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川：期待官员从学界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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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同时又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有学术兼职，主持着多项重大课题，招收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内地非常普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们应该承认，在当今的政府官员中有一些天资优异、很有学养的人士。他们完全有能力指导研究生和承担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但问题是我国有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官本位”的历史污垢，政府官员因其特殊的身份，在学界容易扮演“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从而在课题的立项申报和审批、研究生录取和学生论文答辩通过以及学生就业等方面容易诱发一些人向“权力”的献媚和不公平的竞争。

另外，进行学术研究不仅要具有时间与精力上的保证，更需要的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耐得寂寞的心境。这是忙忙碌碌的身在官场上的政府官员们最不具有的。而且，一些研究结论很可能与某些政策或法律法规不完全一致，由于其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因而发表出来也有许多不便，研究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我们应该尽快建立一种制度，确定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不再担任相关的学术职位，但可以保留他的学术资格，等他不当了，还可以继续当教授或博导。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有榜样可以学习的。基辛格博士原本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基辛格做国务卿以后，哈佛大学立即通知他辞掉教授职位，如果不辞，学校会摘掉他的帽子。杨炳章先生的《不平则鸣——我在哈佛15年》，就说了这样的一件事，更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检讨一番。1986年，恰逢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校庆与该年的毕业典礼联合举行。因有罗斯福总统出席哈佛300周年校庆的先例在，故哈佛有意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参加盛典。邀请传到白宫，里根欣然接受，同时提了一个条件，希望哈佛大学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对总统阁下的小小请求，哈佛董事会讨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旋即广泛征求师生的意见，但多数人的意见是：堂堂最高学府，岂可给一个电影演员什么学位？最后不了了之，里根没有得到学位，当然，他也没有莅临哈佛校庆。

其实，即使是大学的最高行政领导不兼学术职务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学术保持中立。但现在连校外的官员甚至直接的部门领导，也要当兼职教授或博导，这就很容易滋生权钱交易、权学交易等权力寻租的腐败。以学术打假而享誉学界的杨玉圣教授建议大学副校长以上职务的官员不要招收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这个建议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因为同为博士或硕士生导师，身份上的不平等会导致学生之间不平等竞争，还可能诱发一些人以“傍大款”的不良心态和动机进入学界。如果大学校园里弥漫的是谄媚之风，流行的是钻营之风，伤害的不仅是学术的尊严，而且也会毒化人际关系，不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高官招收研究生，我认为也不利于研究生们学术能力的培养。学问最需要的是怀疑的精神，需要师生间的诘难问疑。许多学生本来对导师就有一种敬畏，倘导师是高官，恐怕就不只是敬畏，而是惶恐了，如何地诘难问疑呢？那就更不用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了。

官做到司局级(更不用说更高级别了)，已是非常的尊荣了，又何必还非要当个硕导或博导呢？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不想放弃，岂不有得陇望蜀之嫌？当今之日，要做到淡泊宁静须抵御各种物欲的诱惑。正所谓“欲淡则心静，心静则理见”、“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这也正是一位称职的政府官员所应该具有的人格品质和生命境界。学界不是名利场，更不是权势场。学界应该是佛门圣地，是恬淡的心灵自由游历的场域，只有心无旁骛的人才配在这里诗意地栖居。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当年邓小平对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率先垂范，可谓立德、立功之举，仅此也足以让邓公名垂千古。倘若今天哪位高官政要能够自觉从学界退场，也许暂时会招致一点现实利益的损伤，但我估计也可因此深得人心并流芳百世。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拥有三头六臂。每一个人都能各就各位，专心政务或潜心治学，官员的身份比较单纯，学者的背景也比较清明，这应该是21世纪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科学时报》2006年10月24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