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少兴：要诚信，不要炒作——任光宣教授“三部著作分别在三个方向实现了突破”吗？

岸上的猪

一

2006年5月29日“北大新闻网”登载了该新闻网记者5月24日的访谈录。采访的对象是北大俄语系任光宣教授。在回答记者的“您认为这次是什么打动了高尔基评奖委员会？或者说您认为自己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有何特别之外？” 这个问题时，任光宣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总结国内俄罗斯研究的现状时，提到我在国内俄罗斯艺术、宗教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另外，我所研究的几个领域在国内都是较少被研究的，比如俄罗斯艺术，当时国内没有人研究。像《俄罗斯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俄罗斯文学史，获得了北京市精品教材奖，它也让俄罗斯人惊讶：在这部贯穿公元10世纪到20世纪末的文学史中，除了印刷错误外，挑不出别的错误来。”

一种踌躇满志、“夜郎自大”的神志和口气跃然“网”上。但不知是由于心虚还是利令智昏后的“清醒”，任光宣于5月30日要求对答记者问中的一些词语加以“修改”：把“当时国内没有人研究”改为“当时国内少有人研究”；把“……挑不出别的错误来”改为“……挑不出别的语法错误来”。虽然这段答问中有两处改动（实为改一字增两字），但那些炒作和自我炒作之词（如“领先”、“唯一”等）依然在起着自欺欺人的作用。

为了学术的尊严，为了北大的声誉，我们不得不依据事实，向公众首先是向学术界说明真相。

                                       二

任光宣多次提到的“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据我们所知，是指该校中文系陈建华教授。例如任光宣在一篇文章 中写道：“……陈建华教授在《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 一书中写道：‘……以俄罗斯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以往俄苏文学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很少。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这两本著作显然在这点上具有拓荒意义’，‘任著选择了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这本专著显示了作者的开拓意识和较为充分的学术准备’。‘……该书的学术价值也正是由此奠定的。’作者用全书的一半篇幅（前5章）深入分析了17世纪以前俄国文学与宗教的种种联系，这是中国学者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很值得重视。”  
从上面任光宣抄引《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的词句可以见到，陈建华教授只是谈到“中俄文学关系”，谈到任光宣把“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陈建华根本没有谈到任光宣“在国内俄罗斯艺术”的研究，因此，所谓“在国内俄罗斯艺术……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就无从谈起。何况陈建华的这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而任光宣的《俄罗斯艺术史》是2000年出版的。难道陈建华教授能“预见”并“预言”这本“艺术史”会标志着任光宣“在国内俄罗斯艺术……研究领域处于领先”？！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话谁会相信呢？！

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炒作的需要，任光宣竟然不顾国内俄罗斯艺术及其历史的研究“现状”，也不管自己从学俄语以来的所学课程，狂言什么“……俄罗斯艺术史，当时国内没有人研究”（后改为“少有人研究”）。必须严肃指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特别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中老年教师都知道：任光宣自上世纪80年代初留校起，不曾专门从事俄罗斯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以及20世纪开始的电影艺术等所谓“各艺术门类”）的研究。（他只在80年代初作为研究生听过北大俄语系教师武兆令为全系学生开设的“俄罗斯艺术史”课程，时间约为一个学期。——笔者注）因此人们怀疑，那本“佳作”充其量是部“编译之作”。

此外，还必须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一批青年学子被派往苏联学习，例如晨朋、奚静之等多人于1955—1960年在当时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他们主要从事美术历史和美术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毕业回国后他们在国内艺术部门和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例如晨朋教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讲授“俄罗斯艺术史”；晨朋还被她的母校——列宾美术学院授予该校“名誉教授”称号。晨朋教授著述甚丰，如她主编九卷本的《20世纪外国美术丛书》，并亲自撰写其中三卷，如《20世纪俄苏美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顺便指出，任光宣的那本《俄罗斯艺术史》（2000年）在出版之前是否请教过晨朋教授等人，只有他“心知肚明”。尽管在该书“后记”中任光宣只字不提晨朋教授等学者的名字。这一切难道能“瞒天过海”吗？
   
晨朋教授在《20世纪俄苏美术》的“序”中写道：“这套丛书的作者，对自己所写的国家或地区的美术，都已研究有年。每部书都是作者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任光宣敢说自己的《俄罗斯艺术史》是“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吗？
   
晨朋教授的同学奚静之教授在就读于列宾美术学院之前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学成回国后长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3—1995年为该校工艺美术史论系的系主任。奚静之著有多部“俄苏美术史”的书，其中《俄罗斯苏联美术史》（1990年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后（1997年）又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奚静之教授在该书“序”中写道：“俄国艺术界对在中国出版《俄罗斯苏联美术史》作出反映。1995年4月26日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因《俄罗斯苏联美术史》的学术成果和在中俄艺术文化交流中所作的重要贡献’，授予笔者以俄罗斯艺术科学奖……”奚静之教授还写道：“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俄罗斯学者和艺术家的支持，其中有的是笔者的老师和昔日同窗，还有笔者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和俄罗斯时新结识的艺术界朋友。在此谨表谢意。”

   
晨朋、奚静之等人相对于任光宣而言属于先生辈，他（她）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学习研究俄罗斯艺术的历史和理论，而任光宣当时还没有开始学习俄语；然而，令人不可理喻的是，任光宣竟然“在俄罗斯艺术……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处于那些学习研究世界美术（首先是俄罗斯美术）的“科班”出身的学者之前。这种不顾事实的话能让人相信吗？
   
然而任光宣为了“炒作”这本书，竟然宣称“我国国内这方面的图书材料甚少，即使有些材料也不系统、不全面，而且内容比较陈旧”（见《俄罗斯艺术史》的“后记”）。这也是不实之词。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这方面的藏书还少吗？《20世纪俄苏美术》等书是“内容比较陈旧”吗？仅任光宣本人不时“光顾”的北京大学外文楼三楼“俄语藏书室”，书架上摆着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拉巴里（Грабарь）和通讯院士拉扎列夫（Лазарев）主编的十卷本《俄罗斯艺术史》（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和苏联艺术科学院编著的两卷本《俄罗斯艺术史》，能说这些多卷本《俄罗斯艺术史》“不系统、不全面”吗？

我们把任光宣的《俄罗斯艺术史》与以上所列的书（仅其中的“古代罗斯绘画艺术”部分）加以对比，发现任书中许多错讹谬言，任教授对某些俄语词句没有读懂，而且不懂就译，不懂就写。我们将另行撰文并用该书“实例”来说明、分析、驳斥、指谬。

                                     三

2006年8月16日，《北京青年报》“人物在线”版发来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研究生的文章及该研究生的“采访手记”。这整版文章的标题是：《任光宣   传播中俄文化的驿马》。文章中说任光宣是“俄罗斯文化艺术殿堂的大行家”，“是一位勤耕不辍、著作等身的学者”。文章作者特别强调任光宣的“三部著作分别在三个方向实现了突破”等等。这些全都是炒作，是完全的不实之词（究竟多少本书才算是“著作等身”？）

所谓“三部著作”是指《俄国文学与宗教》《俄罗斯艺术史》 和《俄罗斯文学史》 。我们在上面已经就所谓“国内没（少）有人研究”的、任光宣在其“研究领域处于领先”的“俄罗斯艺术史”（《俄罗斯艺术史》）作了简单的分析介绍和比较。要说在这一方面“实现突破”（我们不赞成这种夸大的词语） ，我们认为，那也绝不是北大俄语系教师任光宣及其“著作”（实为编译之作）《俄罗斯艺术史》，而是被任光宣故意“视而不见”的晨朋、奚静之等专攻俄罗斯艺术史论并写出多部论著的专家学者。下面我们着重分析被炒作为任光宣“处于领先”的另一个“研究”领域——俄国文学与宗教以及两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上引华东师大陈建华教授说的“作者（指任光宣——注）用全书（《俄国文学与宗教》的一半篇幅（前5章）深入分析了17世纪以前俄国文学与宗教的种种联系，这是中国学者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很值得重视。”其实，任光宣本人就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是十分露骨的自我炒作的话。例如，任光宣在《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内容提要”和“后记”中写道：“……该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观点新颖、论据充分，是我国国内第一部论述这个课题的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在原苏联境内和我国很少有人问津，是学术界的一大空白，因此我遂产生了对俄国文学和宗教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想法”，“90年夏（注：1989年去苏访学）回国后，很快就把这部专著写成了”（注：应该说，很快就粗制滥造、胡写乱译出来了——见本文后面列出的笔者的评论文章）。陈建华教授说“这是中国学者少有人涉及的领域。”不完全对。任光宣说是“原苏联境内和我国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就是说，不仅“中国学者少有人涉及”，就在“原苏联境内”也“很少有人问津”。多亏任光宣“填补了这一大空白”。然而事实上这是十足的自我炒作。很不幸，连个别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学者都信以为真。

陈建华教授说“作者用全书的一半篇幅（前5章）深入分析了17世纪以前俄国文学与宗教的种种联系”。该书一共9章，前有“绪论”，后有“结束语”，全书约19万字；前5章刚好占全书一半的篇幅（约9.5万字），内容主要涉及古代罗斯文学与罗斯多神教和罗斯受洗（公元988年）后的基督教（即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之间的关系。这本所谓“学术专著”把古代罗斯文学分为“古代俄国的宗教文学”（第三章）、“古代俄国的仿宗教文学”（第四章）和“古代俄国的世俗文学”（第五章）。任光宣用“贴标签”的办法任意把一些作品归入某类“文学”。例如，把俄国最早一部属于史学-文学体裁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归入“俄国宗教文学的主要体裁”（该书第84页）；把15世纪的《三海旅行记》〔阿法纳西?尼基京经过黑海、里海和（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历时六载的路经各地和在印度斯坦逗留时期的所见所闻的记载〕这部“记实性”的作品归入所谓“俄国的仿宗教文学”，属于“具有传说性质的作品”——“宗教传说故事”（该书第94-95页）；把17世纪俄国教会***派首领之一的阿瓦库姆大司祭（被革除教门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被沙皇政府处决）在狱中写的“自传”说成是“使徒传”，即被教会当局封为“圣者”的“圣徒传”（然而被俄国东正教会谴责为***派头目的阿瓦库姆从来没有被谥为“圣徒”，）等等。这就是任光宣填补的“空白”——论述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再如，任光宣胡说“古罗斯文学是在翻译希腊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第47页），而希腊“拜占庭文化是宗教文化”，“拜占庭文学基本上是宗教文学”，“古罗斯文学受拜占庭文学的影响……”（第50页），结果一些古罗马、古犹太的著作也被任光宣归入“拜占庭的宗教小说”、“拜占庭使徒传”等（第51-54页）；甚至把公元2-3世纪一些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依据当时神学观点写成的《生理学家》、4——5世纪几位神学家根据《圣经》写成的《六日》和公元6世纪拜占庭航海商人科斯马斯写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任光宣译成《基督教测地学》），说成是“罗斯的科学著作”，“反映出当时罗斯科学发展的水平”（第52页）。“当时”即公元初2-3（以至5-6）世纪，罗斯在哪里？当时有“罗斯”这个政治文化实体吗？任教授的荒谬论调令人吃惊。这是任光宣只顾抄译俄国宗教文化人士的著作，不作仔细推敲而必然产生的结果。

以上略举几例。难道这就是任光宣的“深入分析了17世纪以前的俄国文学与宗教的种种联系”？难道这就是他的“开拓意识”。

从2000年起，我们连续几年对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主要前半本书）的内容、观点、论据以至语言文字、译名译语等作了一些评述[如《是谈历史还是讲迷信》]——《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6月3日“争鸣”版；《评〈俄国文学与宗教〉》——《学术界》2002年第2期；《再评〈俄国文学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2004年第1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的历史评注》——《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4期；《〈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的文学评注》——《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1期；《乱译万岁——评〈俄国文学与宗教〉中的胡写乱译》——《博览群书》2006年第7期；《评〈俄国文学与宗教〉中的：“神意”说》——《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3期，等等] 我们认为，“该书中的‘立论’和一系列的知识性错误，破坏了该书的‘立意’，从而使该书——所谓‘学术专著’不仅成了平庸之作，而且成了伪劣之作；不仅如此，还暴露出该书作者学识水平之低下，学术功力之浅溥，学风文风之不严谨”（见笔者《评〈俄国文学与宗教〉》）。

                                     四

像对《俄国文学与宗教》和《俄罗斯艺术史》这两本所谓“专著”的吹嘘一样，任光宣对由他所谓“主编兼主要撰稿人”而编出的《俄罗斯文学史》更是胡吹有加。任光宣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得意之作”，而且狂妄地宣称该书“是国内唯一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俄罗斯文学史”（见本文开始所引的“答记者问”）；“Данный учеб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это первый опыт китайских русистов… ”（任光宣以“Авторы”名义写的”“序”：“这本用俄语写成的俄罗斯文学史教科书是几位中国俄罗斯学家的第一次试作……”）。

任光宣总喜欢标榜自己和自己的“专著”在某研究领域“独占鳌头，”什么“第一”、“唯一”、“领先”、“突破”等等。但很可惜，他的自我标榜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且他的自我标榜有时成为“自我拆台”。例如，这本被吹嘘为“国内唯一”、“国内第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俄罗斯文学史》，其封面、封里、书脊，都写明“任光宣 张建华 余一中著”，但在封底却写着“任光宣、张建华、余一中教授编著的《俄罗斯文学史》……”难道“著”与“编著”没有区别吗？该书中的俄语用语也有所不同：既用“авторы(учебника)”[“（教科书的）著者”]，也用“авторы-составители”（“编著者”）。这里，我们引用东方善霸先生的一段话：“在古代，‘著’的意思是‘写下来’，‘作’是‘创作’；‘著作’就是写下自己的创说”，“……孔子一生奉行的就是‘迷而不作’。与‘作’是创作、自立新说（有所谓‘著书立说’）有别，‘述’就只是记述、传承前人成说……”东方先生认为当代种种冠以“著”、“著作”，“甚至‘著作’不足而称‘专著’……”“充其量也只是‘述’而不是‘作’，在今语则是‘编’而不能称为‘著’”；“以‘编’为‘著’即以‘述’为‘作’，是贪人之功为已有。墨子曾经批评‘古之善者不述，己有善则作之……’”等。  

在这部被说成“让俄罗斯人惊讶”的《俄罗斯文学史》中（特别是前几章），有许多带引号的直接引语，显然是在“记述、传承前人成说”，但是却没有注明引语的出处。既然是“述”，是“编”（或者哪怕 “编著”），为什么（凭什么）称其为“著”，称其为“第一次试作”（первый опыт）？
令人难以理喻的是：像任光宣炒作那本《俄罗斯艺术史》是什么“我在国内俄罗斯艺术……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完全抹煞晨朋、奚静之等专家学者及其学术著作的存在一样，他在吹嘘《俄罗斯文学史》这本书是什么“国内唯一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俄罗斯文学史”时，同样完全抹煞前人的研究成果。用“无知”、“浅薄”来形容“自吹者”，一点也不过分。

早在任光宣主编的《俄罗斯文学史》于2003年正式出版之前十几年，当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俄罗斯文学教授周敏显就个人编著了一部用俄文写的《俄罗斯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全书379千字，共538页）。周敏显教授曾参加编写由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曹靖华教授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周教授在该书的“前言”（“Предисловие”）中写道：“Кник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лекции,прочитанные студентам 4-го курса  
факультет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Шанхай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Кника  
была напечатана на ротаторе в качестве учебника впервые в 1964 году, а затем,  
дополненная и переработанная, она была переиздана в 1980 и 1985 г.г. и  
употреблена как учебник не только в Шанхай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но и в Нанки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Уха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Сямэнь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 некоторых других вузах.”[“《俄罗斯文学史》这本书曾是供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四年级学生所用。本书于1964年首次在作为教材的油印本的基础上印刷出版，后来，经过补充和加工，于1980年和1985年再版，不仅上海外国语学院，而且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一些高校将本书用作教材。”]

周敏显教授还写道：“Кника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ой попыткой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едагога составить 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本书是一位中国教师第一次尝试编写俄罗斯文学史讲义……”；）任光宣也用了类似的词语：“Данный учеб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это первый опыт китайских русистов… ”（“这本俄罗斯文学史教材是几位中国俄罗斯学家的第一次试作……”）人们可以见到，“几位俄罗斯学家的第一次试作”与“一位中国教师的第一次尝试”相隔了十几年。孰先孰后，一目了然。但是任光宣竟然写出：“На долгие годы у нас в Китае не было ни одного учебника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序”：“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竟没有一部用俄语写的俄罗斯文学史教材”），又再次多亏任光宣教授“拓荒”。可笑的是，任光宣在那本错误百出的《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后记”中，也是这样写的：“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在原苏联境内和我国很少有人问津……”我们不明白，当任光宣在写出这样的语句时，是不是有些忘乎所以，过分“目中无人”了？

《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特别规定：“第三条 教师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和下述学术道德规范”，其中“（二）进行学术研究，应首先检索有关文献，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承认并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三）在作品中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出处……”等。我们要问：任光宣是这样做的吗？企图用所谓“国内唯一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中国俄罗斯学家的第一次试作……”等这类不实之词来掩人耳目，实际上却欲盖弥彰，反而暴露出“自我炒作”者沽名钓誉，学术行为不端的真相。

另一方面，任光宣参与“编著”的有关古代罗斯文学的两本书《俄国文学与宗教》和《俄罗斯文学史》在分析介绍俄国古代的某些作品时，竟然“南辕北辙”，前后矛盾，以致把作了所谓“较为充分的学术准备”（见前引陈建华语）而“写”成的《俄国文学与宗教》中的不少“论点”“论据”等“推倒”重来。任光宣本人也说过：“这部书的基本论点和论据经得了时间的考验” ；然而“为时不久”，它们尚未经历“时间的考验”，就被任光宣置之一旁；任教授要“改弦易辙”，“重新开张”。

以上只是对任光宣（参与）执笔的前后两本书中的某些相关说法作了极简单的比较。但是我们从这“比较”中能看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任光宣“引用”了不同作者的俄文材料。因为很难设想，一个对俄罗斯古代文学有深入研究的学术人会在不同时间对同一“问题”有如此不同的说法，有如此不同的学术“观点”。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俄国文学与宗教》基本上依据俄国东正教文化人士的著作（任光宣在“后记”中说的“第一手材料”），而《俄罗斯文学史》的“古代罗斯文学”部分，主要以俄罗斯的文学研究者（甚至可能是俄罗斯文学教师）的著述为依据。因为两本书的相关部分的说法和引文，都没有注明来源，因此，两本书的材料来源（直接出处）和为什么产生“前后矛盾”的论述，这一切都需要当事人“昭示”读者。其实，任光宣本人也曾有意无意“暗示”过。例如他写道：“在苏留学（注：仅是一年访学）期间……与众多学者、专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倾听了东正教神学界文化人士对俄国文学与宗教联系的看法……”（见《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后记”）；此外，任光宣在《俄罗斯文学史》的“序”中还对莫斯科大学国际教育中心俄语教研室副教授戈列利科夫（Гореликов С.А.）表示谢意，因为这位俄国学者对该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作了许多工作。无怪乎任光宣才“胸有成竹”地说什么“……除了印刷的错误外，挑不出别的（语法）错误来”。

                                       五

任光宣竟然情不自禁地宣称：“……在这部贯穿公元10世纪到20世纪末的文学史中，除了印刷错误外，挑不出别的错误来”（几天后改为“……语法错误来”）

就在任光宣写的该书“序”中还写着：“В учебнике возможны некоторые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даже недочеты, поэтому авторы будут очень рады и искренне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советы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教材中可能有某些不完善之处，甚至有某些缺点，因此，作者十分乐意接受读者提出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并对此表示衷心谢意”）。既然说书中可能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为什么又说“挑不出别的错误来”？这是耍弄人吗？“Недочет”的意义是
“погрешность”（疏漏）、“недостаток”（缺点）、“ошибка”（错误）。我们在本文的“五”这一部分就专门“挑”该书“主要撰稿人”任光宣的自以为“知识丰富”的章节（第一章）中的缺点错误。

该书的“1.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一 古代罗斯文学”）一章共27页（p.1-p.27）,分两节，约占全书（共401页）的1/15的篇幅。在这二十几页内，有如下的各类语言文字错误。

一、 下面列出的词语中的字母、标点“错误”可归之于“印刷错误”，例如：

① “... а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й...”(р.1)——（漏一个标点符号）。

②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этого врамени”(р.20)——错用一个字母（а应用е）。

③ 《Девчениево деяние》(р.6)——错一个字母（ч应用г）。

二、正字法错误(这类大小写的错误不是“印刷的错误”)，例如：

①《Сказание о Магмете-Салтане》(р.17)——为什么普通名词大写？

②“Посл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р.2)；“... о Крещении Руси...”(р.3)——为什么句中的普通名词大写？试比较《往年纪事》“987年”项下（俄文本）的句子：“И спросил Владимир：《Где примем крещение?》”等。

③《Житие феодосия Печерского》(р.3)——人名应用大写字母Ф。

④ “Се повести времяньных лет, откуду есть пошла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кто в Киеве  
нача первее княжити, и откуду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стала есть”(р.3)——为什么同一个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一个是大写P，另一个是小写p? 在从第1页到第19页共有近30个小写的p，约4个大写的P，这是为什么？如果任光宣认为是“印刷错误”，请问：是大写错了还是小写错了？

⑤“Ведь боян вещий, если…”（p.8）——人名Боян（或 Баянъ）应大写。

三、语法错误。例如：

①“...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Русь ждет тяжелейшая судьба”(р.9)——为什么“不变格”？应变第几格？是Русь还是судьба变格？

② “Уже само название летописи《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уже у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 ее  
идейно-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р.3)——为什么用带-ся的动词？为什么同一个句中重复用уже一词？这句有多处语法错误。可以看出“编著”者根本不懂“带-ся动词”的用法，还可看出（重复使用уже一词）此句是由不同句子“拼凑”的。

③为什么“защитить Русскую землю”(р.9)“...который решил защищать русскую землю”(р.10)用不同的动词体？是该用完成体还是未完成体？那一个句中用未完成体或完成体？为什么“补语”Русскую землю和русскую землю的“写法”不同？哪个是正确的？
四、词汇和表示时间意义的词和数字的错误。例如：

①“Житие---это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русских святых, это их биография и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оно носит характер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р.5)。古代罗斯文学有一种“体裁”，称为“传记文学”体裁，亦称“圣徒传记文学”，俄文写成“жи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后又称“аги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复合词的前一部分агио(с)-来自希腊语“圣徒”（相当于俄语词святой）。句中这个“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й”是错用的（авто-应改为агио-），因为词组意为“自传文学”——古罗斯文学中并不这样说。其实在该书前面就多次用了名词“агиография”（“圣徒传”）。

②“... В 40-ые годы Ярослав победил Святополка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р.5)。雅罗斯拉夫
（Яросла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于公元1019年正式成为基辅大公，这意味着他彻底战胜了同父异母、弑兄杀弟的斯维雅托波尔克。因此，句中的“40-ые годы”从何而来？是哪个世纪的“40-ые  
годы”（“四十年代”）？这个句子（如果要符合历史真实的话）应改为“В 1019 году Ярослав  
победил Святополка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и в 40-е годы добился канонизации…”(p.5)或者
“Победив Святополка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в 1019 году, Ярослав в 40-е годы добился  
канонизации…”(p.5)

③“《Сказание》 Авраама Палицына являлось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популярных  
сочинений, ярко отразивши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 1548-ого по 1618-ый  
год”(p.20)——句中“1548”应改为“1598”。

④ “《Повесть 1602-ого года》(?),…”（p.19）——这是什么“作品”？17世纪俄国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吗？为什么用“（？）”？任光宣读过这样的作品吗？为什么把“（？）”留给读者？

五. 下面句中既有语法“问题”，同时又是词汇“问题”。

①“《Повесть о Тверском Отроче монастыре》 носит больше свет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чем религиозный…”（p.21—22）任光宣知道错在哪里吗？有几种“改正”方式，任教授知道如何“改正”吗？哪种改正是最恰当的？

②“Фрол Скобеев —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Его девиз — буду полковник или покойник！”(p.25)我们的直译是：[弗罗尔?斯科别耶夫是年轻人……他的座右铭是：‘我将成为上校或者死尸……'。] 必须指出，《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见左少兴译，载《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1期）中没有这样的话（“我将……”）这是任光宣抄自某俄文材料却抄错了：俄语中有谚语“Либо（или）полковник, либо（или）покойник”，意为“要不当猎手，要不成猎物”。俄语中一些“谚语”成了人们的座右铭，而“谚语”多来自“祈使句”[如“Семь раз примерь, 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三思而后行”）]任光宣教授的这个“девиз—‘буду … или …’ …”再次暴露出所谓“除了印刷错误外，挑不出别的错误来”是何等的自以为是！  

六、句段中结构的错误（篇章中的错误也是一种“语法修辞”错误）。

例如：“《Домострой》(...)－книга, которая выражае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б идеальном  
хозяйстве,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и этических нормах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н
регламентирует ‘правильные нормы’пове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ак и в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Книга... которая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полезные
сведения, поучение и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всякому христианину—— и мужу, и жене, и
дедям, и слугам, и служанкам’.”(р.17) 我们翻译如下：“《治家格言》（……）是一本表现有关基督教社会的理想家业、家庭生活和伦理规范的观念的书。它严格规定一个人在国家生活中和家庭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一本对所有基督徒——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儿女，也无论是男仆还是女仆——都含有有益知识、训诫和教言的书。”

原文中有几处不明白的地方：1、为什么句中用冒号？2、为什么冒号后的单词“Книга”是大写？3、为什么Книга用第一格？它与前面的“книга, (которая...)”并列吗？4、如果它与“Нормы”  
поведения（行为“规范”）并列，那为什么它不变格？从我们按原文结构翻译来看，可以看到这一段文字是“不连贯的”，似乎“出自”几种“材料”（即由几个出处的材料“拼凑”的）。这一切需要任光宣来给读者说明白。
   
以上仅是主要撰稿人任光宣在该书第一章“古代罗斯文学”中的部分错误。至于他负责的其他部分的语言文字质量如何，我们暂不訾议。请撰稿人“自查自纠”，而不是盲目自信地向读者“叫阵”：“挑不出别的错误来”。

我国北齐时颜之推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世窃名”。我们不希望一个学术人靠“炒作”来沽名钓誉。做人做事，诚信为本，师德学风，更应如此。

（感谢左少兴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