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名义下的“剽窃”——评《中国解放区文学流派思潮论》

dalilandy

现如今，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以此为业的人相应地呈现出水涨船高之势。他们之间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的相互吸收、借鉴也较之以往也更加频繁。按理说这种现象是好事，对学术事业向纵深开掘大有裨益。但是，偏偏有这么一些人要把好事变坏事，他们不思以脚踏实地的研究来获得水平与能力的精进，却要学那仓中硕鼠，吞噬他人心血，攫取他人成果。更加为人所不齿的是，他们还将自己的行为美其名曰“吸收”，借此粉饰，以行剽窃之举。这种“吸收”名义下的“剽窃”行径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的抄袭，而是“师出有名”，有理有据，若不细查，很难其中的猫腻，它反映了学术腐败的一个新动向。比如，山西大学中文系的苏春生先生的大作《中国解放区文学流派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就是这种剽窃手法的典型代表。

一日，笔者在学校期刊室翻阅资料时，偶尔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178页刊载了几则书讯，其中第一则便是苏春生著的《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论》，因为笔者主攻方向即为文学思潮，故而认真地阅读了该书的简介，（简介原文如下：该书把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文化观念区分为主流政治型、知识分子型和农民型，对各自特征及其相互关联进行了论述，并对众多团体或流派的个性与共性有所分析。）发现其将“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文化观念”区分为“主流政治型、知识分子型、和农民型”。对于这种区分方式，笔者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笔者先前就曾在席扬先生的相关著述中见过。笔者暗自揣度了一下，莫非此书有抄袭剽窃之嫌？当然怀疑并不等于就是事实。恕笔者直言，笔者真的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一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权威刊物书讯栏中的著作竟然会是一部抄袭剽窃之作，但愿这位苏春生先生与席扬先生英雄所见略同吧。带着几分好奇，同时也是专业敏感性的驱使，笔者千方百计地买到了苏春生的这部书，将之与席扬先生的相关文章作了一番比照阅读。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部书中不少章节存在严重的抄袭剽窃现象。此君不仅剽窃了席扬先生的相关论文，而且还旁涉其他学者。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部书的不少段落竟然是全文照录，一字不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此书是如何以剽窃的。

在该书第二章第一节（21-22页）“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作家 ……陌生与?尬。”这一段，与席扬先生发表在《延安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上的论文《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试论“山药蛋审美”在解放区文学及其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中的相关段落极为相似，在该刊33-34页，席扬先生对解放区文化存在的分类原为“政治的文化观念、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农民文化观念”，而苏春生只是将其稍加改动，变成“主流政治型文化观念、知识分子型文化观念和农民型文化观念”，瞬间窃为己有。实际上，这个观点成为了苏春生这部书的内核。所以，这次偷梁换柱式的剽窃可以称得上是他的抄袭行为中最恶劣的一手。在窃取席扬先生的思想观点之后，苏春生仍不肯罢手。于是，他对席先生论文中的一些关键描述和精彩词句，毫不客气，能抄多少抄多少，有些几近于照单全收。当然，他在字句的排列顺序上下了一些功夫，费了点心思作了些拼装组接。比如该书21-21页就把席扬先生的相关论述稍加修饰或改动顺序后直接填进自己的论述中，“主流政治型……?斜”系将席先生原文“政治文化观念……?斜”作了个别字句变动后占为己有。此处共抄袭55字。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在该书23页“现代知识分子……深刻意义”这一句系席先生原文36页第一行表述改动4字后的照录，共抄袭27字。在该书33-34页，即从“在解放区，…”到“…对应契合”对席先生原文37-38页的论述作了如下的改动：把原文中的“都市知识者”改为“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型作家”，把“艺术表层真实”改为“文艺领地”，把“延安艺术理性”改为“新的审美理性”，把“赵树理”改为“他们”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同时，他还将原文中的4处过渡句删去。如此这般之后，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连标点符号也原封不动地搬到自己的书中，在此处共抄袭原文907字。他的抄袭远不止这些，笔者也不得不继续揭露。

在该书34页第2段第3行“他们成名之前…”到36页“…较好地融合与调制”，将席先生的原文38-39页中的“李束为、胡正”改成“康濯、李季”，“山药蛋审美作为创作方向之前”改成“成名之前”，“后生”改成“青年农民”，“最完美的”改成“较好地”，并去掉“以此为开端”这一过渡句，其它照抄不误。此处共窃取他人成果964字。该书36页第二、三部分对席先生的论述亦多有抄袭。

苏春生在抄袭过程中居然连席先生原文中的引文也不加查考，统统笑纳，充作自己的观点。所抄引文系席先生发表于《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的论文《山药蛋派文化特征初论》中的一段论述，即“对于汉文明……冲突”，席先生写作原文的过程中将之作为注[3]标出，不想竟被这位苏春生君原封不动地搬到自己著作的第37页。在抄完该引文之后，他索性将席先生在引文之后的两段论述“我们以赵树理……思想历程”和“如果说……封闭性”划归己有。此处抄袭凡775字。在窃取了席扬先生论文的精华部分之后，在这部书的第39页“需要指出的是……”到40页“……忧患式活力”，又对席先生原文“问题在作品中……忧患式活力”作了一次全文照录，共抄了368字。另外，在该书41页第2段“与农村血缘……幽默化”，还抄袭了席先生的原文43页第2段，仅将原文中的“艺术不再有批判的价值”改为“批判价值大大减弱”，“喜剧化”改为“幽默化”之后全文照搬，共抄袭了297字。

在对席扬先生的论文进行一番“肢解”式“剽窃”之后，苏春生又打起了席先生另一篇论文《漫长而艰难的抉择与蝉蜕??谢俊杰30年小说创作的过程梳理及其“转换”的意义》（见《黄河》1993年第4期）的主意（此文曾作为山西作家谢俊杰先生的作品集《桃河》的文后附评，随作品一同由香港东方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原封不动地搬进自己著作的附录第2节。具体抄袭行为如下：他将《桃河》355-358页“谢俊杰的审美进步……对谢俊杰今后的创作太重要了”作了字句变动和语词增减，原原本本地移进了自己著作的301-303页。移花接木的全过程了无痕迹。此处共抄袭了1152字。也是他抄得最多的一次。至此，我们的苏春生已在“不经意”间“吸收”了席扬先生的著述凡5367字！相信以上这些事实和数据已经足以让读者诸君认识到这种名为“吸收”、实为“剽窃”行为的真实面目。

上文所举的苏春生剽窃的例子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却发人深省。为什么“文抄公”在学术界层出不穷、“前仆后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被抄袭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或是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威压，或是因为人情方面的阻碍，使得他们对于剽窃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许多抄袭者正是利用这种心理而每每得手。久而久之，便必然是“小人坦荡荡”，君子倒要常戚戚了！“文抄公”、学界剽客们，不仅敢暗偷，而且还敢明抢，甚至极有创意地在后记里来个“寄刀留柬”！“另一种贼”肆意横行，剽窃他人文章之风愈演愈烈，一时之间竟成无法遏止之势，上到学科带头人，下至小小本科生，无不受此歪风熏染。而从较深的层面来看，剽窃行为的滋生恐怕还与我们现有的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体系有关，在现行体制下，事关学者切身利益的职称评定与所谓的学术业绩紧密捆绑。对于学者来说，要真正体现学术业绩，则必须拿出超越于同行的“力作”。而能坐得住冷板凳，写出力作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想借此获利者却多如牛毛;如此一来，抄袭剽窃似乎成为一种必然。我们不得遗憾地看到，许多抄袭剽窃者从一开始实施行为便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一种不劳而获的学术暴发户思维充斥于这些人的头脑中。他们总是挖空心思地盗取他人的智慧，以求一步登天。因为他们知道，如此这般之后，职称、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等诱人的东西便会如约而至。这一点，正是许多文坛剽客敢于大胆以身试法的动机所在。更要命的是，他们还知道，他们要为自身的行为所承担的风险实在是微乎其微。我们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因抄袭剽窃学术成果而锒铛入狱，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充其量不过是法庭上吵吵嚷嚷一番然后有些暧昧不明地不了了之，或者是借媒体打打笔仗，再不就是内部处理，批评教育一通了事，一言以蔽之，就是隔靴搔痒，并未触及痛处。因此，也就无怪乎学界的贼势会这么猖獗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对学界剽窃行为的惩处力度还远远不够，还没有真正地将诸种有效措施的落实过程纳入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而是仅仅停留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此外，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对剽窃行为的舆论监督力度也显得不够，同时，比以住更加强硬，更加具有震慑力的措施也是目前反对抄袭剽窃行为所必需的。诚如先贤所言：“治乱需重典”。在学术腐败日益猖獗的今天，唯有在体制的保障下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文坛学苑的腐化风习才能得以最终清除，苏春生之流才会真正地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切盼学术机构和相关管理部门以及社会有识之士能够戮力同心，共同抵挡抄袭剽窃这股暗流，还学术研究一片明朗的天。


附录一：

苏著：“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作家所面临的文化整合背景是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从当时解放区文化存在的整体上看，大致可分为主流政治型文化观念、知识分子型文化观念和农民型文化观念。主流政治型文化观念是指中国***领导层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战时形态文化观念。它着眼于社会政权变革和政治体制更换角度来提出文化构想。随着外敌入侵而导致的民族存亡危机不断加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两大主题并重的情形迅速向‘救亡’?斜。”（此为苏春生对下节稍加变动后的窃取，可见苏著21页）


席著：“‘山药蛋审美’所面临的文化整合背景是一个多元情状。从解放区文化存在的整体上看，大致可分为政治的文化观念、知识分子文化观念和农民文化观念。这三种文化观念各以其功利性、超前性和传统性来表现其质点。政治的文化观念是指中国***核心领导层的文化观念。他们更多地着眼于社会政权变革和体制的文化刷新角度来提出文化构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两大主题，在外敌入侵而导致的存亡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两大主题并重的情形不断向‘救亡’一侧?斜。”（此为席先生原文，见《延安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33页）

苏著：“他们在成名之前，都以经历过艰难、漫长而沉重的选择过程。这种选择，既有认同，又有扬弃，还新的组合。选择的范畴不是同质类别，而异质鉴别。赵树理、马烽、西戎、孙犁、康濯、李季等人都是如此。相比之下，赵树理的艺术选择过程更为复杂些。20年代他在长治师范读书时，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五四’新文艺，不仅以其现代内容激动着他，同时也把那处在自然状态的艺术意识开始推向理性化轨道上。‘五四’文学作品所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的忧愤意识，文明与愚昧，民主思想与封建惰性的冲突中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悲剧感，以及先驱们在作品中所鲜明昭示的对自由的焦灼与渴望，都无形中催迫着他从乡村情感中走出，加入到现代知识者的行列中。‘五四’文学的理想以及托出这一理想的形式，一同唤醒赵树理年轻的灵魂。他由一个农村的老实青农民渐变为环境与祖例的叛逆者，成为领骚时代的激进青年。这一阶段，尽管赵树理并未进行文学创作，但他那生成民间艺术趣味之中的艺术感觉却得到了被自我选择的机会。发轫于外来思潮激励的‘五四’文学，使用赵树理对早已熟悉的民间文艺的反思提供了异质参照，因而也使民间文艺在强烈对比中在主体面前显出陌生。他对‘五四’文学的醉心，一方面说明赵树理的艺术感觉中已有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因素，另方面又说明自己艺术意识重心的转移。30年代早期他被迫流浪省城太原，创作成他唯一或主要的谋生手段---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去写‘地摊文学’ 放区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在此已成为他对主流政治文化观念进以赚得道人丰厚的收入，而是以地道的欧化式现代语体表达一位潦倒、贫困的热血青年对世心的良知与思考。拳拳之心，感人至深。青少年时代对民间文艺的情感稔熟和30年代欧化语体的实践，使进解放区的赵树理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艺术创作者。解放区文化整合对他来讲，选择过程已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价值的确认。他在解放区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在此已成为他对主流政治文化观念进行价值体现的可贵媒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把自我思考过程与企望用农民的口吻道出。这一切，在赵树理那里做得坦然、自然、悠然。长期选择的结果在此已显出明显的成果，‘五四’文学赋予他艺术理性的现代色彩，使他得以从现实问题背后看到现代与传统、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等大文化范畴的严重冲突，使作品的内在价值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形成同构：对民间文艺和农民心态的分外熟悉，又使他能在语言?述这一文本层次上达到新文学所有成果的超越。二者相合而产生的效应，奠定了时代与个人选择的趋同性，最终使个人选择成为时代选择的标本。严格地说，赵树理的艺术选择及其实践，是在充分自觉的艺术理性牵引下进行的。解放区文化整合背景的三种色彩，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融合和调制。”（此为苏春生对下一段的照录，见苏著第34-36页）

席著：“他们在把‘山药蛋审美’做为创作方向之前，都经历过相当艰难的、漫长而又沉重的选择过程。这种选择，既有认同，又有扬弃，还有新的组合。选择的范畴不是同质类别，而异质类别。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等都是如此。他们相比之下，赵树理的艺术选择过程则更为复杂些。二十年代他在长治师范读书时，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五四新文艺，不仅以其现代内容激动着他，同时也把他那处在自然状态的艺术意识开始推向理性化轨道上。五四文学作品所包蕴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的忧愤意识，文明与愚昧，民主理想与封建惰性的冲突中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悲剧感，以及先驱们在作品中所鲜明昭示的对自由的的渴望与焦灼，都无形之中催迫着他从乡村情感中走出，加入到现代知识者的行列中来。五四文学的理想以及托出这一理想的形式，一同唤醒了赵树理年轻的灵魂。以此为开端，他由一个农村的老实后生渐变为环境、祖例的叛逆者，成为领骚时代的激进青年。这一阶段，尽管赵树理并未进行文学创作，但他那生成了民间趣味之中的艺术感觉却得到了被自我选择的机会。发韧于外来思潮激励的五四文学，使赵树理对早已熟悉的民间文学的反思提供了一种异质参照，因而也使民间文学在强烈的对比之中第一次在主体面前显出了陌生。他对五四文学的醉心，一方面说明赵树理的艺术感觉中已有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因素，另方面又说明自己艺术意识重心的转移。三十年代早期他被迫流浪太原，创作成了他唯一或主要的谋生手段---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去写‘地摊文学’以赚得丰厚的收入，而是以地道的欧化式现代语体表达着一位潦倒、贫因的热血青年对世道人心的良知与思考。拳拳之心，感人至深。青少年时代对民间文学的情感稔熟和三十年代欧化语体文的实践，使进入解放区的赵树理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艺术创造者了。解放区文化整合对他来讲，选择的过程已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价值的确认。他在解放区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在此已成为他对时代政治进行价值确认的可贵媒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把自我思考过程与企望用农民的口吻道出，这一切，在赵树理那里都做得自然、坦然、悠然，长期选择的结果在此已显出明显的成果，五四文学赋予他艺术理性的现代与传统，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等大文化范畴的严重冲突，使自己作品的内在价值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形成同构：对民间文学和农民心态的分外熟悉，又使他能在语言叙述这一文本层次上达到新文学所有成果的超越。二者相和而产生的效应，奠定了时代与个人选择的趋同性，最终使个人选择成为时代选择的标本。严格地讲，赵树理的艺术选择及其实践，是在充分自觉的艺术理性牵导下进行的。解放区文化整合背景的三种色彩，在他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束纳与调制。”（此为席先生原文，见《延安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38-39页）

附录二：
在发现苏著抄袭后，为了进一步搜集相关证据，笔者几经周折才与席扬先生取得联系。他接受了笔者的电话采访，以下是电话采访纪录。

问：“席先生，您好，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的书讯栏中介绍了一本著作，该作名为《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论》作者为山西大学的教授苏春生，根据我的核实，此作在许多章节剽窃了您和其它几位学者的著述。请问您可曾听说过此事，见过此书。”
答：“真的吗？不知道，未曾见过。”

问：“苏春生在该书的后记里称引用了您的观点，并向您表示感谢。您是否认识他？”
答：“认识，记得他是山西大学77级的毕业生，后来留校，多年没有和他联系了。”

问：“您对他的抄袭行为作何评价？”
答：“如果确实如你所说，他的抄袭已非第一次。记得是在1997年吧，山西作协牵头组织了一个攻关课题，当时我应邀参加这一课题的研究，其成果后来集辑为《山西文学十五年》（董大中先生主编），我写了其中的两章，当时我就发现，在该书中由苏春生执笔的关于“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谢俊杰的论述就曾全文抄袭过我在《黄河》1993年第4期的一篇论文。当时我颇感气愤，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了了之，令我未曾想到的是，他这次又抄到我头上来了，如果不是你的提醒，我还真的被蒙在鼓里。”

问：“席先生，我知道国内有一批学者多年来孜孜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学术研究，知道您是其中一位，董大中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苏春生的这部书即由董先生作序，恕我冒昧，请问您和董先生是否认识？”
答：“董大中先生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学者，他对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编著的《赵树理全集》及其年谱，是我们研究赵树理的重要参考资料。他也是我的长辈，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给予过我许多无私的帮助，令我没齿难忘。至今我们还经常联系。”

问：“董先生所作序中特别指出了苏春生对解放区文化类型划分的价值，而据我的查证，您在苏春生的这部书问世10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请问您对此作何评价？”
答：“董先生对所有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研究者都会给予提携和帮助。我想，苏春生请董先生作序，董先生肯定是真诚的，也许因为忙，未能核实苏春生观点的最初来源，错将它看成是苏春生的原创。这是写序者经常遇到的一种尴尬,不过从这点上来说，虽然董先生并不知道苏春生有抄袭行为，但他还是看出了观点的深刻性和新颖性，至少说明董先生的学术判断力是敏锐而深刻的。”

问：“既然苏春生是如您所说的二度抄袭，那么他的行为便已侵犯了您的著作权，您对此将作何处理？”
答：“根据你在电话里说法，我将找到这本书，认真加以研究，如你所说的确属剽窃行为。如确属剽窃行为，只能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将考虑采取两个步骤，第一，当年我认识苏春生时，他是副教授，是否此著是作为其晋升教授的成果，如果是这样，我将在报刊上公开揭露。同时我会以书面形式，郑重地向其所在单位山西大学，并同时向山西省教育厅如实反映情况。第二，我还将保留对其剽窃行为的法律诉讼权力。”

(感谢庄文卿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