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修复日本神风特攻队机场遗址

入主中原

2009-03-23 中國時報 【李忠一／專題報導】


　▲日治時代的有樂館食堂，是特攻隊員執行自殺任務前最後一夜的行樂場所，如今是影像博物館。（陳育賢攝）

    　二次大戰末期，日軍成立神風特攻隊欲扭轉劣勢，台灣因戰略位置成為重要基地，其中，新竹機場神風特攻隊約在一九四五年間成軍，新竹機場是全台起飛架數最多的地方，也因此位居重要戰略地位的新竹州廳，諸多建築、歷史遺跡仍保有日式風格，成為觀光景點。
    　西元一九四四年十月，日軍在大戰末期陷入劣勢，日本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大西瀧治郎中將建議，採行自殺式人體炸彈攻擊特別戰術，名為神風特攻隊。
    　二戰末期 以人體炸彈攻擊聞名
    　台灣因戰略位置成為重要基地，神風特攻隊除了在宜蘭有基地外，在新竹、台中、台南等地也有基地，四處基地計出擊三千四百六十一架次，尤以新竹架次最為頻繁。
    　新竹市四大日系景點，包括神風隊員任務前最後一晚必到飲酒作樂的「有樂館」（影像博物館）、日人招待高級官員的「自治館」（玻璃藝術館）、執勤前參拜的神社（外國人收容所）以及隊員宿舍「十八尖山戰備坑道」。
    　自殺任務前 「有樂館」最後一遊
    　新竹市中正路上的「影像博物館」，前身是「有樂館」，二戰末期充作神風特攻隊員的俱樂部，隊員在自殺作戰前一晚必到此最後一樂。台灣光復後易名為國民大戲院，是全台最早有冷氣的戲院之一，是目前台灣碩果僅存日據時代興建的歐式劇場。民國八十九年改造成影像博物館。


　▲在機堡前有零式戰鬥機模樣的花圃，似乎也訴說著進士社區與南機場、神風特攻隊的淵源。（李忠一攝）

    　六十多年前日軍神風特攻隊自殺攻擊震懾美軍，位於宜蘭市郊的南機場是基地之一；沖繩島戰役中，南機場因距離較近，稚氣未脫的年輕飛行員在此起飛、斷魂！如今，南機場偌大土地閒置，將成竹科城南基地，昔日鐵血風貌不復見。
    　六十五歲的宜蘭縣鑑湖堂文化協會理事長林文隆，出生那年已是戰爭末期，從小就聽耆老講「日本時代故事」，留在紅磚牆面超過一甲子的轟炸痕跡，對於未曾親臨的往事彷彿歷歷在目。
    　林文隆說，日治時代為避免軍事機密外洩，火車經過南機場前，車廂窗戶都必須拉上木簾，防止旅客偷窺。民間傳說戰時有架日機迫降在該地，幸運人機平安，認為這是吉兆因而興建機場。
    　「天皇御下萬歲，媽媽再見！」林文隆以日語說出特攻隊員人生的最後一句話，有著「白蝴蝶」之稱的特攻隊隊員，他們的母親希望為國犧牲的兒子，死後能化成白蝴蝶飛回家，讓母親見最後一面。
    　林文隆建議將周邊軍事設施修復納入。他強調，「保留這些軍事設施並非是崇日，而是尊重歷史，讓人們不要忘記戰爭的教訓。」
    　宜蘭縣府工商旅遊處長游文祥表示，城南基地是公園型科學園區，八角樓等軍事設施會善加整建，也會考慮興建人行步道、自行車道，讓南機場與宜蘭城市意向結合。

阿让

美國飛虎隊遺址公園在廣西桂林開工
2009-03-23
新聞速報
【中央社】
    　廣西桂林將興建一座飛虎隊遺址公園，紀念美國飛虎隊員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地點就選在臨桂縣秧塘機場指揮所舊址，這是美國飛虎隊現存唯一的指揮所遺址。
    　「飛虎隊」 (Flying Tigers)成立於1942年4月，1946年4月解散，創始人是美國飛行教官陳納德 (Claire Lee Chennault)。
    　中新網介紹，當時美國駝峰航空運輸隊動用近千架飛機和上萬名航空地勤人員，來往運送70多萬噸物資和3萬餘人員，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的抗戰。
    　遠征滇緬、保衛昆明屢立戰功的「飛虎隊」1942年抵達秧塘機場基地駐紮，機場成為打擊敵戰區和海上日軍交通線的重要基地。
    　報導指出，自2004年以來，每年都有昔日美國飛虎隊老戰士及親友到指揮所舊址參觀考察，重溫歷史，並樂見中國興建飛虎隊遺址公園，飛虎隊隊員親屬還為此捐獻40萬美元。 遺址公園22日在秧塘機場指揮所舊址動工興建，美國飛虎隊歷史委員會總裁左貝 (Larry Jobe)和桂林市、臨桂縣相關政府官員都參加了奠基儀式。
    　中国官員介紹，遺址公園佔地250畝，經費人民幣1.6億元(約新台幣7.9億元)，主要有抗戰紀念館、英雄紀念碑、浮雕牆、空軍將士情景雕塑及營房、指揮所等遺址，同時還會有航空航太體驗區及直升機空中旅遊等設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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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們為了日本而戰
文?劉香君
花蓮縣壽豐鄉在太平洋戰爭時，許多人都是以日本軍屬身分出征，且多數戰死。在戰場上倖存的人們，回到了壽豐村，雖然對日本相當不滿，但卻又心懷日本時代的種種，依然愛著日本，這些狀況讓旅居台灣十多年的ASIA PRESS駐台代表，資深紀錄片工作者柳本通彥相當好奇，想瞭解這些人的想法和戰爭遺族的生活，因而他一再地前往壽豐鄉，以一般家庭使用的V8攝影機進行紀錄。
柳本通彥紀錄的壽豐鄉壽豐村，在日本時代名叫壽村，以生產砂糖聞名。壽豐村位於中央山脈與太平洋之間，附近有日本移民村及砂糖工廠。由於農村的水源是來自三千公尺高山雪融的清泉，使得生長在這片好山好水的人們特別長壽，也是「壽村」村名的由來。一九九四年，柳本通彥因緣際會的認識當年七十四歲的Laisuwano，展開了他紀錄拍攝三位老人赴日抗爭軍俸儲金的經過；片中柳本以第一人稱的旁白方式，口述他與三位老人的互動相處，以及老人們對於「祖國」日本的愛恨情結。
八等勳章──Laisuwano
Laisuwano，日本名：平山一夫，中文名：李平山。太平洋戰爭已近尾聲的一九四五年，二十五歲的Laisuwano接到召集令，以軍屬的身分參與菲律賓戰役，後來戰敗成為俘虜，隔一年才回到台灣來。
Laisuwano特地將一個保存極好的「八等勳章」拿給我看，「這是天皇陛下給我的，也是我七十多年的生命中，最棒的回憶！」
戰後，雖然日本離Laisuwano越來越遠，但是這些戰爭的事實卻從未遠去。Laisuwano的小孩受的是中文教育，孩子也無法體會他的心情，所以一看到我，就急切的想與我分享這一切。

阿美族柴刀──Butentoba
隔天，Laisuwano帶我走在路上拜訪其他友人，這裡的人一知道我是日本人，紛紛用日語向我打招呼，彷彿回到了過去的時光。Butentoba，日本名：中村武雄，中文名：林武丁，他是高砂義勇軍的一員。當年的高砂義勇軍據說有五千人，全都是當時原住民族的精英，部落的主力。Butentoba展示一把象徵阿美族勇者的柴刀。他說這是出征前父親給的，他就用這把柴刀，作為日軍的先鋒部隊，攀山越嶺、披荊斬棘、屢次救援快死的日本兵。Butentoba聊得酒興正酣，還會自豪的唱起當年的高砂義勇軍軍歌，「對我們來說，日本就是父親！」Butentoba說著，「我絕不會忘記，也會教兒孫說日本話。」
五十多年前的台灣原住民，上戰場是抱著必死，相約於靖國神社相見的心情。不料當戰場上的倖存者回到台灣，卻發現整個社會由說日本話，變成講中國北京話的世界。家裡雖然有收音機和報紙，但是都聽不懂，等於與社會完全隔絕。我們的來訪，彷彿打開了時空膠囊，讓他們彷彿又回到年輕的時光，又愛又恨；而身為日本人的我，在面對他們的時候，也有著同樣複雜的心情。
天皇萬歲？──Tewaikasau
一九九五年，我再次來到壽豐村的Laisuwano家中，Butentoba特別將家中的花生與南瓜送給了我；也認識了他們的友人Tewaikasau。
Tewaikasau，日本名：松原敏雄，中文名：胡敏雄，他與Laisuwano於菲律賓相識。當時的日本政府強迫他們把軍俸存入郵局，Laisuwano特別向日本當局查出他的軍俸總額為三百九十九元，經過五十多年的通貨膨脹，乘上七千倍合算約為二百二十萬日圓，但是日本政府僅願意以一百二十倍的方式計算，所以發還的金額只有不到五萬日圓。
Tewaikasau對此相當不滿，「大家都是為日本人而去的，死時都高喊天皇萬歲才死，有誰喊蔣介石萬歲呢？為什麼日本人不設身處地為我們著想，這也是日本人教我們的，為什麼有差別待遇呢？都過了五十年了，日本人應該跟我們道歉。」
Tewaikasau是在一九四二年前往菲律賓的民答那峨島，途中船被擊沉，Tewaikasau在海上漂流了五個小時才獲救，「船上都是血跡、內臟、屍體，真的很悲慘。」他的身邊保存有一本戰死者名錄，來自花蓮的原住民就有六百人死亡，這些人不但沒有弔慰金，甚至連戰亡通知都沒有，這一點讓他非常生氣。

靖國神社
一九九五年三月，台灣三個日本老兵決定掏出所有的家當，前往日本抗議軍俸儲金。
來到日本，三位老先生，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拜訪皇宮與靖國神社。在靖國神社前，「我來看你們了！」Tewaikasau在進入神社前輕輕的說出他五十多年的心願。
「我覺得有人叫我的名字，」步出靖國神社的Tewaikasau，忍不住掩面哭泣。
三月二十七日，於日本眾議院議員會議，日本政府代表對台灣的代表明確的表達，「因為你們不具有日本國籍，所以只能以一百二十倍賠償。」台灣代表認為落差實在太大，日本人非常沒有誠意。

生產後第十四天──Dogebara
七十四歲的Dogebara說，「我生產後第十四天，我的丈夫就上戰場了，他說他是男子漢，怎能不上戰場，還說自己的朋友都去了，自己留著又有什麼用，」那時的Dogebara只好淚眼汪汪地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小娃娃到車站送行，只見車站擠滿了人，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丈夫，「我還記得我懷裡的娃娃，一直大聲的哭著呢！」結果她的丈夫再也沒有回來。
平時Dogebara與友人聚餐，還會一起唱著戰前NHK廣播電台的節目主題曲。
Dogebara的丈夫戰後就沒有回來了，既沒有收到電報，也不知道他在哪裡死去，除了弔慰金之外，沒有任何補償，就這樣過了五十多年傷痛未癒的歲月，而女人似乎又承受著更多沉重的苦難。
沒有道德的國家
由於台籍日本兵等組織，於一九七七年起不斷的前往日本法庭控訴日本政府處理慰問金的差別待遇，是而在一九八八年日本開始對台灣支付慰問金，一九九五年則發還軍俸儲金。
一九九五年十月，日本在台交流協會利用電視廣告宣傳發還軍俸儲金的訊息，台灣共有六萬人，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月只有三成的人拿回軍俸儲金。而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三人因為生活困頓決定要來領取自己的軍俸儲金，並特地搭飛機來台北，但是最後卻在日本交流協會門前止步，「想到三、四年的叢林戰爭，實在是無法接受這樣的對待。」「我們已經都快八十歲了，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死了，連一句慰問的話都沒有，真是沒有道德的國家，以前老師還說，有道德才會強大！」老人們忍不住發出憤慨的心聲。
後記
在拜訪壽豐村老人的第四個夏天，Laisuwano由於戰時受傷的眼疾復發，正在接受眼睛的手術，Butentoba身體狀況不好，連最愛喝的酒都被醫生禁喝了，花生田也不能去了；Tewaikasau在家裡看著最喜愛的NHK轉播相撲節目。這三人在戰後拚命的工作，才能有現在平靜的生活，想到自己時日不多的歲月，更感慨這半世紀的苦難。
Tewaikasau唱和著電視傳出的日本國歌「君之代」，戲在歌聲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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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

在台湾南投一个炎热的午后，八十多岁的台湾原住民泰雅族老人陈干雄夫妇唱着电影沙鸯之钟的主题曲。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改编自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的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这部集合当时一流编导演员，并由日本首席红星李香兰主演的电影，在台湾各山地部落播放时得到很大的回响，陈干雄当时也在这个氛围下，奉召加入由台湾原住民组成的高砂义勇队。

曾就沙鸯故事进行多次田野调查的台湾国史馆李展平说，沙鸯爱上日本老师，并且为老师殉情的电影情节虽然完全不是事实，但是沙鸯之钟的确在当时的台湾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李展平指出，日本当时严密的宣传网络，先把曲调哀伤，歌词感人的歌曲在各学校传唱，当台湾街头巷尾都在唱着这首歌曲时，日本就开拍了电影，电影一拍摄完成就轰动全台湾。很多原住民青年因为不察究竟，而受感动加入了日军的行列。
李展平在田野调查中曾经访问的原住民老人说，当时他们出发到南洋作战前日本当局还把他们带到台北集体看这部电影，而许多人看完电影后，都是被感动的泪流满面。台湾原住民由于生活在山地部落，因此在丛林中特别骁勇善战．高砂义勇队虽然是军属性质，但是许多人却实际在南洋第一线作战．驻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中将司令就曾颁发表彰状赞扬他们：“神出鬼没，白刃杀敌，令敌人丧胆、没有米粮、削树皮、吃野菜、令人佩服。”
奉派到南洋的高砂义勇队，适逢战争末期盟军展开跳岛战略的反攻，他们若不是遭到密集轰炸，就是受到美澳联军优势火力的攻坚，义勇队员伤亡惨重。泰雅族的陈干雄虽然幸运地被分发到战事平静的香港看守日军机场，但是却也时不时遭到潜伏的中国抗日游击队攻击．陈干雄用泰雅语，日语交杂着普通话说，这些抗日游击队白天穿着平民的衣服，有些人还化装成小贩刺探军情，但是到了晚上则换上军装攻击日军。而负责机场守卫的他也对他们展开反击。我问陈干雄，游击队知不知道他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来自台湾的泰雅族青年？陈干雄说，由于语言不通，大家在战场上也只能各为其主各自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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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思念你一人，却无法相见，原本两人就像鸳鸯相伴，没想到却被拆散…” 这是四十年代台湾流传的闽南语歌曲望你早归。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一名台湾妇女，每天盼望着被日本派到南洋作战的丈夫，能够早日回到台湾团聚。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二战期间总计有二十多万台湾青年加入日军行列，在二十多万台籍日本兵中，大约八万人是战争后期征调的军人，另外的十二万人则在军中担任军夫或军属工作。在台湾著名风景区日月潭旁的埔里镇，一群已经八十多岁的老者，回忆起当年前往南洋担任军属的往事： 刘英辉二战在所罗门群岛担任日军军属 刘英辉，黄金印，与潘友元与其它共四十名来自埔里农村青年，一九四三年志愿参加台中州能高郡的“第三回特设勤劳团”，被派发到所罗门群岛七一二九部队的兵站医院．这群平均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在勤劳团的任务包括挖防空洞，照顾伤兵，处理尸体等等杂务。年纪较长的刘英辉，被选为分队长，除了杂务外，还得接受军事训练充当临时战斗员。 志愿从军的台湾青年　 刘英辉说，当时台中州勤劳团的指挥官在出发前说，现在要出发到南洋的第一线，如果有害怕不想去的人举手．在场台中州的一千名志愿军属，没有任何人退出，因为当时他们都接受了日本贯输的不成功就不回来的军国思想教育。然而事实上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初期， 一方面由于军人是个荣誉身份，另一方面顾忌曾经武装抗日的台湾人在战场上会倒戈相向，并没有在台湾大规模征兵。虽然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就有人数不多的台湾百姓担任日军军夫，前往中国大陆随军作战，但是军夫只是随军打杂挑担，他们是军中的苦力并非真正的军人。而地位略高于军夫的军属，也只算是军队的佣人，基本不负责战斗任务。日本是到了已经露出败象的一九四五年才在台湾全面征兵。在台湾的志愿兵制度，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九四二年首度实施。 刘英辉就是在志愿兵制度下，抛下新婚妻子，以及在襁褓中三个月大的儿子，志愿前往南洋。在从军前他原本担任专卖局的烟草种植教导员，每个月三十圆的工资，在当时算是不错的工作．而前往南洋担任军属，每个月工资则达到一百二十圆，是原先工资的四倍。不过刘英辉说，六十多年前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南洋，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一种男子汉应共赴国难的心情。刘英辉说： “现在的环境与过去不同．过去的环境下我们在台湾出生，一生下来就是日本人．上六年的公学校（小学），接受的也都是日本的教育．日本对大陆开战时我们年纪还小，到了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总督要求台湾本岛人也接受动员时，我们差不多二十岁上下。当时皇民化的教育告诉我们，在国家有难的情况下，我们身为日本国民的一份子，有义务参加国家的动员投入战争。” 从武装抗日到接受统治 台湾是在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距离马关条约签定已经四十多年。与中国大陆沦陷区不同的是，台湾当时是国际上接受的日本领土，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日本对台湾已有相当的掌握，而岛上的百姓也已经接受了成为日本一部份的历史事实．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员陈仪深说： “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也是有个经过的，开头时也是有台湾百姓的武装抗日。到了1920年代，才转为要求自治的运动，一种要求台湾人与日本人的权利要一样的和平请愿运动。这种平等的要求意谓着台湾人接受了日本的统治，接受了台湾是日本一部份的事实。在日本有效统治台湾的情况下，台湾人虽然不是很普遍的改日本姓，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做日本人，但是不会做计划性或有组织的反抗，而是接受了现实。这种情况类似于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后，中国人慢慢地也接受了清国统治的现实一样。” 在接受日本统治的情况下，被排拒在军队以外反而是一种歧视．而且相对于日本当在一九三八年就已经在朝鲜招募志愿兵，更反衬出日本对台湾的差别特遇．因此当一九四二年日本首度实施台湾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时，虽然召募人数只有一千人，却得到了四十多万台湾青年申请的热烈反应。据估计，在当时台湾约六百万的人口中，这些志愿申请者占了成年男子的百分之十四。这股志愿从军热潮，除了是为争取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一等国民地位外，日本绵密宣传对台湾社会的集体洗脑也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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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心逃跑的轰炸机的副驾驶 在二十多万台籍日本兵中，约半数被派遣在台湾各军事基地，六万多人前往南洋，有两万多人是像陈干雄一样，被派往包括香港与海南岛在内的中国战区，另外有一万多人则是在日本本土服役。来自屏东客家村落的邱锦春，因缘际会下考上日本陆军军官后补生，在经过前后九个月训练后，一九四三年前往名古屋地区的陆军第七航空部队报到，担任日军轰炸机的副驾驶兵。 邱锦春身后图片，是他曾驾驶过的皇军轰炸机 邱锦春说，他在名古屋服役时，由于美军已经开始对琉球展开攻击，因此他们的任务多数是载运弹药与粮食，空投给琉球岛上的日军地面部队。他一到部队报到后，队长激励航空队员说：人难免一死，病死也是死，交通事故也是死，但是为日本，为天皇战死沙场，死后将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受到永世的敬仰。队长同时还下令部队不准其它日本人歧视他，并说大家都是天皇的军人要一视同仁。虽然日军强调对他这个台湾出身的皇军不会有差别特遇，但是在美军攻克琉球后，一趟运送武器到台湾的秘密任务，却让他感受到日军对他的不信任： “当时我从名古屋飞到汉城，汉城飞到上海，上海再飞到桃园。队长他们三个人飞了八个钟头，先去休息要我监视加油。加完油以后一出飞机场，前面一个宪兵，后面一个宪兵。那个时后我就感觉到，台湾那时候是日本的领土，朝鲜也是日本的领土，我在朝鲜的时候没有这样监视我，我一到台湾就这样监视我，他们怕我跑掉，我一跑掉飞机就不能飞了，我觉得很生气。” 邱锦春向他的队长提出质疑时，日本队长告诉他加派宪兵是为了要保护他，因为中国悬赏刺客暗杀日本飞行员，日军是怕杀手潜伏到台湾刺杀他。邱锦春并没有被暗杀，在其它的任务中他也躲过了盟军战斗机的攻击。但是与他一样为皇军效命的台湾青年，并不是都这么幸运，他们有三万多人为这场原不属于他们的战争魂断异域。而对战争的幸存者来说，他们却无法摆脱从郑成功“反清复明”以来的历史宿命。战后的台湾长期成为“+++国”政府根据地，继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的“南进基地”后，再度地成为蒋介石父子的“**跳板”，而且在战后六十年的今天，也没有真正脱离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