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峰会凸显“中国因素”

阿让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在即，“小岛国联盟”很焦虑。小岛国联盟由42个国家组成，气候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让他们失去家园，本周一，他们集体敦促工业化国家设置更激进的减排目标。
以马尔代夫为例，1190个岛屿，没有任何一个岛屿相对于海平面高出2米，50个居民岛受困于海水侵蚀，一些岛屿将被淹没。
9月22日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将代表小岛国联盟发表演讲，痛陈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敦促发达国家减排。
在他之前发言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而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期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纳希德之后，发言者是中国国家主席胡Jintao，他将带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决心和政策。
本次联合国气候峰会将是12月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之前，最为重要的气候峰会，有100多位国家元首参加，主要是在政治上施加影响力。而之后的曼谷和巴塞罗那会议都将只是例行谈判，主要工作是确保文本细节。
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告诉记者，“在全球减排方面，中国和美国的态度尤为关键”。
哥本哈根的困境
即将到来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将是一场鏖战。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说，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的谈判进展非常缓慢，缺乏紧迫感，需要各国最高元首做出表态，本次气候峰会就承担这样的作用。
据其介绍，本次发言的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将带去联大的是日本决定到2020年减排25%的好消息，较之前执政的麻生政府8%的减排目标有大幅度的提高。而瑞典首相的发言也十分重要，因为瑞典是今年欧盟的轮值国。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博士说，胡Jintao主席有可能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将开展针对二氧化碳的“碳强度”减排。碳强度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GDP。
“演讲的时候可能不会说具体的额度，但回来相关内容肯定很快就能弄出来了”，杨富强说，跟GDP能耗的最大区别在于，碳强度直接跟减碳目标挂钩，能更加有效和低成本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碳强度将有利于建立碳市场，并且为碳税出台提供很好契机。以后，中国的低碳经济，资源节约型社会等等操作，也就更加顺理成章。
杨爱伦说，绿色和平希望哥本哈根会议时确定：发达国家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而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排放增长能够减缓15%到30%。
在原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冀看来，最大的问题，以及最大的担心是，一旦涉及具体的措施，就行动迟缓。
在美国的邹冀告诉本报记者，中美两国的态度，在本轮谈判中很受关注，美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点之一，就是中国会怎样？未来的措施会有多大，这次演讲，会不会涉及“十二五”规划中的减排指标问题，以及将来会不会在国内定一个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
“至于气候变化承诺是否有一个制度性的框架，能否保证各国真正履约，坦白说，这是谈判的难点和焦点之一。”邹冀说。
他举例说，“巴厘路线图”明确规定，《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美国也不例外。但美国在退出公约后，也并没有受到什么约束和惩罚。
目前，在环境公约内，没有很好的制度保障多变环境公约的制定，这也是个世界难题，也有一种观点提出，是否可以沿用WTO的机制，比如贸易、关税之类，但环境公约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仍然是强调各国谈判磋商来解决问题。
迎战哥本哈根
既然中国的立场如此受关注，那中国又是如何迎战哥本哈根谈判？
一位发改委人士介绍说，2007年的巴厘岛谈判制定了关于气候变化谈判的巴厘岛路线图，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路线图确定双轨制，分别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下的谈判和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公约和议定书下面的谈判又分2个特别小组，主要是从技术方面讨论问题。
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第一承诺期是2008年到2012年。
《京都议定书》下谈判主要解决减排目标，即确定京都议定书第2期，发达国家如何减排，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公约下的谈判，又称为，LCA（long corporation action，即长期合作行动），包括巴厘岛行动计划确定的“4个轮子和1个共同愿景”—— 4个轮子分别是减缓气候变化问题、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
至于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分工，一位接近中国气候谈判团的人士说，4个轮子和一个共同愿景谈判都有具体1个或几个人在谈。总人数大概30到40人，因为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开展一些年头，所以每年会有一些变化。

他介绍说，比如过去财政部会牵头资金问题谈判；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冀负责，现在移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灿博士；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则分为两块，发达国家减排一部分由外交部牵头，发展中国家行动由国家发改委负责；适应气候变化问题过去由原国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负责，现在交由中国农科院负责；而共同愿景部分则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但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暂时未组团。
这位人士说，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第一承诺期就要结束，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将减排多少，指标如何定，减排采取什么形式，CDM还用吗？灵活机制还用不用？
“灵活机制相当于没有实际减排，这个定不下来，碳市场也没法弄。将来资金和技术怎么解决，是否要成立一个全球性的资金？任何一个国家利益都不同，比如小岛国，受气候变化影响比较大，也希望减排强度大一点。”
在邹冀此前负责的技术转让议题的谈判上，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以现有的条件，无论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都比较困难，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支持。
“如果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即商业转移，成本高速度慢，还会有技术锁定问题。比如，中国有很多项目如果单纯靠商业转移，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运用了落后的技术；此外，现有技术并不足以应付未来的气候问题，需要更多的研发，如碳捕集，新能源技术，单靠发展中国家无法自行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