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象样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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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企业家

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选择，因而，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与此相适应，人们也很难给出一个可操作的企业家定义，只能从描述中加以把握。

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中，有很多企业家的定义。如，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企业家是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企业家是企业剩余的索取者等。这些定义虽然都有可取的成份，但都有些言不及义，比较而言，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观点，也许更准确地抓住了企业家概念的核心和要害,突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尽管这一概念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局限，但是，离开了这一点，我们根本无法对企业家做出描述和分析。比如，企业家必须经营企业，但不是所有的经营者都能成为企业家；同样，企业家要承担企业风险，但经营者和投资者都要承担企业风险，只是承担不承担或者直接不直接承担创新的风险罢了；把企业家定义为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使其无法与经营者区分开来，而把企业家看作是企业的剩余索取者，则无法与企业出资人划清界限。

2，商务独立：企业家生成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说是资金，有人说是人才，有人说是技术，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缺。其实，最为缺乏的是一种能够促进和激励创新的环境条件和制度规则。既然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目前最缺乏是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环境和条件。

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独立存在和发展，而且主要是摆脱政治的参与和政府的干预。这实际上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数年前，笔者写过这样一段话，曾经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批判，但笔者至今仍然坚持。“在现代社会中，大致有三个主要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及企业家。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官员的目标是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扩大，学者的追求是知识的增长和成名成家，企业家的目标是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人们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地作出选择，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但以完全脱离前一领域为前提。根据我的观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面对信息爆炸、知识无限、变化多端的现实，心挂两头，劲用两边，一件事情也做不好。不仅如此，三个领域各有其道，各守其规，也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已之道、之规、之能、之利，干预和强求他人之事，强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乱。结果是大家受损，社会受害”。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只有官员，没有学者，也没有企业家，后二者都依附于政府机构。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和国有研究机构的问题依然是缺乏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民营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是大成问题的。首先，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科研教育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而不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因而，在国有单位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和再分配竞争的事情。其次，政府垄断和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官员处于经济生活的中心。不仅国有单位有着政府的直接参与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围绕着政府的指挥棒转的，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出现，而且非国有单位也千方百计向政府靠拢，与政府挂钩，政府及其官员也设法拉拢和控制民营企业，因而，一个民营企业一旦有一点成绩，其老板就会在政治体系中得到一个位子和一顶帽子。这种交易虽然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却扼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因为，靠再分配努力比靠创新能够得到更大的好处。再次，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不独立，既限制和束缚了企业经营者的活动范围和自由，也不利于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形成，因而妨碍了企业家人格、胆识和气魄的成长。

3， 商业信用：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

企业家的成长有赖于商业信用的发展和债信文化的形成。一般而言，有两种信用：一是政府信用，二是商业信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几乎控制和支配了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运行，只要有政府信用就行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控制和分配的经济资源在减少，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仅有政府信用就不行了。这时，不仅要有强大的政府信用，而且要有发达的商业信用。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一方面按住商业信用不让发展，另一方面又在糟蹋政府信用。隐含担保是政府信用的滥用和对商业信用的抑制，从政府隐含担保中产生的是无信用。于是，产生了各种扭曲行为，银行可以不问资质债信放贷，企业可以不管自己的还款能力借钱，股Shi投资也完全背离公司业绩。可见，没有信用基础，企业家是无法生存的。

我们不仅缺乏信用基础，而且缺乏债信文化。企业家既是促进信用制度建立和债信文化形成的中坚力量，反过来，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债信文化的发展也是企业家成长的土壤。所谓债信文化就是一种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信念和传统。这种信念和传统不只是在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存在，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和全球范围以及陌生人之间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缺少债信文化的国度。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人无信义，无以立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及仁、义、礼、智、信之类的箴言，但这充其量只存在于乡土社区和乡亲熟人之间。因而，中国人往往在乡土社会是君子，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变成小人。如果说在传统文化中，还存有债信文化的某些要素，那么，建国后几十年的折腾，连传统中那一点点信用也丢掉了。于是，形成了一些与债信文化相悖的信念和传统，出现了很多非理性的行为，如，借债不还，欠钱有利、有理，债权人怕债务人；杀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贪污腐败等等。这样一来，信用成为当前最稀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几乎成为一种债信文化的沙漠。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有很大关系。目前，有些地方开始着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这是一件好事，但关键仍然是政府要尊重产权，保护产权；重视信用，维护信用，进而在全社会确立诚实守信的理念和传统。

4，竞争秩序：企业成长的根本途径

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可以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激励争胜。要找到在发现前发现者对其征兆一无所知的知识，必须有作出惊人发现的能力和准备，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永远准备感受惊奇，永远准备借助这样的惊喜采取必要的步骤，谋取取利润。而准备（承受风险）的程度和竞争的强度，既取决于市场参与者投入交易成本的倾向，也取决保护竞争的制度，即取决于竞争秩序的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