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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岸的经贸文化协商与政治协商之间的关系
作者:肖永国
随着2008年两岸恢复经贸文化协商以来,在一年多时间里,两岸连续就彼此关心的经贸文化议题开展了多次协商,并达成诸多的经贸文化协议。这时候就产生两种观点:
一是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太快有顾虑,担心“贪多嚼不烂”;
二是对两岸开展政治协商有顾虑,担心“政治大跃进”;
以上两种政治担忧,在理论上都是存在可能性的。但是,两岸问题的关键不是做“理论评估”,或者说不能用理论评估代替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两岸关系与其他的政治关系相比,具有很多的特殊性。其中有以下几点特殊性是具有代表性的:
1、 两岸历经长达60年的政治隔绝、对立与冲突;
2、 两岸至少是同一个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关系;
3、 两岸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两岸的融合、统一与繁荣;
在这里之所以强调特殊性,目的就在于:认识今天的两岸关系不能脱离两岸关系存在的政治历史、政治现状和政治发展。换句话说,今天的两岸关系的进展,本质上是对两岸长达60年政治隔绝、对立或冲突的政治弥补、政治改善和政治提高。以60年的时间跨度来衡量两岸关系应该发展的进度和程度,很容易就会得出来,两岸一年来签订的若干经贸文化协议是远远不足以填补两岸长达60年的“政治真空”的。
所以,两岸不存在“两岸关系发展太快”的问题。应该说,与两岸长期政治隔绝相比,两岸关系的发展速度才刚刚起步。这就犹如一列火车,最困难的是恰恰是起步。在起步阶段,一块放置在轨道上的普通木块都会阻挡火车的启动。但是,火车一旦奔驰起来,即便是几头牛也是无法阻拦的。同样的道理,现在两岸民众感受到更多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两岸关系的起步阶段,这些都是正常的。对于这些可能的问题,正视就好,“过虑”就“太超过”了。
至于是否会出现“贪多嚼不烂”的问题,在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中也是不会出现的。
这主要是由两岸实力的“不对称性”造成的。台湾无论从面积、人口、经济总量还是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是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比较的。最简单的一种比较:如果用13亿中国大陆人口与2300万台湾人口做对比,仅仅是56:1的关系。无论台湾遇到怎样的经济困境,哪怕采取“对口支援”的模式,至少也是56:1的关系。假如采取“区对区”的支援模式,至少也是40:1。更可况,现在的台湾经贸文化完全没有到我们假设的需要“支援”的地步。所以,发展两岸经贸文化关系或协议不存在“贪多嚼不烂”的问题。但是,中国大陆需要关注的问题反而是:“如何在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的推进中进一步增强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和影响能力”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才是关乎两岸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根本所在。
对于“发展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的初级阶段是否应该开展两岸政治协商”的问题,即中国大陆是否在发展两岸关系上存在“政治大跃进”的问题,同样应该回归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上做思考和认识。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两岸并非没有就政治议题开展过政治协商,如台湾方面关心的国际范围的“外交休兵”问题、台湾参加WHA的问题、台湾一定国际范围的“中国代表权”问题等等。所以,两岸现阶段是否开展“政治协商”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两岸是否有开展政治协商的“政治需要”。这才是两岸开展政治协商问题的本质所在。换句话说,如果两岸有开展政治协商的政治需要,假如中国大陆一味的政治拒绝或不响应,这无疑会对发展两岸正常关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政治障碍。但是,如果超越两岸政治基础开展政治协商,不仅不会有政治协商的成果,反而会为长期、有序的发展两岸正常关系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
由此可见,在当前两岸关系的现状条件下,两岸开展政治协商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需要;
2、 遵循“一事一议”的原则开展政治协商;
3、 现阶段努力使两岸政治协商服从和服务于更好的发展两岸经贸文化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经贸文化协商”与“政治协商”之间存在许多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的关系。
一、两岸正常经贸文化关系是两岸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
两岸政治协商本质上是建立、完善和发展两岸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状态、政治联系、政治协作及政治地位。而政治协商所涉及的“政治状态”、“政治联系”、“政治协作”及“政治地位”等都与两岸之间“事实关系”、“共同利益”和“政治需要”等有直接的政治关系。同时,这一切都离不开两岸建立正常的经贸文化关系。
其次,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下,台湾经济民生的困苦如果得不到舒缓,无疑会成为台湾执政当局的政治难题。特别是马英九在渴望政治连任的政治欲望的驱动下,在全球危机中最希望拿出来的成绩单是“带领台湾民众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在全球各地区或政府都在政治自保的环境下,在台湾危难时刻能义无反顾的帮助台湾执政当局的,只可能是中国大陆。
所以,发展两岸正常的经贸文化关系不仅对台湾政治当局执政有利,而且对构筑两岸坚实的共同利益有重大的历史贡献。
二、两岸制度化经贸文化协商与“一事一议”的政治协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两岸制度化的经贸文化协商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两岸正常的经贸文化关系,是两岸努力填补长达60年的政治隔绝、对立和冲突制造的两岸“政治真空”。两岸历史形成的“政治真空”如果不被两岸正常的经贸文化关系填充,就必然被两岸的政治仇视或政治对抗占据。显然,后者与两岸都希望构建“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新秩序相违背。
如此一来,两岸建立正常化的经贸文化关系的过程,究其根本,也是与延续两岸政治仇视或政治对抗的政治势力的对峙、消长的过程。消除两岸历史遗留的政治仇视或对抗的政治思维,单纯靠两岸加强经贸文化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建设一种正常化的两岸关系需要几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是毁坏两岸建立正常关系的行为,或许通过一个或几个偶发性的事件就完成了。由此可见,在两岸制度化经贸文化协商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两岸政治协商为其保驾护航,两岸辛苦建立的正常化的关系是无法得到保障和发展的。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与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不同,两岸并不存在制度化的两岸政治协商的管道或组织。两岸只能按照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需要,遇到什么政治问题就解决什么政治事项。这就是“一事一议”的政治协商模式。
所以,两岸制度化经贸文化协商与“一事一议”的政治协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与两岸的政治协商有密切的“政治关联”,但不存在完全意义的“政治因果关系”或“政治函数关系”;
所谓“政治因果关系”或“政治函数关系”就是一定的两岸经贸文化协商对应特定的两岸政治协商。或者说,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与两岸政治协商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或“函数关系”。显然,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与两岸的政治协商之间不存在“特定的对应关系”。
对应地,即便两者存在“政治关联”,也是属于前者是后者的政治基础的性质。正如不能通过房屋的地基就判断房屋的构架一样,我们同样不能根据两岸的政治基础就推断未来两岸要构建怎样的“不统一状态下的政治关系”或“统一后的政治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是:两岸密切的正常化的经贸文化关系必然会为两岸开展政治协商提供充分的“政治需要”、充实的“共同利益”和充足的“现实关系”。这对两岸政治协商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是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与两岸的政治协商有密切的“政治关联”的具体表现。
四、两岸社会关系是两岸经贸文化关系影响和作用两岸政治协商的“政治环节”;
既然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与两岸的政治协商有密切的“政治关联”,但是不存在完全意义的“政治因果关系”或“政治函数关系”,那么与两岸政治协商有“因果关系”或“函数关系”的政治要素是什么呢?
依据两岸关系的发展现状,很容易判断出来就是“两岸的社会关系”。 因为两岸关系的本质是“同一个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政治对立”,两岸开展政治协商的本质目的就是在强化两岸“同一个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政治基础上努力消除两岸的“政治对立”,或者努力改变两岸的政治对立状态。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改善两岸政治关系的核心是在确认两岸事实关系的基础上,依据两岸政治需要,努力扭转两岸历史形成的社会仇视与对抗的状态。
换句话说,如果两岸处于仇视或对抗的社会关系中,两岸积极的政治协商也仅仅是设置两岸的“政治止损点”或确认两岸的“事实政治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的途径,逐步改变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观感、政治认知和政治转变。否则,两岸开展超越两岸政治现状的政治协商不仅无益于发展两岸关系,而且会为两岸关系制造新的政治困境。所谓“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构建两岸积极的社会关系才是两岸经贸文化关系影响和作用两岸政治协商的“政治环节”。
综上所述,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与两岸政治协商之间是既相对独立又政治关联的关系。
认知两岸经贸文化协商与两岸政治协商之间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更好的判断和把握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节奏。在两岸政治基础薄弱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发展两岸经贸文化关系,其实质是在构建未来两岸长久政治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依据两岸关系发展的特定需要,适时推进两岸的政治协商,努力把两岸当前的“一事一议”的政治协商模式,进而发展为“制度化政治协商”,直到两岸在条件成熟时成立“两岸政治协商委员会”。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更长远的话,成立“两岸协商代表大会”都是完全可能的历史事件。当然,更高的两岸政治协商需要更坚实的两岸经贸文化关系和更为和谐的两岸社会关系。一旦我们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我们反过来就知道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是何等重要、何等关乎全局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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