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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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霸权的代价苏美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让整个世界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其次也让自己遭受了沉重的损失，特别是苏联因此而解体消亡。在美苏对峙和争霸的40多年里，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两国近乎疯狂地进行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竞赛，到了80年代分别拥有2000枚以上的核弹头，足够把对方摧毁几十次。一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足以毁灭全人类。两国都经常进行战争动员和战争威胁，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都有引发美苏在第三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美苏虽然没有直接发生军事对抗，但它们的相互争夺是朝鲜战争、美国侵略越南战争、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的主要背景。安哥拉内战、柬埔寨战争、非洲之角的战乱，也是美苏争霸的间接后果。美苏都将某些地区冲突和内战视为“代理人战争”，为相互争夺而干涉他国内政，颠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造成和加剧了许多地区的动乱和民族宗教矛盾，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美苏达成默契，划分势力范围，而后又把两极格局固定下来，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一些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造成了德国、朝鲜、越南的民族***，阻碍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冷战时期美苏研发、制造和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也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留下了军备控制的许多后遗症和隐患。客观地说，美苏为首的两极体系是一种稳定性较强的结构，比历史上群雄割据、在角逐中不断重新分化组合的局面有更强的可预测性，这就是“核恐怖”笼罩下的总体和平。两霸在军事上基本势均力敌，双方都认识到两大阵营之间的任何直接军事冲突都有可能触发核大战，而核大战将导致本国的毁灭，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因此，在加强战备和强硬言辞的背后，美苏都有某些自我约束的意识，双方还建立了防止意外冲突的“热线”和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两国在各自阵营内部担任“霸主”角色，也维护了两大营垒的内部稳定。两大意识形态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长期掩盖了某些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于是当两极格局解体之后，一些地区冲突很快爆发了。但是，美苏争霸对国际安全所带来的破坏，远远大于其稳定作用。大国维持霸权和争夺霸权是需要自己付出成本和巨大代价的。争夺霸权的典型思维方式，就是把双边互动、集团政治以至世界事务视为一种“零和对局”，即视对方之得为己方之失，视对方之失为己方之得，完全没有“双赢”的构想和可能。霸权国家相互猜忌，相互拆台，“一报还一报”，在消耗对方的同时也消耗了自己。美苏军备竞赛就是如此。争夺霸权还需要搞集团政治，即维系联盟体系，拉拢联盟以外的国家，防止第三势力倒向对方阵营。这也需要巨大的资源付出。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虽然意识形态的纽带是存在的，但从来没有国家之间的“天然盟友”和强国对弱国的“无私援助”。美苏构筑各自的联盟虽然也有战略上受益的一面，但总体来说得不偿失，特别是苏联付出的代价更大。例如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虽然有不平等交换的做法，却并没有得到什么经济实惠。苏联对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过不少援助，但经济援助只占其中四分之一，而军事援助占到四分之三。受援国并没有对苏联产生过真正的感恩戴德。美国为遏制苏联而在第三世界中采取的种种政策，也遭遇了强烈DIZHI，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例如，美国一方面对它的敌国或同美国作对的政权大搞“人权外交”，鼓吹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对第三世界中许多亲美政权粗暴违反人权、践踏民主的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搞双重标准，充分说明它的冷战外交是以反苏为主轴而不是以“民主”划线的。美苏推行霸权扩张政策对自己造成的最大伤害，莫过于在境外采取了“为荣誉而战”的直接军事行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分别成为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它们各自的“滑铁卢”。美国在距它万里之遥的越南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始于肯尼迪政府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和“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不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力量对比的悬殊，使美国原以为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力量轻而易举，未料到逐步升级的战争进行了12年以上，最终以美国付出惨重伤亡、从南越完全撤军而告结束。美国侵略越南不但给越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使美国遭受了军人死5万、伤15万，耗资2000多亿美元的重大创伤，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内部凝聚力，给美国造成的“内伤”至今没有痊愈。同越南战争类似的是，苏联侵略阿富汗也不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长远谋划，而且在战争初期也以为凭借苏联的强大军事力量能够速战速决，消灭阿富汗境内的反叛力量，未料到陷入阿富汗长达9年之久，最终不得不完全撤军。苏联侵阿后，卡特政府立即采取了包括中止军控谈判、部分粮食禁运、停止官方交往和民间交流项目的多项制裁措施。美国和许多国家联合DIZHI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中国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阿富汗反苏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援助，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国际联合行动从此更为协调一致，在阿富汗的非正义战争遭到阿富汗*政府武装的顽强抵抗，在苏联国内也不得人心。苏军长期陷入阿富汗内战不能自拔，损失惨重，每年在阿富汗的军事开支高达50亿卢布，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侵阿战争成为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中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美国侵越战争和苏联侵阿战争的失败，除了它们均非“义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在当地抵抗力量的背后，站着另一个超级大国，抵消了力量对比的表面悬殊。第二，一旦在国外进行的、并不涉及本国切身利益的战争久拖不决，在国内就会丧失政治支持。由此得出的教训是：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要谨防军事冒险。只有在本国利益真正受到严重威胁、获得充分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国际道义支持、做好战略谋划的条件下，大国才能在海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五、结论最后，我只想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道路，同冷战时期苏联的政策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做一个浅显的对比，引出本文的一些基本结论。首先，中国政府对于自己的国情、国力和国家发展目标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说冷战初期苏联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的话，今天中国同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更大。按照汇率计算，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5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约10万亿美元）的七分之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及美国（3.7万美元）的三十几分之一。在军事上，中美两国的国防开支、战略核导弹数量、海空军力量等方面的比较，美国更处于绝对优势。经过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政府不讳言在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难和现存体制的弊端，决心大力推进改革。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定位于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强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上，不同美国或者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这些现实的估计和务实的目标，同苏联当年宣称自己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同时又念念不忘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次，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也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事实证明，冷战时期苏联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有严重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根据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苏联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愈演愈烈，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全盘否定了市场经济，否定了当时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合理因素。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自觉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提倡“双赢”，参加和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并力图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第三，当代中国外交同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有着天壤之别。苏联以“埋葬世界资本主义”为己任，将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当作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以及国内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条件。即使在美苏缓和时期，苏联也把缓和战略当作同美国继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要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缓和政策的目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苏联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缓和政策是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进攻的手段。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领土主权，促进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力促国际形势的缓和，珍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需要在国际上挑头去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和做法，中国进行了DIZHI和斗争。但是，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搞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没有搞集团政治，没有搞势力范围，没有搞排他性的贸易同盟，没有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安全合作组织，更没有搞军事同盟。最后，中国十分注意同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战略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美苏关于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是冷战僵局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之一。9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像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尽管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若干次危机和许多麻烦，在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能对战略大局做出正确地估量，并同美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密切接触，避免了危机失控的局面。当然，吸取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并且总结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经验，还不足以防止中美在21世纪出现战略对抗。本文旨在说明，只要中国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国决策者不犯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各种国际因素就不会将中美推到争夺霸权的战车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巩固。这个现象已经说明，中美两国不但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双赢，而且在全球安全和政治格局中完全不是处在一个“零和对局”之中，而是也有可能做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