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911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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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
【内容提要】　尽管九一一事件代表了一场始于战争技术和认同政治的革命,但是未能相应地在理解和调解的艺术之间引起一场革命。为了缩小对于后九一一世界进行理解的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发展一种成熟的虚拟理论,进而深入挖掘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科意义。以当前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作为批判性解读的对象,通过仔细剖析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自相矛盾和神化色彩,作者呼吁国际关系学者对一个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做出迅速且有效的审视。

   【关键词】　九一一事件;国际关系学;虚拟理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简介】　詹姆斯•德•代元(James Der Derian),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国际关系学教授。

一　导　言

笔者撰写这篇论文期间,[1]正值美国全国上下忙于纪念九一一恐怖袭击两周年:人们举办各种纪念性典礼、宗教仪式,电视台也在对此进行24小时直播,向遇难的亡灵们表示哀悼,给受伤的幸存者以精神安慰,认识到需要理解这一事件,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对于九一一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理解愿望与理解能力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实践还是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这种差距都没有逐渐缩小的迹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伊拉克仍然深陷泥潭之中。在无法说明的行为与不可思议的后果之间,在过去的恐怖与现在的不安全之间存在一条鸿沟。人们要想填补这条鸿沟,不能仅仅依靠以下举措:(1)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和公共仪式,比如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在纪念九一一事件一周年时做出了“非政治性”抉择,即只是宣读那些秉承过去传统的演说辞;(2)认识到恐怖主义袭击和军事报复循环进行——主要网络和有线频道在纪念九一一事件两周年时做出了令人精神麻木的选择;(3)推出一大批电视记录片,比如在《特区九一一:危机时刻》这部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记录片中,布什总统宣布,“如果哪位吹牛的恐怖主义者想抓我,那就告诉他来吧”。要填补这条鸿沟,也不能仅仅依靠以下做法:(1)可以随意监禁可疑的恐怖分子而无须举行公众听证会;(2)剥夺市民和访问美国的人员的公民自由权;(3)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此铲除未来的威胁。实际上,填补这条鸿沟需要深刻的历史研究、跨文化视角和比较政治分析。换句话说,它需要对目前美国的国家安全话语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估。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这里有几方面原因。第一,由于美国免受攻击的优越感迅速破灭了,所以人们开始反思充满爱国热情的断言以及知识分子的克制。由于自己的领土受到攻击,所以美国公开放弃了联盟政治和集体行动,以利于对敌与友进行单方面的、先发制人的定义,从而确保国家得以重新巩固、主权得以重新塑造。第二,学术界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科学家根本没有对此做出反应——与它在柏林墙倒塌时的最初反应相似。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但是一些“具有科学倾向的”学者却做出了臭名昭著的描述。在这些科学主义学者看来,柏林墙事件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数据点(a single data point),不能从中得出任何重要的论断,也就是说,不能从中提出任何可以证实的假设。一贯比较稳妥的做法是耐心等待更多的数据。第三,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次创伤的严重性。从媒体第一次循环播出袭击的画面到布什政府的随后处理,这次创伤已经使许多批评家和犹豫不定的人变得缄默不语,甚至有可能使首次关注政治的人产生刻骨铭心的“仇恨和恐惧心理的散播”。第四,在各级政治家、学术权威和思想库成员中间,恐吓政治已经出现并得以传播。尽管目前的恐吓政治不如麦卡锡主义那样野蛮,但是几乎同样能够有效地压制任何不同意见。

可以肯定地说,伊拉克经历准战争之后的准和平不符合这种描叙,出现了一些标志着重大转变的信号。不过,笔者认为,自己并没有夸大九一一事件对美国人民的灵魂和政治态度所产生的全面影响。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笔者应邀出席国际安全研究三方小组(成员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和杜克大学)主办的“美国媒体与战时挑战”会议。非常巧合,这次会议是在“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开始两天后召开的。笔者提交了一篇批评军事与媒体相互渗透的论文。[2]

此时此刻,在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职业生涯中,笔者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佼佼者们(以及一些最糟糕的学者)的抨击。老实说,笔者宁愿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也不愿对唱诗班进行布道。但是,与会人员一心要让笔者遭受笔者以前从未见过的致命打击。他们的质问(多以大肆渲染的“评论”而出现)只是来自无价值的东西,并且直指笔者的个人要害。笔者能够感觉到,大约20位来自布拉格堡特别行动学校(Fort Bragg Special Operation School)的与会现役军官对笔者的发言主题愤怒无比。甚至有人警告过笔者,要笔者最好从其他门离开,因为他的一位朋友(他的反驳计划是,试图质问笔者是否曾经去过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想把笔者“大卸八块(apiece of me)”。

然而,笔者的这次遭遇最令人担心的一个方面或许是其他每位与会者几乎都表示了同意或默认。许多与会人员似乎都赞同这些军人的意见,其中一些人的态度更加明显。一位作为专门小组成员的传播学教授几乎放弃了她的发言,转而发动了一场涉及面很广(主要针对笔者)的抨击。在她看来,如果有人认为战争期间的新闻界——或者学术会议——应该关注敌人或平民的伤亡问题,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进行清算。另一个对笔者发起抨击的人是一位前任将军。笔者猜这位将军是少数几个没有受邀在有线新闻网(CN*)、福克斯广播公司(FOX)、美国广播公司(ABC)或其他网络上向公众解释对伊战争的人员之一。这位将军花了大部分时间来鼓吹不顾平民伤亡进行战略轰炸的必要性。

当然,有几位与会学者事后接近笔者,为他们的行为表示歉意(包括布拉格堡特别行动学校的一位研究人员)。还有几位与会学者表示,他们实际上赞同笔者的看法。但是笔者对他们的疑问是:当笔者遭受抨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笔者担心,他们的立场很不明确。令笔者高兴的是,那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自己产生了一种充满更多希望的感觉。当天晚上,笔者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Durham)的富兰克林大街上碰到了一支临时的治安巡逻队,这支队伍是由一群出色的高中生以及他们的母亲组成的。在随后的3个小时中,鼓声、舞蹈和过往汽车的喇叭声极大地缓解了笔者在这次会议现场所目睹的仇恨和担忧。

笔者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就美国对九一一事件的官方政策所做出的批评性反应已经并将继续遭受政治上、理论上有时甚至是人身的抨击。这种现象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问题。在这里,笔者想对这些问题做出阐述。第一,评估九一一的影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这是因为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从未对情感(如担忧、仇恨、移情)在世界政治实践中的影响进行有效研究,更不用说对这一影响进行有效衡量了。第二,学者们面临的一个永恒问题是,一般的学术方法怎样才能清晰地阐述国际关系学所遇到的实践。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认为,全球政治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及去领土化的性质,致使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显得有些落后。维利里奥(Virilio Paul)认为,“时间政治学(chronopolitics)”正在支配着传统的地缘政治学。[3]要是等到收集好数据、证实了一般假设并且得出结论以后,重要的时刻早就溜走了。其他人员尤其是那些像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一样接近权力中心的人,能够更好地论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4]同时,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及其他以历史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专家认为,通过增强国际关系理论的实用主义相关性,可以缩小这种差距。[5]第三,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学者主要来自两个方向:批判理论阵营和现实主义阵营(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笔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策略,国际关系学的批判理论和欧洲大陆学派能够使这种策略影响到恐怖战争,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策略。然而,笔者认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国际关系学的传统学派当中,为什么现实主义者变成了反战运动的领导者。跟随汉斯•摩根索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脚步(如果不是障碍的话),“守旧派现实主义者(paleo realist)”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主导派现实主义者(uber-realist)”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发表了一篇高姿态的(high-profile)文章,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发动战争的鲁莽行动。[6]然而,像约瑟夫•奈、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和安-玛丽•斯劳夫特(AnnMarie Slaughter)一样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和人道干涉主义者本来有希望成为反战人士,但现在却只是斤斤计较于这场战争的道义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没有反对美国的侵略行径。[7]

这种教训在国际研究协会于2003年3月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Portland)召开的年会上显得很清晰。由于这次会议对迫在眉睫的战争保持异常沉默,结果是大约36位国际关系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在旅馆的主走廊上进行了无言的抗议。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者是国际关系学的批判理论家、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或者是“外国的”代表(二者经常相互重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研究协会的前任主席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和下一任主席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都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二人都不属于占据美国国际关系学主流地位的自由制度主义者。

笔者认为,认识到现实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诊断能力是可能的,甚至也许是必要的。最近,现实主义者的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们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进行了一般评估;其二是他们极力倡导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战争需要注重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均衡。现实主义者素以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自豪,他们不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希望事物应该是什么。至于理想主义者的范畴,通过一种奇怪的聚合方式,我们应当将复兴的原教旨主义者、坚定的新保守主义和热情的施特劳斯主义者(Straussian)(美国哲学家施特劳斯一直反对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一思想常常被视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译者注)包括在内。有时,他们会合而为一,也会走向趋同。倡导机制变化和人权的理想主义者会发现,他们的盟友更多来源于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行列,而不是来自以前那些赞成国家适度安全的同盟者。

但是,来自国际关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笔者被视为这个阵营的常客)的一些批评者,不愿意让现实主义者如此轻易地逃脱批判。正像瓦尔特•本亚明(Walter Benjamin)(德国文艺理论家,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译者注)在《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中所写的那样:“显示事物‘本来面目’的历史是20世纪一支最有效的麻醉剂。” [8]当代现实主义也有自我服务的建构物,像国际无政府性作为铁定原则的假定、人性的亘古不变性以及权力的客观化、武器的神化、国家的物化等都是现实主义建构出来的。尽管整个世界政治的变化已经使许多现实主义基本箴言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它仍然像幽灵一样在国际关系学中挥之不去。幸运的是,除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还有其他方法来理解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世界。

zhangsheng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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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蠡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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