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杂家——就“编辑学者化”与杨焕章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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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者化”是谁最先提出，笔者无从考证，但“学报编辑学者化”的提出却是在1992年11月由时任中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的杨焕章教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的，并且他本人在《谈谈学报编辑的学者化问题》[1]《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与可能》[2]《再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与可能》[3]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并引起了中国高等学校学报学报界的广泛的反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陆续有作者对“学报编辑学者化”提出了质疑[4]。一个口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体现了广大学报编辑对工作的独到思考，也营造了学报编辑学理论争鸣的良好氛围[5]。可是，杨焕章教授却对疑义者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强调“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口号应当坚持[3]。尽管“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初衷是美好的，对编辑增强学术素养的导向上有其价值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从语言逻辑角度判断，“学报编辑学者化”有其天然的缺陷：概念混淆、逻辑关系不严谨、极易歧义；从实际工作考察，它有理论误导之嫌：不利于引导社会准确地、客观地、科学地评定学报编辑工作的业绩，不利于编辑的职业成长与发展[6]。

鉴于如何对待学报编辑“编辑学者化”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学报编辑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学术研究和编辑群体的根本利益，很有必要对这一口号进行重新评价和修正。本着建设重于批评的态度，我们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较为完整地论述我们的基本观点，并就教于学界同人。

一、“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

两种不同文本

文本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使用的基本概念，泛指语言符号系统、现象系统及其内容。文本主要包括两种成分，一为语言的成分，一为超语言的成分。前者指一个句子、一本书和一个观察现象的内容所构成的认识对象，后者指话语的语义和内容所组成的记号复合体，它反映语言外的情境，这种语言外的情境因各人的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文本是一个多内涵、多形态的系统，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可进行无限地解读，在后现代主义视域内，文本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 人际关系、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有文本的地位。[7](p.50) 正因为文本的这种特性，归纳起来大致有三重意义：其一是话语的记号系统或现象的记号系统；其二是该系统所表述的意义系统；其三是现象的观察者与书本的读者所了解的不同抽象记号系统。结构主义大多把文本的记号系统与所表达的意义看成平行的、固定的。后结构主义认为人对记号系统的了解是变化的，形成一种生成变化过程。与其相对应，文本又有三种类型，每一类型既有各自特点，又与其它类型的文本处于交互关系之中，从而构成了不同的文本世界。以此视角，“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恰是两种不同的文本，试剖析如下：

其一，文本的结构性。这类文本具有完整的结构序列，其形态最为接近传统的体系。杨焕章教授认为，从编辑努力的方向上讲，每一个学报编辑都应该是学者，学报编辑学者化是学报编辑的必由之路。“一般地说，所有的编辑都应该成为学者，因为不是学者就难以成为好的编辑；特殊地说，学报编辑尤其应当成为学者，因为不是学者就难以成为称职的学报编辑。”[1] “‘学者化’是一个方向，学报编辑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学报编辑的工作任务概括起来主要有三项：策划作品、鉴定作品、提高作品，做好这三项工作主要的不是依靠学报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而是学术水平” [2] 学报编辑学者化是学报编辑的必然选择，我们一定要加速学报编辑的学者化进程。“学者编辑化”则认为，编辑进军学者的进程是艰难的，学者进军编辑的进程则是相对容易的，编辑部贵在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既有统军拍板的学者，又有专心于“雕虫小技”的技术编辑和文字校对人员，而不必每一个编辑都是学者。自然科学版的编辑由于脱离了赖以成长的实验室和学术氛围，在现有的运作机制下，如何从事学术研究恐怕依然是个重大现实问题。“编辑学者化”主要是以结构性文本的形态呈现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具有较为完整的体系，内容逻辑性较强；具有明确的序列，内容是有序链接的，先后的关系不宜颠倒。

其二，文本的潜隐性。这类文本的呈现是通过一定物质的、精神的媒介进行的，通过对物质的、精神的媒介的解读，凸现其中的教育意蕴。就“编辑学者化”来说，它的文本潜隐在现行高校学报编辑部的职称评定活动之中，借助于学术论文的统计作用着编辑的心理，估量其个人价值。其呈现与运作的最大特点是在编辑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在日常的编辑活动过程中，它既可以表现为静态的物质形态，也可可以表现为流动的关系形态和默认的精神形态，并积淀成编辑的文化心态。杨焕章教授认为，从编辑努力的结果上讲，认清“编辑学者化”的方向，确定研究课题，定出研究计划，并付诸行动，切实纠正人们既往对学报编辑的偏见，努力造就一支“编辑-学者”队伍。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报编辑部是既出刊物又出科研成果的单位。这便是文本潜隐性的表现。“学者编辑化”则认为，一个学者调动自己的全部能力，参与刊物的选题、策划，加入到作品的修改、选择之中，使刊物打上自己的烙印，体现主编的学术眼光和刊物的编辑理念。编辑编发的作品就是编辑的劳动成果，不必去再在刊物之外寻求什么“成果”。编辑尽可以保留学术研究的兴趣，但不必规定编辑再以一个学术生产者的身份去生产什么“成果”。

其三，文本的拓展性。它是指文本在运作过程中是不断生成建构的，运作的过程也就是文本由简单到复杂、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不断拓展过程，编辑的著述与发表过程就是以拓展性文本的形式呈现的。从编辑努力的途径上讲，呈现出开放性文本，杨焕章教授认为， “学报编辑学者化”的道路是宽广的，学报编辑既可以从事编辑学研究，也可以从事原专业研究。“在从事学报编辑工作的同时进行编辑学的研究，成为编辑的实践家和编辑学家” [1]，“可以在从事专业学术编辑工作的同时进行某一专业学科的研究，成为某一专业的学问家” [1] 。“学者编辑化”则认为，编辑学者化的道路是狭窄的，编辑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很难有精力从事学术的生产劳动。学者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固然会彰显刊物的学术影响力，但学者的劳动已发生了转换。即从个体的学术生产转换成刊物整体的学术生产。拓展了学术生产的范围和领域。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文本是开放的，它依赖主编、编辑之间、编辑与编辑之间在学术活动中的交往互动，在这一意义上，拓展性文本在呈现的初始阶段是不完善的，留有广阔的建构空间。

二、编辑与学者：内在张力与现实错位

论及编辑与学者的关系，不能不放在学术生产的宏大视域中考察，学者的科研成果如果停留在手稿中，那不过是废纸一堆，只有通过学术编辑出版机构，才能获得出版的合法性，实现作品的传播。在此意义上，作者与编辑的合作，是学术成果推向社会的必要环节和必由之路。这既决定着编辑以学术公正者的身份鉴定作者的劳动，又决定着编辑以学术建设者的身份参与作者的劳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面人”角色。这注定了编辑在对一些人充当自己人的角色的同时又充当了另一些人的的异己的力量。作者不全是学者，作者能否称为学者，关键在于作者的学术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编辑能否称为学者，不在于是何家刊物的编辑，而在于是否有标志其学术水平的作品。但是，问题在于，学者就一定能办好学报吗？不是学者就一定办不好学报吗？或换言之，学术作品是构成学者的凭证，没有学术作品就代表没有学问吗？对于编辑工作而言，一个人的德、才、学、识都会融于工作之中，恐怕不是一句“学报编辑学者化”口号所能概括的。增强学报编辑的学术属性，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学报编辑学者化”口号，内隐一个价值判断的预设，即学报编辑不是学者，学报编辑要以成为学者为奋斗的目标。其实，只要我们尊重事实，就会发现有不少学报编辑是国内甚至国际知名的学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校，为了通过刊物扩大高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纷纷把知名的专家、学者，推向主编、编辑的岗位，学术期刊的编辑已成为引领学术前进、推进学科发展的旗帜性人物。另一方面，学报编辑部确有大量的编务工作和校对工作需要人去做，也的确存在一批很难称之为学者的学报编辑干得有声有色，他们将稿件按规章制度分送相关专家审阅，并将专家的意见呈送编委会审议，他们将学报编辑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而不刻意以成为学者为奋斗目标，甘于做一些技术性编辑工作，一样胜任工作，确保了刊物的正常运转。也许基于此，至今有不少学校将学报编辑部作为机关单位来对待。若不顾工作实际需要，一味鼓吹“学报编辑学者化”，容易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格局，导致人力资源浪费。其实，学报编辑与学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学报编辑可以是学者，也可以不是学者；学者可以做学报编辑，也可以不做学报编辑。如果不顾实际，一味追求学报编辑学者化，必将产生编辑学理论上的内在张力和工作实践中的现实错位。编辑部是一支工作团队，编辑对于学报而言，是一个职业角色，它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分工，按照现代编辑学理论，编辑又分为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等不同角色。实在是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学报编辑人手少，事情杂，步入了发展的怪圈。如有的学报办起了与其宗旨不相干的经营性公司，编辑又充当了商人的角色，编辑部的会议室、阅览室变成了商务场所，编务人员忙于经营，编辑又充当了编务的角色。由于个别期刊老总眼睛盯着经济效益，加大了编务人员参与创收劳动的比重，加大了参与人员的个人提成，编务人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但编辑部“脑体倒挂”的格局却也形成了，有的编务人员的收入是编辑人员的二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为缓解办刊经费的不足，纷纷收起了版面费，公平的学术选择又增添了经济的砝码，甚至有一家普通核心期刊设立价格门槛，出售核心期刊资源，起步价高达2000元，价位成为能否发表的决定因素。编辑的非学术含量有加大的趋势。更有越来越多的学报办起了增刊，源源不断的增刊版面费收入固然改善了工作生活条件，但是，日积月累，它对编辑的成长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正刊的冲击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内在张力与现实错位之一：职业角色冲突使编辑顾此失彼。尽管从理论上讲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成为学者，但事实上，学者已经成为专业分工的产物，大量的研究所等专业机构的存在表明，学者按专业领域和社会分工从事学术的研究、发明、创造，是知识的生产者。而学报编辑则是学者的作品进行选择、整理、加工，使之成为出版物，保存人类文化科学知识，是文化知识的保存者，文化传播的实现者。这两种不同角色存在着内容上程度上的差异和矛盾。集中于同一社会主体的不同角色常含有不相容的成分，这些成分之间的差异矛盾即所谓的“角色冲突”，令个体面临角色的取舍和侧重。干不好则使得编辑顾此失彼。杨焕章先生认为，编辑的职能是“策划作品、鉴定作品、提高作品”。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夸大了编辑的作用。学术成果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不在于编辑的策划，而在于编辑的选择，编辑部最多是策划栏目而非“策划”作品。从审稿的程序公正角度来说，编辑只能是初选稿件，有无学术价值，应留待同行专家去进一步审查，这就是所谓学术中立的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不断推广的原因，编辑且不可自以为是，妄加“鉴定”。
做技术性的处理是编辑的份内事，编辑能否提高作品恐怕要看作者是谁，对于大家、名家的作品，能原汁原味地发表就是编辑价值的体现了，枉论“提高”！这样看来，编辑学者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杨先生的个人生活史来看，杨先生并不是编辑出身的学者，而是出了名的学者被委以主编重任，这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观点更多地带有个人的色彩，另一方面也表明从编辑中产生主编非常不易，换言之，编辑的成长被学者的标尺给卡住了，被琐碎的事务给湮没了。这恰恰是编辑悲哀之所在。但“学者化”若导向裁缝忙着给自己作嫁衣而不为他人作嫁衣，试问，这种人还配叫裁缝吗？与其走“学报编辑学者化”的道路，毋宁走“学者编辑化”的道路。我们知道，学者主要通过著述活动表达自己的精神成果，而编辑本人的劳动对象则是他人的精神文化成果，这就与著作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以文字形式表述的学者的劳动成果是显性的，相比较而言，编辑的劳动具有很大的隐匿性，这种属性体现在日常的组稿、审稿、选稿、定稿、退稿的活动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编辑对一篇稿件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大至学术观点的探讨、篇章结构的布局，小至文章标题的推敲、标点符号的使用，无不浸润了编辑的心血。随着学报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期刊市场的竞争，学报编辑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报编辑为学术事业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业绩，我们姑且称之为“编绩”，是可以衡量的，而且应该是学报编辑职业的重要概念。无疑，二者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及工作职能。固然，学报编辑在进行稿件选择的时候，如果学报编辑本身是专业出身的编辑，更容易以专业的眼光择优汰劣，有利于发现稿件的学术价值或稿件的写作缺陷，有助于准确、快速地鉴定稿件，能够更好地胜任工作。但是，我们处在知识激增的时代，面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日益增多，文理渗透日益加剧的形势，学报编辑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学报编辑纵然有深厚的专业基础，但面对分支越分越细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以及庞杂的研究领域，任何所谓的专业出身的学报编辑审稿也只能是初步的选择，尚有待于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和鉴定。学报编辑如果能有公平公正的态度，善于调动周围的学报编辑资源，认真对稿件进行技术性处理，一样可以胜任学报编辑工作。显然，学者可以从事学报编辑工作，而学报编辑工作未必都要学者来完成。学报固然需要编辑家，但同时也需要编辑匠，否则，完成大量的编辑事务是不可想象的。在编辑面前，大谈学者的价值，是否有缘木求鱼之嫌？况且学报编辑有一批人是理科学报的编辑，他们被编辑部的机关作风所困扰，为大量的编务所缠绕，远离实验室，远离了学术研究赖以存在的“场”，如何搞专业研究，真是匪夷所思！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学者不屑于做编辑，不少编辑难以成为学者。许多编辑正是在默默无闻中奉献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学报编辑部首先是一支战斗的团队，这里固然需要司令员，这里更需要能冲锋陷阵的战士，每一个人可以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必人人都去当司令员。
     
内在张力与现实错位之二：评价标准迥异使编辑缘木求鱼。学者的价值在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关键看其学术成果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看其思想性，看其是否有学术创新或理论创新，要靠其写作的作品说话。而学报编辑的价值则取决于其所编稿件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要靠其编发的作品去说话，关键要看其取得的业绩,我们姑且称之为“编绩”——具体而言，除了要评价刊物的学报编辑质量，还要看其被二次文献转摘、索引、引用的情况，以此作为衡量社会反响的重要指标。学报编辑本人是否学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编发文稿的内在质量和社会反响，是学报编辑个人所取得的“编绩”。编辑只有通过编发的作品被转载（摘），才能确立自己的工作业绩。如果说作者是学术的千里马，编辑则应是学术的伯乐。  


以学报为例，在某种意义上，学报编辑充当了学术营销商的社会角色，学者充当了学术生产者的社会角色。用生产者的标准去衡量营销商必然导致评价标准的失衡。学报编辑之价值取决于其营销之业绩，学者之价值又需要通过学报编辑来实现。好的学报编辑提升学者的价值，好的学者凸显学报编辑的价值，两者相辅相成。学者靠自己的作品来说话，但离不开学报编辑的工作，否则，作品无法流传于社会；学报编辑靠自己编发的文稿来说话，但离不开其在社会上及学术界的反响，否则，无法彰显学报编辑的水平。评价一位学报编辑是否称职只能看其编发刊物的水平，而不能看其发表文章的水平。知名学报编辑总与知名学者结伴而行，相得益彰，编发不出有反响的稿件，纵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学者，于刊物何益之有？有的编辑忙于走“学者化”的腾飞之路，应付自己的编辑工作，心猿意马，身在操营心在汉，差错率之高令人不忍卒读，无情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口号的局限性。可悲之处在于编辑成了一些人骑马找马的过渡职业了。还有的尽管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但在编辑工作中投入甚少，每一篇稿件的成本很大，与其让这样的人从事专职的编辑工作，毋宁聘请几位学术上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来把关。或者，通过发挥编委会的作用解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职业编辑，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之中，在实践中编发出大量有反响的稿件，取得丰硕的“编绩”，又何必在乎是否冠以“学者”的标签呢？      

内在张力与现实错位之三：学习内容不同使编辑无所适从。在信息社会，学报编辑与学者都离不开学习，但他们的学习的内容和侧重点明显不同，学者为了研究某一课题，解决某一问题，他们的思维总体上是收敛的、聚焦的，他们的思维收敛于研究的课题，聚焦于研究的结论。与研究课题无关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无用的材料。但是，编辑的学习则不然，一切知识，一切材料对编辑来说都是有直接或间接的用处的。换言之，学报编辑的学习趋向于发散，他们发散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了解科学的研究动态，关注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把握学科发展的宏观走势，并结合自己刊物的特色，策划选题，关注作者群。打造优势栏目、特色栏目，一个称职的学报编辑其学习内容是庞杂的、丰富的，既有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也有关出版、发行法律法规的学习；既有语言文字、标点符号及数字用法规范方面的学习，也有相关专业研究动态的把握；既要善于顺利与学者沟通交往，又要善于发现有潜质的作者，善于联络有实力的作者，善于邀约有知名度的作者，特别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不少期刊直面市场，学报编辑如何增强市场营销意识，追求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不能不说是一大课题。基于学报编辑工作的内在要求，有人说学报编辑是“杂家”，是“无名英雄”。正因为学报编辑广泛涉猎，以有限的精力架设了纵横交织、信息密集的“雷达网”，才能敏锐地发现稿件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为加工、贮存、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真可谓“观千剑而后识器”。如众所周知的《新华文摘》堪称典范。

当然，学报编辑一定要高度重视学术的原创，要在学术创新和贴近现实上下功夫。学术性是高校学报最显著、最基本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高校学报赖以存在的生命线。但这些要求更多地体现在编辑方针之中，是编辑择稿的标准。没有作者的学术原创，编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三、消解张力，回归“杂家”：

确立以“编绩”考量编辑的期刊运行机制
     
如果一位学报编辑，既是一位“编绩”出色的职业学报编辑，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可谓两全其美。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的劳动是需要社会分工的，学报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编辑学者化”口号模糊了学报编辑职业的角色定位，无视了社会分工的角色冲突，忽略了学报编辑岗位的内在要求。其实，学报编辑提高自己、完善自我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学术要素仅仅是学报编辑工作中的一个要素，学者化仅仅是提高业务水平的一个方向，不应夸大一个要素而忽视其他要素。
  
学报编辑的根本职责是办好学报。衡量学报编辑工作的好坏，唯有学报编辑为办好刊物所取得的工作业绩。其中，一个基本的素养就是编辑的学术素养，即一位编辑是否有能力对来稿的学术水平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初步的学术鉴定。在履行了一套严格的审稿程序后，他能否在充分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后按照刊物的理念作出取舍。笔者以为，有关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时不应偏离“编绩”的轨道去评价学报编辑的工作。重要的一点，要严格执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行了一套旨在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编辑素质的重要举措，出版专业资格证书考试制度的建立可谓是用心良苦。在整个社会日益浮躁的情况下，加强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建立健全一套编辑行业的以“编绩”考量编辑激励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学报有多重内蕴，作为高校展示教学科研成果的窗口，学报编辑部隶属于学校，它首先要对学校负责，这就决定了它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履行学校机关职能。按时上下班，接听电话，接待来访，分类处理稿件，送请有关专家审读。满足校内作者对公平的需求，打着本校招牌，动用本校经费，开发本校资源，推出本校成果，代表本校水平，这无论在其创刊初期，还是在当前开放的年代，我以为都是无可非议的。

其次，学报的重要使命是追求学术性，它必须面向学术前沿，提升学术品格，维护学术公正，捍卫学术尊严，彰显学术价值。为此，必须加大国家及学校的拨款力度，解除学报编辑为稻粮谋的后顾之忧,谨防学报编辑将学术权力“寻租”。只有当编辑真正把眼光投向学术界的时候，当他发现本校学术资源断缺的时候，他必然会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名流，甚至不惜代价获取优质稿源，并积极争取社会反响。基于高校与学报的内在联系，一般高校的学报要想有所作为其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学报对学校的依附性是天然的。

第三，学报作为一种学术媒体，它固然有面向学术界的内在要求，更具有出版物的文化产业属性。我们必须把它纳入商业的运行轨道进行运作。如办理广告经营许可证，承接法律许可的各类广告。锁定目标客户，细分市场，加大市场营销，扩大刊物的发行量和市场占有率。要有资源意识和品牌意识，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增强学报的生机和活力，适时开发相关衍生产品。坚守学术不等于固守清贫，在追求学术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追求合理、合法的经济效益。彻底颠覆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价值观念，努力创造学术编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对于现状而言，学报编辑完善自我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教授级的学报编辑取得的“编绩”未必优于讲师级的“编绩”，是工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原因在于评价指标体系不同。其实，“学者”仅仅作为一个要素参与到学报编辑工作中，而职业的学报编辑工作需要对专业的宏观领悟能力，对知名学者的公关能力，对二次文献刊物的熟悉程度，对学报编辑技术的驾驭能力，等等。换言之，职业学者未必能胜任职业学报编辑的工作，而职业学报编辑基于对期刊现状的把握，只要选准审稿学者、善于调动周围的学报编辑资源，完全可以取代职业学者所从事的学报编辑工作。我们认为，“编绩”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衡量：

第一层面，从编辑文本衡量。首先，要保证刊物按时按质按量出版，确保审稿、编辑、校对、出版、发行等流程的顺利运转，确保作者稿费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样刊的及时寄赠。其次，要精心编辑，在标题制作、文本编辑、语言规范、流畅等方面下工夫。第三，要认真、仔细地校对。要通观全局，细致检查。如检查目录标题和正文标题是否一致，封面、扉页、版权页、页码等是否齐全，保证编排格式的标准化、规范化。第四，要因地、因时制宜，努力发掘学报所在高校、所在地域的优势，凸显学报的特色栏目，打造学报的品牌栏目。作为编辑，首先要立足于编辑工作的技能层面，立足于成为能工巧匠。这是作好编辑工作的第一要义。

第二层面，从二次文献的转载（摘）率和作者作品的被引率去衡量。确认“编绩”可以依据国内外权威期刊评价中心的评价作为衡量编辑业绩的重要依据，如论文的引用率、影响因子，国内外重要检索类期刊和数据库引用刊物的情况，并以此作为评价作者及编辑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尺。这是对编辑学术素养的间接考核，它既表现编辑的学术眼光，又表现编辑的学术的影响力。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名编辑学术水平高了，影响力大了，自然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刊物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加入光盘版，原发期刊似乎不太重要了，在这个号称“一网打尽”的网络时代，作品是否吸引眼球，“点击”率、“下载”率均可以与作者利益挂钩，也完全可以与编辑的利益挂钩。

第三层面，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去衡量。学报编辑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出版方针，提高政治的敏感性和鉴别力，把握正确的办刊方向，杜绝政治性差错。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于科技论文重要的衡量标准是被引用率和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引用率较高的已刊论文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较好的论文作者及责任编辑，应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建立和健全激励机制。学术成果的发表，是科学研究活动告一段落的标志，是作者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实现。哪里有作者，那里就有编辑。承认和肯定作者的劳动，就一定要承认和肯定编辑的劳动。让编辑在隐性的劳动中看到显性的价值，将默默无闻的劳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让“无名英雄”变成“有名英雄”——“名编辑”，若如此，这是编辑职业之幸，也是学术研究之幸。我们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奖励作者的制度，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一套与之配套的奖励编辑的制度，从制度层面确认编辑的价值，保障编辑的利益。
      
综观学报发展的现实道路，与其说是走了一条“编辑学者化”的道路，毋宁说是走了一条“学者编辑化”的道路。建立以“编绩”为核心理念的学报编辑工作评价体系，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同时，它也是正确评价编辑工作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杨焕章.谈谈学报编辑的学者化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6）.
[2]杨焕章.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6）
[3]杨焕章.再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5）：115-119
[4]刁翠萍.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局限性[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7（6）：113-116
[5]肖建新.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特质[J].编辑之友，1999，（5）：34-36
[6]陆炳新，蒋永华.试论“编绩”[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
[7]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原载《学术界》2004年第5期;感谢蒋永华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