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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日15时55分,民国总统蒋经国先生逝世。1月14日,**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谈话中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的缓和做了一定的努力。”同日,**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经国逝世。电文如下:“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同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名誉主席屈武致电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对蒋经国老弟不幸逝世表示哀悼。
1月30日,台湾举行蒋经国先生葬礼仪式。9时正,鸣放礼炮21响,各地警报器同时施放一分钟,教堂、寺院的钟也敲响一分钟。礼炮毕,蒋经国先生生前的12个侍从人员将灵枢举起,随着哀乐声,将灵枢移上灵车,在三军乐队和仪仗队的引导下,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缓缓开出“忠烈祠”向大溪镇方向驶去。沿途,很多人按传统习惯在人行道上磕头。很多头发剃得光光的和尚身着黄色或黑色袈裟在马路两旁念经。沿途有自发而来的100万人观看送葬队伍。蒋经国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和父亲所书写的“蒋家王朝”的历史到此己是一个句号。
1956年10月,周恩来就毛**谈话进一步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部长)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当场,周恩来指示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标题为“毛**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后来,毛**更出语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蒋介石好。”这是因为蒋坚持一个中国是毫不含糊的。
蒋经国先生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镇。1934年,蒋介石先生建造武岭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门前额题有“武岭”两字,后额也有“武岭”两字,是蒋介石先生自题。“**”中,这四个字被用水泥涂掉,改为“红卫”,现己恢复原状。蒋介石先生每次回溪口,必游雪窦寺,曾为雪窦寺题有“四明第一山”的匾额。“**”中,雪窦寺两次被毁,1986年重建。建国后,**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对溪口蒋氏故居和遗迹一直妥加保护,尤其是1978年以后,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蒋经国生先生前曾多次向人表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这笔钱应该由我来出。
蒋经国先生的政治性格与老蒋截然不同。由于他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己是俄国共产党员,讲究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苏联特别“二战”正式爆发前,由于中俄关系不好,备受歧视和打击。1978年5月,他就任+++国总统,决心要改变父亲时代那套老作风。当天下午,他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了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位是孙文先生,一位是己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和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他表明与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他当总统不希望再有原士林官邸那一套老制度,说要统统革除掉。他对父亲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他在八胜园时,有个得力干部姓张,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迷上一个日本婆娘,张太太多次向他哭诉,他实在受不了,把张调回台湾,从此打入冷宫。1979年他因为开刀住院,荣民医院建议有几位护士照料生活起居,他就难于同意。
蒋经国先生身为民国总统,家里生活非常俭朴。他忘不了刚到台湾后,经济相当拮据,没有什么官位,谈不上有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老蒋每月给他5000元台币。早餐经常一锅泡饭,菜是一块豆腐乳、一碟花生米、两片咸鸭蛋。平时经常煮锅罗宋汤,一吃好几天。穿衣更是节俭,早年连一套西装舍不得做。在清廉自持上,绝对没有话说。他当上总统后,吃的三餐与平民毫无二致,有时比平民还省俭,不象父亲那样讲究。他进餐时不要服务人员在旁服侍。衣着从不讲究,西装穿来穿去这几套,不讲衣服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了。来人做客,要么一杯红茶,要么一杯白开水。想要让他请一餐饭吃,一般客人还享受不到类似的待遇。家里每天菜绝对控制在新台币1000元范围内,超出夫人蒋方良要亲自查帐,有时弄得侍卫人员没菜下饭。当他得知后,特别关照一个月拨给七海官邸每位工作人员1200元副食津贴,算是特殊照顾。每当过年过节都有送礼习惯,他一再强调要革除送礼浪费的陋习,他自己坚守不收任何礼品与馈赠的基本原则。他把外国朋友送的高贵礼物,全部在年终举办一个全体员工(他除外)摸彩大会。有一年有一位宪兵摸到一块劳力士手表,高兴得不得了,可是经国先生到死为止,手上还是戴着一块普通的石英表。家里的老冰箱己有二三十年了,还是舍不得丢。厨具二十多年从未更新。
蒋经国先生私下对一位好友说,他只有和老百姓在一起时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所以,他经常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就在他当总统时,不习惯周围有侍卫人员的保护。一次闹出笑话,他搭乘飞机去南部视察基层,下机时侍卫人员照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由于他不喜欢保护,不大认识侍卫。下机时见有一位衣着光采、满身福态的人向他走来,以为当地接他人员,他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笑容握住那个青年的手,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本能地缩回手。连退几步,一脸不知所措样子。旁边随从连忙告诉他是我们的侍卫。这时他立刻收起笑容,因为真的地方官员混在人潮中,他按捺住脾气,回台北后找负责主管,劈头就问:“是谁叫你们站得那么近啊?你们以后隔我远一点,不要再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蒋经国先生有个非常贤惠的妻子蒋方良,台湾百姓称赞蒋方良是“她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的伟大”的人。蒋方良是苏联人,俄文原名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利娃。她从1935年与蒋经国先生结婚。1937年初,苏联同意蒋经国先生回国。4月,他携妻挈子回到南京。她与蒋经国先生共同生活了53年,但蒋经国先生从来不允许夫人插手政务。一些官太太希望蒋方良为自己老公或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她向经国先生提起,经国先生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他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他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到别的官家去串门,使蒋方良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不管怎样,他们夫妻之间还是患难与共,有时他还与蒋方良在家里招待客人的面前猜拳,为客人助兴。有次,他让儿子骑在他的背上爬行,被人进来撞见,蒋经国先生很尴尬。国民党政要宋时选说:“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蒋方良平日深居简出,从不顾问和干预蒋经国先生的“公事”。曾有人作对比:“婆婆(宋美龄)本事高,媳妇本质好。蒋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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