接产生封建制度，中间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周国情形也颇有相似之处的。夏商奴隶制度发展而不发达，周奴隶制度更不发展而封建制度却发展很快。」（《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页一一七，一九**年四版，人民出版社。）

硬把夏、商、周当作奴隶社会，以「克己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当然就成了四人帮所言「奴隶制复辟的代言人」了。既是「奴隶制复辟的代言人」，大陆今天还在世界各地广设「孔子学院」，岂不要复辟奴隶制？

自商鞅「坏井田，开仟佰」之后，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并「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末」指工商业，「本」指土地农业），以至「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作为农业社会主要生产资源的土地得以自由买卖了，还有封建社会吗？所以，吕振羽只好说：「由战国到秦汉之际，是中国封建主义发展过程中之一大转捩点，由初期封建主义的封建领主支配过度到封建地主的支配。」（《中国政治思想史》页二三七，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局）我们或可承认「封建领主」是封建制，但「封建地主」是封建吗？马克思复起于地下，恐怕也难以同意了。

这样「社会五阶段发展论」的中国史，又如何能「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呢？

我们理解并同情「社会五阶段发展论」的中国史，是在丧失民族自信心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人民的革命思想，但以今日视之，也不能不说是「红色西化」思想的残余。而且崛起的中国不能再根据马克思西欧史的形象来制造中国自己的历史，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着作解决我们当前所有的问题。」同样的，马克思、列宁着作也不能解决我们过去历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五阶段发展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实事求是」的，是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的。

我们欣见两岸文化论坛对两岸汉字有「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和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的共识。并且，我们期望两岸文化论坛，进一步能有「实事求是」的合编中国文史教科书或参考书的共识。

复兴中华文化必须先恢复孙中山所说的「民族自信心」，还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超越一百多年来红白西化派的异化，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文化价值体系，那么未来的中国统一就不止于国家的统一，而是中华民族的腾飞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让中华文化能重新贡献于世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