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怎样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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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
    要调整投资方向结构重视基础产业 不深化制度改革技术创新就是空话
    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今年的“保8”目标基本已无悬念。但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结构调整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如何认清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危机之后，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

　　结构调整是历史任务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刘迎秋：时代判断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至关重要。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在延续，但衰退有所缓解，危机后的问题提到日程。实践迫切需要我们对走出这场危机后我国所处时代做出一个较为科学的判断。
    我国人均收入目前已经达到了3200多美元。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一国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这是就一般国家而言的。在中国，即使人均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它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仍是其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历史任务。
    问：结构调整包含哪些内容呢？
    刘迎秋：我国结构的调整，不仅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指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方方面面的调整。经济是基础，因此经济结构调整要放在首位。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权结构、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等等。但必须看到，调整必须付出代价。不仅老百姓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企业也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政府尤其需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
    问：您所说的“政府应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刘迎秋：比如4万亿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时重点投向国有部门为主体的“铁、公、基”等基础产业是对的，但是，一旦经济回升转暖，进一步向前发展，就需要考虑调整投资方向和结构,不能忽视基础产业，但必须考虑加大向非基础产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力度。
    政府要付出的一个重要代价，就是要逐渐从生产性投资领域退出，逐渐转向通过财政投资支持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上来。这也就是说，政府的财力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更多地直接用于“铁、公、基”，而是更多地用于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除此以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尽可能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等方面来。付出这个代价，不在于政府花了多少钱，而在于政府必须准备更多地从直接投资领域转向公共服务领域中来。




（责任编辑: 邱小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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