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床异梦到同室操戈

dalil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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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同床异梦到同室操戈


                                                                                          游历天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全面重用**党人，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党分分合合谈谈打打，长达25年。曾有人说这是一段“兄弟阋墙”的历史，但我仔细读完杨奎松教授这部《国民党的“联共”与“**”》，却感觉两党一点儿不像血脉相连的兄弟，倒像是一对始则错结连理、始终同床异梦、终于反目成仇的冤怨夫妻。
　　两党均起自民间，都将反帝反封建、建设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是为“同床”；而两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分歧深刻，所规划的中国蓝图相距玄远，所制订的政治策略互为颉颃，所依赖的基本力量地位分殊，是为“异梦”。由于双方后来的领袖人物都是偏狭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均无尊重对手的雅量，没有求同存异的政治胸襟；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又盛行着一元论的真理观和偏执激烈的斗争论，我对你错的纷争很容易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对抗；再加上居间的“媒人”苏联蓄谋一己之私而且肆无忌惮，扮演“和事佬”的美国不谙中土习俗而又心不在焉，两党遂从同床异梦迅速走向同室操戈，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一、根据杨奎松教授的论述，国共两党的关系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一是1924年1月至1926年3月（本书第一、二章），以国民党“一大”重用**党员开始，到“中山舰事件”结束，其间虽有种种腹诽、微词和龃龉，但大致是双方的“蜜月期”。
　　 二是1926年3月至1927年8月（本书第三、四、五章），以蒋介石推动的“整理党务案”开始，到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结束，这是双方裂痕日显、终于彻底闹翻的“吵架期”。
　　 三是1927年8月至1936年12月（本书第六、七章），从“南昌起义”开始，到“西安事变”结束，虽然其间也穿插有邓文仪和王明、谌小岑和周小舟、陈立夫和潘汉年等多次暗通款曲，但无疑是一段冤冤相报的“厮打期”。
　　 四是1937年初到1944年夏秋之交（本书第八至十一章），从张冲和周恩来关于“政治解决”的具体谈判开始，到**借用美国人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结束，经历了抗战初期的协调和几次“**高潮”的摩擦，是一段貌合神离的“复婚期”。
　　 五是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本书第十二至十五章），表面上你来我往“协商”“调处”，实际上都在暗中磨刀算计着你死我活，是典型的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离婚期”。
　　 这以后是全面内战爆发，直到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大致是本书最后两章），国共两党这一对同床异梦的冤怨夫妻，有一次上演了血流成河的全武行，以中华民族的战后复兴为赌注，进入了一段同室操戈的“仇杀期”。
　　 以上第三、五、六这三个时期自不待言，就是在相对融洽的第一、二、四三个阶段，国共两党也从来不曾“情投意合”过。
　　 “谈恋爱”伊始，在孙中山一方是“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第一章，P9）；而“在理论上和内心深处，共产党人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和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相信或迟或早，都必须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第一章，P12）也就是说，双方都没想和对方一起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等到龃龉日生矛盾扩大，双方也没有想到怎样去开诚布公戮力同心。作为国民党首席理论家的戴季陶，“很自然地开始怀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可能是……埋伏战术”（第二章,P83）很快就从支持“容共”变成怀疑和反对；蒋介石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原则：“当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蒋就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当蒋认为，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他就戒备以致反对。”（第三章，P113）而在**一方，陈独秀曾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提议：“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在实际工作中也一如既往地“力图改天换地，最大限度地争取工农，拓展自身革命基础。”（第四章，P159）在大敌当前的“复婚岁月”，双方也是各打各的如意算盘，从阳奉阴违尔虞我诈到剑拔弩张拳脚相向——包括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对**军队事实上的“断粮”，对八路军新四军“阴谋”和“暴行”的“广为揭露”、对山西新军的夺权（第九章，P413），直到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然也包括**对朱怀冰、张荫梧、鹿钟麟、韩德勤等部的“反击”和重创（参见第九章、第十章），以及“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第十章，P459）；双方在敌后的明争暗抢，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携手合作”期间尚且如此，这“婚姻”的质量究竟如何，可想而知。
　　 于是，国共两党这一对冤家，始则误结连理同床异梦，继而分道扬镳刀兵相向，一度破镜重圆却是貌合神离，最终同室操戈闹成你死我活。
　　
　　 二、国共合作的最终破灭，当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从双方的理论基础来看，国民党信奉的是孙中山自创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信仰的是西方舶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二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路和宗旨；从各自选择的政治路径来看，国民党（尤其到蒋介石时期）是尽量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在相对平稳的社会建设中实施其“军政-训政-宪政”的计划，而共产党却要彻底颠覆现有秩序，先砸烂旧世界再创造新世界。戴季陶就“深知孙中山虽然也主张革命，但主张的是国民革命、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意在消弭并调和可能发生的阶级斗争，而非像共产党那样推动和鼓励阶级斗争。”（第二章,P83）在共产党一边，则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背景，要按照“阶级斗争——阶段革命——阶级专政”的思路来改造中国，自始至终将国民党视为一个仅供过渡阶段暂时利用的政治力量。两党之间从未认真坦率地讨论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孰是孰非，完全不顾对方的精神世界，缺乏对对方的起码尊重，只按自己的如意算盘行事，这样的“婚姻”，必然是貌合神离。
　　 作为在具体的历史舞台上奋斗的政治组织，两党本有着共同的现实目标，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事实上，两党队伍中都有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慷慨赴死，前赴后继，若无这些民族精英的参与，国共两党都不可能际会时代的风云。然而两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制，却在在掩蔽着这个共同点。到了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峙的时代，两党党魁的人生追求和人格特点，又加剧了由主义之争、道路之争所产生的矛盾。蒋要的是“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做的是自以为是的独*梦；毛想的是超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做的是影影绰绰的皇帝梦。而无论独*也好皇帝也好，其绝不容许有一个对手与自己平起平坐共商国是，则是相通的。有了这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领袖，加上“下属的任何言行都自认为是拥护或代表其领袖的”中国政治斗争特色（第四章鲍罗廷语，P151)。于是，在党魁个人意志的驱使下，双方都以“真理在手”的标榜和“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不择手段地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两党的分歧自然不仅不能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了。
　　 从全书展现的丰富、确凿的资料来看，国民党虽然两次摆出高姿态来“容共”（一次是“老大哥”姿态，一次是“中央政府”姿态），也只不过是想吸纳**的人才、利用**的力量，就是“主婚人”孙中山，也仅仅是想引进共产党的组织机制，来改造暮气日深的国民党而已（参见第一章，P7-9)，这哪里是把对方当成配偶，倒不如说是在以江湖手段拉拢一个风尘女郎。而**在指导思想上也从未承认过国民党的正统或主导地位，有的只是策略上的考虑：现在你比我厉害，我表面上服你，换取实际的利益，说得好听这叫韬光养晦，其实总难免寄人篱下却又图财害命的嫌疑。
　　 如果说**是缘其“阶级斗争”理论而无法从理念上承认国民党这样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党，国民党则是因其与生俱来的帮会习气，以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事实上推行的军事化独*化机制，使之无法与**平等相待。双方口是心非的原因各异，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理念的病根却相同。这不能不归咎于那个时代思想资源的局限——缺乏理性的、宽容的、多元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贻害——在“大一统”的意识之下，只有“打江山坐江山”的追求，才是政治活动的最高主题。

　　三、**在这一场较量中取胜，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比如与孙中山构建的“三民主义”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缜密、更博大、更严整；与国民党艰难竭蹶且弊病丛生的“十年建国”比起来，**以美化了的苏俄为蓝图的“国家规划”，更能吸引自“五四”以来日益浮躁操切的社会心态（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之心，这也是**骨干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民党老大自居之中迅速蔓延的腐败堕落比起来，延安边区政府和“敌后解放区”的政治清明更孚民望……正因为如此，**才能深刻地动员、有效地组织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并由此取得其改朝换代的“历史合法性”。
　　 不容忽视的是，国共双方（尤其是**两个党魁）在斗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上的灵活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
　　 从前者来说，自毛取得最高领导权后，**的基本战略一以贯之：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早在1944年底，“毛·泽*东已经认定：蒋之一切布置是搞垮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第十二章，P518)而蒋对**的心态，却在利用——限制——消灭之间来回摇摆，直到1945年还幻想可以通过外交和政治手腕，使“依靠苏联秘密支持而存在的中国***，从此将完全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第十二章，P533)，等到在重庆谈判时发现对方毫无诚意，还“大发雷霆，怒不可遏”（第十二章，P538)，对对手要和自己对抗到底的打算，还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的重视。难怪周恩来要讥诮蒋介石“独*无胆，民主无量”了。
　　 从后者来说，国民党在“解放战争”开始前的多次“摩擦”中，整旅、整师甚至整军成建制地被**消灭，**却能成功地维护自己“积极抗战、希望和平”的社会形象；而“皖南事变”仅仅一个军部被围歼，**就让全国人民关注了“千古奇冤”，一时间国民党的“摩擦专家”简直成了过街耗子，仅从这一个视角来看，双方争取舆论的宣传工作，高下立判。在国际上，**对自己的“大老板”第三国际和苏联隐忍之至，有效地争来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国民党对美国却真是以“盟友”视之，多有强项抗争之举，甚至连史迪威这样重要的人物都不能和谐相处，其最终招致美国朝野一致的“抛弃”，也未必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要而言之，国共两党之争，法统上**丢分，策略上国民党丢分，但在诚信上，则是双方共同丢了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法统”不过是“皇家政统”的代名词，没有多少人拿它当回事，“成王败寇”倒是庙堂江湖官家百姓都能接受的天经地义，“策略”被奉为缠斗交争的“生命”，被视作智慧的最高表现。两党恶斗的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鲜有人正视、剖析**“法统丢分”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影响，比较两党策略的“研究者”倒是不计其数，而对**的“策略高妙”的津津乐道和赞誉有加，更是广为流布、大行其道。至于对双方在诚信上的共同失分的客观的述评，恕我孤陋，似仅见于这本《国民党的“联共”与“**”》之中（当然还很委婉）。不知是否源于在其自序中强调的“所受教育的背景和知识资源及其他限制”，杨奎松教授也没有就此深入阐发，作为读者，我深以为憾。因为，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中，还是从人类社会成型的必需来看，“诚信”都是一个文明社会最核心、最重要的基本规范之一，国共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丢分，实际上延续并加剧了自战国以降政治斗争对中华民族诚信意识的败坏，贻害无穷。
　　 附带说一句：作为长期处于强势而理应负有更大责任的一方，蒋介石既不能从人格上反躬自省，又不能警觉于双方如此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却对所谓对方合作之中的“诚”与“诈”的问题耿耿于怀，将对方基于意识形态的策略问题误诊为品质问题，其实所见甚浅。这或许也是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除了意识形态、政治策略、组织机制、领袖人格、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之外，苏联（早期是通过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它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对中国事务的操纵，是国共两党从同床异梦走向同室操戈的一个重要诱因。
　　 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要追求“全面布尔什维克化”自不待言，据解密的苏联档案，“1923至1927年间，苏共政治局就中国***的各种问题开了122次会，作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遥控指挥年幼的**。”（《炎黄春秋》2008年8月号，P70）就是打着“三民主义”旗号的国民党，不但“其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第一章，P29），而且在作为其立党基础的组建“党军”、作为其对中国社会的首要政绩的实施北伐两大活动中，处处都能见到苏俄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党的“党文化”、“党宗旨”是异体同源的，那就是由列宁开其端、由斯大林集其大成的苏共“党文化”。
　　 本来，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老大哥”，苏共（按其国情来看，也就等于是苏联）的意志和策略对两党影响极大，作为离中国地理位置最近的强大国家，苏联事实上也左右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遗憾的是，这个政权基本上延续了它所推翻的沙皇政府的对华政策，以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原则，不是致力于弥合、消除两党的矛盾，而是听之任之，甚至有意扩大之、制造之，观其在“中东路事件”时要**“为保卫苏联而战”，抗战之前割裂蒙古、承认“满洲国”，以及在两党“离婚期”中在东北的一系列作为，都是为其自身利益不惜危害中国利益。这个历史欠账至今未得清算，甚至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五、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历史”中，国民党是一个典型的“坏蛋”：思想上抱残守缺，理论上支离破碎，政治上反动透顶，其基本品性是寡头政治买办经济为非作歹祸国殃民，只为“四大家族”谋利益，偶做好事也是迫不得已口是心非……在这样的形象定位之下，国民党的“联共”和“**”政策，也就只剩下几个干巴巴的概念——不是欺骗、利用，就是背叛、屠杀。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台海关系的和平演进，更由于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历史言说开始走出“宣传教育”的误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对历史事件的剖析和对历史人物的体察，逐渐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国民党在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实行北伐重建民国、领导全国对日抗战、建设台湾反对台独等方面的“四大功绩”（杨天石：总序）终于得到确认，对国民党与**之间分分合合的历史恩怨的重新认识，也终于可以进行历史的补课。杨奎松教授这本70多万字的著作，无疑是极好的教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自述心迹，强调“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的各个侧面”，而避免“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前言，P2），应该说这一宗旨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较好地跳出了作者所批评的那种“视对方为‘匪’的对抗意识”。凡事涉两党重大争议的问题，作者都尽量引用了国共双方的说法，确实做到了“试图尽量客观地去分析和描述国民党人对共产党问题上的复杂心理及其情感变化”（前言，P4)，使得读者能通过此书窥见历史事件的大致真相，这对于国人了解历史、反思历史，功不可没。

　　当然，正如作者自述：“无论是相关概念的使用，还是论说方式，以笔者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加上现实政治的局限，要想做到绝对客观，也不现实。”（前言，P4）从本书的命名即可见一斑：既然从种种资料上都能证实，除了汪精卫的文章措词之外，国民党的政策从来是“容共”而非“联共”，连孙中山先生也说的是“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地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第一章，P29），而本书仍称国民党的政策为“联共”——这样的处理，不知是出于现实的碍难，还是另有深层的考量？
　　
　　　　　　　　　　　　　　　　　　　　　　　　　　　　　　　　2008-09-22改定
　　
　　（《国民党的“联共”与“**”》 杨奎松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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