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行者集体追忆谷牧：特区建设的大家长

dulidiyijun

　　谷牧的最后岁月
　　“他就像特区的大家长，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快点成长，又要为改革中必然出现的各种阵痛和挫折担惊受怕，还要承担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张欣、特约撰稿卢 | 北京报道
　　看过短信，被人群簇拥的梁广大默默离开喧嚣。74岁的老人在角落里沏上一杯清茶，慢慢品尝着内心的悲伤。
　　这条信息来自遥远的北京，田纪云告诉他：广大，谷牧同志已经走了。
　　作为珠海特区的创建者，梁广大被公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他的名言是：“改革需要男人气概。”
　　然而11月11日，收到这个短信5天后，在与这位珠海原市委书记通话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手中的听筒似乎也随着老人的情绪而颤抖。
　　他说，谷牧是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执行者，“他旗帜鲜明，从不模棱两可。”
　　虽然身在北京，曾任福建省省长、国家商业部部长的胡平却是在11月6日下午得到消息的。他说自己心里好像一下子塌了一块，“谷老板走了”。
　　“谷老板”是福建人对谷牧的特有称谓，它来自于那个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年代。“他就像特区的大家长，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快点成长，又要为改革中必然出现的各种阵痛和挫折担惊受怕，还要承担责任。”
　　如今，这位大家长走了。
　　从福建到广东、从珠海到深圳，暮年的改革先行者们，集体陷入追忆与感伤。
　　记忆中重新浮现谷牧与他们一同奋斗的日子：他们曾穷十年之功，使东南沿海的小村落成为突破口，最终促成了整个国家的改革与开放。
　　对于他们而言，“特区之父”的离去，还使他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兄长、好朋友。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30年前对国家未来的设想，迅猛的速度甚至使得人们必须更新他们最初的设计。但对于这些以变革而著名的人们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
　　改革永无止境，开放未有穷期。先行者的勇气和智慧，仍将给今日中国以启发，成为国家前进的永恒动力。
　　高尔夫、古玩与酒
　　北京西单北大街酱坊胡同的这座四合院，见证了谷牧的后半生。1973年恢复工作、担任原国家建委主任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
　　从80年代起，梁广大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在他和谷牧都退休后，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两次或者三次。
　　每次到访，梁广大都先汇报工作，再聊天，然后欣赏古玩字画。主人一般都会吩咐炒两个小菜，二人小酌几杯。谷牧最喜欢蘸着酱油、醋吃白菜心，那是山东老家的吃法。
　　十年来谷牧的身体其实都还不错，即使最后三年他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2008年秋天，梁广大等一众当年的老同事、老部下到医院为谷牧祝寿，谷牧拉着每个人的手问长问短，“人很清瘦，但握手非常有力。”梁广大回忆说。
　　在之前身体更好的时候，梁广大每次进京都会陪谷牧去打几杆高尔夫。80多岁的谷牧经常坐在球车上挥挥手，对“司机”梁广大说：“没问题，出发吧。”这总让梁广大油然想起当年他们共同开拓特区的日子。
　　2000年冬天，谷牧在深圳向广东的一班老部下说，“我向你们坦白交待，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在家里每天晚上还打桌球。我跟你们说啊，在我们这把年纪，运动很重要。”
　　2003年前后，梁广大再次见到谷牧时问：“还打高尔夫吗？”他回答说：“没力了，打不远了。”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医生、家人和秘书每次都会叮嘱梁广大，千万别在谷牧面前提喝酒的事。吃饭时，梁广大也就很老实地和老领导喝喝茶水。
　　“酒就是他的保健饮料。”胡平说，不过谷牧并不强迫别人喝酒。
　　有一次在福建招待谷牧，胡平端起满杯白水对谷牧说：“谷牧同志，我喝的是假酒，但心是真的。”谷牧大笑说：“那你就喝你的假酒，我喝我的真酒。”自那以后，胡平就有了国务院副总理批示的国家级“免酒令”。后来每遇有人劝酒，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众人听。
　　梁广大说，“四人帮”被粉碎时，老人高兴得不得了，一次喝了40多杯茅台。据说当时李先念在旁边用火柴棒给他记着数。
　　吃过饭，梁广大往往继续到那间宽敞的会客室里听谷牧讲他的收藏，那里甚至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
　　对于谷牧的爱好，曾任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的赵云栋说，和这位老领导有些“谈不到一块儿去”。
　　“他谈话很有文化。”赵云栋告诉本刊记者。
　　赵云栋经常跟随谷牧出去调研。路过一些古庙，谷牧总要进去看看。“有一次一个古庙里面的画还真不少，谷牧和另一位首长就停下来观赏，每幅画都要品个十分八分。”赵云栋说，谷牧能说得出每幅画的由来，工作人员都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我们这些人对古画都不熟悉，干脆跑到院子里坐在台阶上边休息边等。”
　　赵云栋回忆说，“**”初期谷牧没什么钱，还曾向秘书借钱买古画。
　　恭王府与孔夫子
　　即使人到暮年，谷牧的头脑依然清楚。三年前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讲，谷牧曾说华**是个好人，赵云栋和一帮老同事到医院给谷牧过生日时就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朝我看看，机敏地反问‘你说呢’？”
　　今年年初，赵云栋又到医院看望他。这时谷牧有些耳背，需要喊给他听，但说话还十分清晰。
　　当时在发烧的谷牧说：“我的时间不长了。”同行的原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胡光宝马上说：“不会的，首长，这次高烧治好以后你还会很好的，我们还希望你身体继续好下去。”
　　抢救恭王府是谷牧生命最后10年中比较关注的一件事，这也是周恩来的遗愿—— 他去世前曾把谷牧叫到身边，嘱咐了三件事，抢救恭王府、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改建琉璃厂。
　　从1975年规划设计到1987年竣工，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用了12年时间。分管这项工作的谷牧说：“五千年文明、八亿人口、毛**思想，需要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
　　而为保护恭王府而进行的搬迁工作，一直到1995年都进展不顺。当有汇报说，按照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谷牧感慨道：“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2001年3月18日，谷牧再一次到了恭王府。站在府邸大门口，这位已近90岁高龄的老人一字一顿地对陪同人员说：“这个工作不完成，我没法向总理交代。恭王府不开，我死不瞑目。”
　　2003年11月5日，谷牧和李岚清相约到了恭王府。这时始自1978年开始筹划的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当谷牧谈到是受周总理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说：“谷牧同志受周总理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在这之前，谷牧把精力都放在孔子基金会上。这却是因为邓颖超的点将。
　　1983年，邓颖超说，谷牧是山东人，少时读过七年私塾，“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要成立基金会，可以推举他来主持。”
　　谷牧在回忆录中则这样说：“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谷牧主持开展了海峡两岸以及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并为孔子基金会和“孔子博物馆”筹集经费。1997年，谷牧向中央建议将孔子基金会总部由北京迁往山东。
　　赵云栋说，谷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还反映在他的家庭教育上，“他的家教很好，孩子都很正，他的儿子会叫我们叔叔，他的孙子管我叫爷爷。”他说老领导的家庭很和谐，妻贤子孝，偶尔谈起几个子女，“谷牧都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