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与学风教育的契合——“史学评论”读书报告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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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1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阅览室，一次别开生面的“史学评论”读书报告会正在举行。报告会由“史学评论”课主讲教师杨玉圣先生主持，而会议的主角却是选修此课的历史系本科生和研究生。主题报告人和题目，分别是研究生罗艳的《史学研究亟需学术规范——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研究生陈晓霞的《学术著作应当精益求精——也评〈日落斜阳〉》、97级本科生李秀英的《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97级本科生郭俊的《比较视野中的早期中日现代化——评〈中日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98级本科生张正萍的《值得关注的风俗史研究——读〈明清社会性爱风气〉》、98级本科生贾珺的《对近两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考察与评论》、98级本科生石洪波的《如何理解“官文化”——简评〈中国官文化批判〉》、98级本科生江金辉的《批判的得失——评〈书斋里的革命〉》、98级本科生钱疆的《评〈学术权力与民主〉》）。

为了把读书报告会开成规范性的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北师大历史系黄安年教授（点评贾珺与钱疆的报告并做总体评论）、首都师大历史系博士生任士英副教授（点评张正萍与石洪波的报告）、北师大历史系副主任梅雪芹副教授（做总结发言）。此外，还有若干研究生承担了点评任务（包括点评罗艳报告的张艳、点评陈晓霞报告的井建斌、点评李秀英报告的周立红、点评郭俊报告的于展、点评江金辉报告的苏麓垒），研究生何成刚与98级本科生黄益也参加了讨论。

会议分上下两个半场，按主讲、主评、自由讨论、总体评论的顺序，有条不紊，很符合时下流行的学术研讨会的规范，给与会的同学以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和锻炼。而且，报告会虽有教师主持、教授点评，但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唱主角，其形式新颖独特，生动活泼，气氛也非常热烈。

一、主要内容

提交本次读书报告会的9篇文章，内容不一，特色各异。罗艳、陈晓霞评论的分别是王相钦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和钱乘旦教授、陈晓律教授、陈祖洲副教授、潘兴明副教授合著的《日落斜阳——二十世纪英国》。这两本专著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并分荣获了国家图书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者还是国家教委国际问题专项基金研究项目。但两位评论者却发现书中存在程度不同的抄袭现象，且都有严重的硬伤。

罗艳依据所评书的情况，将抄袭行为分为显性抄袭和隐性抄袭。她认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第二编“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族工商业”的显性抄袭行为最严重。该编多处大段大段地全盘照抄黄逸平、虞宝堂主编的《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第330-332页“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第339-340页“面粉工业”、第348-349页“卷烟工业”、第359页“机器制造业”、第370-375页“1922-1927的发展变化”、第376-378页、381-384页“新式工业的发展变化”、第385、389-391页“手工业的发展变化”、第391-396页“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增长”、第410-420页“新式商业的兴起及发展变化”，分别与《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第96-100页“辛亥革命后的发展序曲”、第106-107“面粉业”、第108-109页“卷烟业”、第105页“机器制造业”、第116-125页“传统工业部门并非一蹶不振”、第132-133页、135-138页“新兴工业部门正在兴起和发展”、第150、152-155页“城市手工业的兴衰”、第157-168页“生产工具的更新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第173-178页“国内市场和商业的扩大”等多处，相同或相似。其中多为一字不落地照抄或斩头去尾，改换几个字、几个词，而全编没有一处提到《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她指出，该书第一编第二章“清政府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内容、分析，多处脱胎于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只是叙述、分析更为简单、浅显一些。罗艳将这称之为隐性抄袭行为。她认为，该书的硬伤表现在引用史料错误、概念的广义与狭义混淆及史实不清三个方面，并一一作了详细论证。《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作为一本经济史著作，文中有大量的数据、资料却未注明出处。如书中第507-511页论述“1927-1930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大堆的数字，竟无一处注明出处，让人费解。难能可贵的是，罗艳还将思考引向学术评奖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她认为，“由于学术评奖背后息息相关的利益，学术评奖已变质了，评奖机制也不断地腐化”，而“学术评价又因为人情圈子陷入了不实书评的陷阱。她呼吁：“学术研究亟需规范，学术著作宁缺勿滥！”

陈晓霞指出，《日落斜阳——二十世纪英国》是一本名家合著、广受好评的我国第一部20世纪英国通史著作，在学术继承和创新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陈晓律教授撰写的该书“英国文学”部分与英国学者艾弗·埃文斯的《英国文学简史》（人民出版社版）有大面积“雷同”之处：“不管是对小说家的介绍、对小说内容的描述，还是对小说的评论，都大同小异。如果说对文学作品的介绍与他书一模一样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他们的评论完全相同，就不好理解了；评论所用语句完全相同，又不注明引用，就更难理解了。除了关于奥韦尔的内容与《英国文学简史》略有出入外，其他内容均与之雷同，或略加增补。笔者统计了一下，‘文学’部分共有8页，其中有6页内容与《英国文学简史》雷同。”陈晓霞评论说，历史学家写文学史，当然可以参考文学史家的已有研究成果，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样做，既方便读者查阅，同时也是尊重学界同行的劳动成果。如果实在生疏，不如“宁缺勿滥”，坦白告知读者，倒也不失“君子之风”。如果实在做不来、又不得不做的话，也可以请教文学史专家，或者特别邀请文学史专家执笔。“总之，办法不少，但就是不能雷同。”她认为，本书也存在一些硬伤，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某些表述不准确。第二，注释部分出错。如“文学”部分有5个注释，其中有两个标明引自《英国文学简史》，但均发生错误。注④讲的是乔伊斯，标明引用的是第404―405页内容，但该书对应页讲的是两部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的重要作品：马尔科姆·劳里的《在火山底下》和戴维·琼斯的《诅咒》，与乔伊斯无关。真正的引用内容在第317—319页。注⑤标明引用的是第321—322页内容，但实际应该是第319—320页、第322页。第三，图表存在问题。如《日落斜阳》曾这样分析：“……技术职业在20世纪增长很快，而且在后三分之一世纪中出现很明显的增长趋向……”。可是，按照作者在该书中提供的数据，是无法得出这个结论的。就本书内容来看，她认为其中的“经济”与“帝国与联邦”两编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化的历史；而“帝国与联邦”与“思想文化”编则对上层关注太多，对平民百姓关注不够。陈晓霞感到，这本书为合著，从道理上讲，应该比个人独著更占优势，几个作者可以交叉审稿，互相启发，因此，出现硬伤是不应该的。而本书受到学术界、传媒界、出版界的一致好评，可能是因为一部分书评人往往对学术著作的观点及编写方式感兴趣，却忽视了书中的硬伤。

李秀英、郭俊评论的皆为现代化研究的专著。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起自晚清，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自己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现代化研究则姗姗来迟于20世纪80年代。已故罗荣渠教授及其创办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李秀英的《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针对丛书已出的16种专著，从《丛书》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及其研究方法、怎样做学问及学科的成长历程、科研经费的恰当运用问题这三个方面展开评述。她在第一部分对罗教授首创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一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作了详细的阐释，并分析了《丛书》的整体框架，认为它偏重于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指出《丛书》的主要研究方法为跨学科研究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并在第二、第三部分勾画出了一个成长中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学派的学术风貌。郭俊评论的是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该书也是上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评论者针对本书比较研究的特点，亦采用比较研究的视野，从现代化的动力及文化形态对现代化的影响展开评述。她对依田先生所说的“亚洲近代化的动力是土地革命”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作者抬高了早期现代化中的“土地革命”的作用，就中国来说，郭俊认为，农民起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尚缺乏许多必要的环节，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启动应是洋务运动；就日本而言，农民起义只是对幕府体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现代化的动力，与其说是土地革命，不如说是改革。她充分肯定了依田先生对中日两国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形态的比较。郭俊详细评述了作者关于日中两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观点，并在其间穿插了个人的思考及对现实的忧思。

张正萍的书评较有特色，评的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吴存存副教授所著《明清社会性爱风气》。该书从男女性别两大角度出发分析男女的性爱风气，对女性而言，作者具体讲了缠足这一现象；作者认为明清性爱观特点是情欲并重，而明中晚期至清代约四百年间，禁欲与纵欲的并行又使这个时期的性爱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现象。该书的不足之处：第一，书名中的“风气”二字让人难于区分此书的性质：社会学的还是历史学的？第二，时空观念与阶层划分十分模糊。第三，对前人成果继承不够。第四，缺乏对缠足等现象进行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的分析。石洪波的文章《如何理解“官文化”？》，评论河北大学刘永佶教授《中国官文化批判》，认为作者把这一概念扩得太大，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划上了等号。同时，他对作者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批判与克服官文化”提出了质疑。

江金辉与钱疆评论的分别是两部文集——《书斋里的革命》与《学术权力与民主》。前者由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的个人文集，江金辉首先肯定了本书的文学可读性，认为朱学勤的文学色彩是以史实准确为依托的，而且常能从叙述中跳出来写思想，这是借文学来写历史。其次，他认为这篇文集的特点是思想的统一性，作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似乎是只有扬没有弃。《学术权力与民主》是中华读书网编辑的围绕2000年首届“长江读书奖”的大规模论争的文集，钱疆认为，文集中涉及的四个问题是：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学术评奖机制？中国学者到底应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同行的批评？学者的学术作品的价值一定要通过学术评奖才能实现吗？中国学者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认为，这些问题能否在这本书中得到回答是解读这本书的关键。他详细得阐释了这四个问题，并时时紧扣“学术权力与民主”这一主旨。最后，其结论是：只要善待学术批评，就可以使学术界成为一块更容易实现民主的地方。

贾珺评论的是发生在北师大历史系学生身边的“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评奖问题。他充分肯定了在历史系举办这项论文竞赛的积极作用。同时，根据对近两届（第四、第五届）学术评奖的分析，他认为，评委会在处理创新和传统课题的关系上似乎有些保守，由此造成获奖论文中世界史偏少，而中国史论文占总数的七成以上，其中政治史与文化史的文章几乎占六成之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受历史系学科特点影响；对于本科生来说，写中国史论文较为容易；受我国史学界大环境的影响；对史学功用理解不同。

二、讨论焦点

读书报告会讨论的一个中心和焦点是学术规范与学术民主问题。在学术规范方面，研究生罗艳与陈晓霞的报告《史学研究亟需学术规范——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和《学术著作应当精益求精——也评〈日落斜阳——二十世纪的英国〉》最为典型。罗艳的报告毫不留情又证据凿凿地批评了曾获国家图书奖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中存在的种种抄袭现象。罗艳将之归为两类，一类为显性抄袭，即全盘照抄；另一类为隐性抄袭，指借用别人的成果不注明。此外，罗艳还指出书中存在的大量硬伤。陈晓霞的报告则一方面肯定了《日落斜阳——二十世纪的英国》在学术继承与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存在的政治化、上层化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陈晓律教授撰写的英国文学部分与艾弗﹒埃文斯的《英国文学简史》雷同的情况。两位研究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震动与共鸣，除了评论人的发言外，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研究生何成刚指出，说隐性抄袭要小心、慎重。杨玉圣老师指出，材料上照抄照搬或引用别人的观点不作注释，当然属于抄袭。本科生黄益坦言，以前对史学评论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认为中国学术界小集团主义很严重，评论中大多充满了溢美之词。陈晓霞感慨道：书评的基础是“书”，而不是作者的名气、头衔，与作者的交情等非学术因素，这一点应该是不辩自明的，可惜中国的国情似乎让这个简单的道理模糊起来了。书评人不应是和事佬，不能整日歌舞升平，一味说好话。另外，一部分书评人往往对学术著作的观点、编写方式兴趣很大，却忽视了书籍的硬伤问题。按学术正常发展模式来看，硬伤问题本不应成为“问题”，但目前，急功近利的风气侵染了学术界，让这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大行其道，逼迫我们不得不把它当成问题看待。也许，我们的学术机制、评价机制到了该进行认真反思和改革的时候了！作者关、项目鉴定关、评奖关、编辑关、评论关，如此众多的关口，没有一个能发现本书的硬伤、把住本书的质量。究竟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呢？

问题多多的书居然获得国家图书奖这样的学术大奖，当然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评奖制度的缺陷有关，这也涉及到了学术民主问题。钱疆和贾珺的报告《评〈学术权力与民主〉》与《对近两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考察与评论》分别对此作了集中的探讨。黄安年教授在评论中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逐步改变世界史领域研究薄弱的状况，解决“偏瘫症”，要逐步完善学术规范，并鼓励历史学研究中的学术创新。他还建议把“白寿彝学术论著奖”搞得越来越好：第一，提高奖学金委员会设立的规格（由历史系设立改为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确保它在各类奖学金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由教师指导、并要求学生人人撰写文章参评的做法，有利有弊，但弊大于利。由于教师指导水平和力度不一，将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竞争，难以真实反映学生本人的独立研究能力，同时也不易突破教师的固有思路，妨碍学生广开才路,由于人人参加，带有协作训练性质，这有可能会降低奖评的学术性。第三，评奖名额不要搞按学科比例分配的做法，应以学术水平为标准。第四，逐步改变奖金投入的单一官方行为，加大民间投入的力度。梅雪芹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评奖原则确实存在平衡的问题，但前提是好的作品比较多；从总体上讲，“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评奖还是公正的。她强调一定会汲取会上提出的好的建议，努力把这个奖办的越来越好。钱疆不无乐观地认为，“学术界是一块更易于实现民主的地方。因为要作到学术的民主并不困难，只要学者间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彼此，克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学术问题真正能用纯学术的标准进行讨论，就能在学术界实现基本民主。”黄安年教授在点评中结合现实，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说“‘学术界是一块更难以实现民主的天地’恐怕更符合实际些”。两相对比，耐人寻味。对于学术评奖，黄先生强调，“学术评奖是一柄双刃剑”，就全国范围来说，各类学术评奖活动现在仍在升温，并且和各种非学术因素、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以至精神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已经滋长泛滥了不同程度的学术腐败现象。我们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开展学术批评而不是评奖上，是不是更加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学术大师不是靠学术评奖评出来的，也不是靠什么‘工程’造出来的。如果从上到下少一些学术评奖活动，多一些宽松的学术环境，真正培育繁荣学术事业的纷围，也许各个学术领域的大师会应运而生的。即使要搞些必要的学术评奖活动，也要有个时间差，不去评近三四年间的学术成果，以免出现那些为专门评奖而学术的急功近利成果刚刚被评为什么‘奖’而很快就站不住脚的尴尬场面。”

关于《学术权力与民主》，黄教授强调：这部书的出版创造了国内学术出版的若干第一：第一次有这么多学者集中通过网上进行专题性学术评论；第一次将网上学术评论的过程和成果通过传统出版物出版；第一次做到出版周期快速运转（网上讨论开始于2000年6月27日，网上截稿时间是同年8月8日，编辑定稿时间是8月14日，而出版发行时间是2000年8月下旬）。重要的是，这本书不仅在于文章发表、编辑和出版周期之短、文章总体质量之高、引人启示问题之多，而且还在于在目前情况下，它有效地避开了那些出版发行中的关系网因素和其他不利于学术评论书籍及早出版的因素。网络评论和传统出版方式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开创了出版物的快车道。这无疑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学术批评和学术事业的繁荣。
     
研究生张艳在针对罗艳的报告的评论中指出，抄袭等学术不规范现象的出现，不光是史学的问题，背后还有社会大环境问题。学者也是人，有私心私欲，要养家糊口；史学本身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建立在兴趣上的纯粹的学术研究，但社会不能提供好的环境，因而这是个社会问题。黄安年教授马上发问：为什么很多抄袭者都是没有后顾之忧、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们？杨玉圣老师也指出，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全国各大著名高校都存在，而很多中青年学者在面临诸多生活压力的情况下，仍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何在呢？这不禁让人深思：学术不规范、不民主的背后到底是些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张艳在回答中指出，这可能是不良社会风气与学者本人自身素质不过硬两方面结合的产物。罗艳在报告中则深刻指出，“眼下‘奖’的意义远不是‘奖’的本身，更多的是‘奖’的背后息息相关的利益（金钱、房子、职称等），‘奖’早已变质了，评奖机制也不断的腐化。”陈晓霞也认为，是“急功近利的风气侵染了学术界”，导致了很多有问题的、粗制滥造之作一一“闯关”成功。杨玉圣特别提到了学术界各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提出一定要在行文中把握好分寸，实事求是，开诚布公。这又从一个侧面向与会者展示了问题的另一关键所在。贾珺在报告中提到了评奖中少数服从多数、后生服从权威、外行评内行的缺陷。钱疆也指出，“现在的学术评奖机制是有严重局限的。如很多的专家尽管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是权威，但如果让他评论自己领域之外的学术问题时可能就会捉襟见肘了，更何况在当今中国的学术评奖活动中外行评内行的情况愈演愈烈，所以这就给评奖活动本身的权威性打了折扣。”黄安年教授在点评钱疆的报告时，不无忧虑地指出，“在学术问题上，迄今长官意志、导向意志、少数权威说了算的意志、意识形态干预等因素还相当强劲，怎能和怎可‘更易实现民主’呢？”这引发了大家深深的共鸣与思考。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规范、学术公正与学术民主呢？黄安年教授指出，评奖名额不能搞按比例分配的做法，要以学术水平为标准。在学术规范上，要有具体措施严禁在学术上的抄袭和剽窃行为，至于文章注释格式，目前则不必强求统一。钱疆在报告中认为，要实现公平、公正的学术评奖，程序公正是至关重要的。他总结了学者们的意见，列举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有利于程序公正的举措：把评审委员的无记名投票改为记名投票，将评奖结果在媒介上公之于众，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质疑和投诉，将获奖成果以摘要的形式汇编成册，公开出版等。钱疆还针对学者本身提出一些要求，如要善待学术批评，要把主要精力用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不能津津乐道于所谓的学术评奖， “非淡泊无以明志”，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等。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黄教授在针对他的评论中就非常赞赏其不俗的见解，在学术评奖方面，黄教授认为，“学术评奖是一柄双刃剑”，“在开展学术评奖活动时应当尽可能考虑到：第一，程序上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第二，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点。第三，最大限度的防止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也是学术评奖的生命线。”在学术批评方面，黄教授强调，“善待学术批评是学术民主的具体表现”，“学术批评的真正权威是社会实践的检验”。这些看法既有理论高度，又有论述的深度，给与会者尤其是给与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上了生动的一课。

三、如何写史学评论？

这次读书报告会的九篇文章评论的对象种类不一：其中五篇为专著，两篇为文集，一篇为含有16种著作的大型学术丛书，一篇为“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评奖问题。如何把握种类不同的评论对象，则既是史学评论的难度所在，又给写作者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罗艳、陈晓霞评论的皆为获奖专著。两位评论者条分缕析得指明书中的抄袭行为后，并没有停留于对获奖专著的慨叹，而是把思考引向了背后的学术评奖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点中了问题的实质。两篇评论做得都很精细，这避免了一般人抓大放小的缺陷，很是难得。但陈晓霞的评论人井建斌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应只局限于学术规范，而应根据这本书的优点和长处在内容本身上下功夫，以便着眼于中国学术背景来探讨它在学术积累与发展中的地位。李秀英评论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这样的评论在学术界并不多见，可能主要原因是结构庞杂，难于驾驭，有相当大的难度。对这套丛书来说，它既包含专著、合著、文集汇编、译著四个种类，又是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成长中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学派的最重要的载体，评论之难度可见一斑。李秀英首先把重点放在丛书开创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上，可谓抓住了主轴；在具体论证中又做到了点面结合，个中方法值得推荐。其次，她从现代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出发，围绕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活动，结合丛书的出版方式和编辑方式，描述了中国现代化学派的成长历程。评论人周立红肯定了这种写法，但她也提出了两点补充意见：第一，如能将罗荣渠教授的一元多线史观与他的现代化理论建立起理论上的关联，将有助于读者理解罗教授提倡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的内涵。第二，若能将罗教授的现代化理论与这套丛书引介的译著的观点做一对比分析，或许更能凸现中国现代化理论的特色。

依田熹家的《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是一比较研究专著。评论者郭俊亦采用比较研究的视野，从现代化的动力及文化形态对现代化的影响两方面展开评论，这样，既爬梳了作者的思路，又能和作者进行直接对话。但评论人于展则对本书提出了两个方法论上的质疑：第一，完全以西欧为标准进行比较，是否合适？他认为可以参考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的中西互比的方法，另外还可以尝试从东西模式中抽象出共同的东西作为标准。第二，是否能单独提出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的命题？他认为，应将传统文化与社会环境及人的选择相结合做具体论述。张正萍的书评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对原书的定性：即它究竟是不是史学专著？对此，她虽有疑虑，但还是当作史学专著来评的。由此，在评论者眼里，该书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时空观念与阶层划分模糊，不注重学术史的积累等。评论人任士英副教授的点评恰恰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搞文学的人研究问题往往不符合历史视角，同时，对探讨同性恋与性爱文化的书，不一定要当作严肃、高深的学术著作对待。任先生的提示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只有给评论对象合适的定位，才能保证评论的客观、公正。他还认为，学术界存在一种“尊题法”，即总是从自己研究领域的视野来看所有的问题，本书认为缠足等现象都与性爱有关就是一个明证。他认为对缠足来说，其实还可以从社会审美观念来看。最后，任老师谈到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很难，因为官方提倡的成为主流文化的东西往往与民间实际流行的风气相差甚远。石洪波的文章抓住原书作者“官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的漏洞，对它做了有见地的批判。评论人任士英老师也有同感，他认为不是用社会主义来克服作者所谈的“官文化”，而是“官僚主义官本位”。他还认为该书谈官不谈吏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一般说来，文集较难评论，尤其是由不同作者的文章汇编的文集，因为它的观点比较散。江金辉与钱疆评论的正是两本文集——《书宅里的革命》与《学术权力与民主》。惊叹于朱学勤飞扬的文采的同时，江金辉有些困惑于把握作者整体的思想脉路，他既感到作者思想发展前后惊人的一致，又觉得不可理解。对此，评论人苏麓垒认为，本书以“小概率事件”、“书斋里的革命”、“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瘸腿的雅各”而分成的四部分恰恰是作者表述的四个主题，评论者正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评述。他还建议把朱学勤自身当作一个分析单元，由此来透视朱学勤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与思想倾向。钱疆的评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他不仅从文集里紛繁复杂的观点中概括出了四个问题，并做了详细的论证，而且这篇评论自始至终贯穿着他的思想主线：学术界是一块更易实现民主的地方。
贾珺以近两界“白寿彝史学论著奖”为评论对象，可谓独辟蹊径。该奖虽在北师大乃至京城的高校都有影响，但迄今还没有被评论家们搬进书报杂志里来评说。贾珺的选题既富有原创性，又不好操作。他翻阅了历史系所存近两界“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获奖名单，分析了获奖文章，并根据历史系的情况及自己参加竞赛的经历，分析了其前因后果。贾珺的文章真切地反映了书评的时效性及对现实的关怀。  

四、从史学评论到“史学评论”课

“史学评论”读书报告会是“史学评论”课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是为书评而举行的规范的学术研讨会，这充分反映了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杨玉圣一以而贯之的“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的主张。世人对书评常抱有种种误解，很少有人把它看作严肃的学问。杨老师对书评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即书评是学术交流的平台，它既能将高水平的作品展现出来，又能揭露出有违学术规范的作品，起到匡正学风的作用。基于此，杨老师在通过书评规范学术的同时，又在努力建构“史学评论”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史学评论”课在北师大历史系的开设，可以说是史学评论学术化、学科化的第一步。
   
“史学评论”课开设近一个学期以来，始终贯穿着 “书评由专家来写”的原则。杨老师认为，对一本专著，只有属于同一研究领域的人才有资格来评论，唯由此才能保证书评及书评人的公信力，真正发挥书评的作用。选课的同学评论的基本上是自己研究领域或因感兴趣而倾力很多的著作。在具体的书评写作过程中，杨老师强调既要着眼于横向的比较研究视点，又要放眼于纵向的学术史，书评的坐标正位于两者的交织点上。这样，才能使书评既立足于现实，又能突破前人的眼界，真正经得住学术史的检验。选修此课的同学通过写作，既熟知了原书涉及的领域，又磨练出了与各种观点进行对话并作出自己判断的能力，收获的确不小。

本次读书报告会是同学们近一个学期来读书与写作成果的展示。历史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梅雪琴副教授及黄安年教授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梅老师认为，这门课开得佷成功，亲眼看到了选课的同学在半年来取得的明显进步，并特别强调杨老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方法启发了教学管理思路。她认为，自八十年代以来，白寿彝先生打破历史系本科生课程设置中四年上两门通史的惯例，改为前两年上两门通史、后两年上选修课。此后，教师教的空间几乎已发挥殆尽，而在教、学互动上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史学评论”课可以说开了一个先例。4个小时的读书报告会，“上午从8点到12点多，有9位同学的发言和9位评论员的评论，每人发言各具特色，给人以启迪，我也从中吸取营养、受到启示。从形式上说，可以说报告会符合正轨的学术讨论模式，只是自由发言的时间少了些。从评论的内容看，既有对大部头的丛书，也有获得国家图书奖或地方奖有影响的著作，既有比较研究专著的，也有属于新领域例如风俗史专著的，既有对读书奖风波论集的评论，也有对系里组织的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分析。在评论中，有的主要指出值得肯定之处，有的则专门指出某些著作中存在的严重的抄袭、硬伤和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并且进而提出学术评奖机制等深层次问题。评论还涉及如何进行学术批评、如何著书立说等方面。通过报告和评论，大家比较深刻地体会到著书不易，评书也难”，黄安年教授的总评可能是再好不过的概括了。


黄安年老师认为，对于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来说，初步培养会读书、会评书、会写文章是能力培养的重要方面。杨玉圣老师开设的《史学评论》课，在北师大历史系甚至在北师大文科各系开了先河，也为北师大文科教学基地的创造性活动作出了贡献，又是以实际行动向北师大100周年的献礼。他认为，这门课有五个显著特点：第一，集中进行重视史学评论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评论能力提高到了本科生基本功的高度。第一，将读书、评论和写作三者紧密结合，有利于学生学术评论能力的快速提高。第三，以当前学术界状况为依托，紧密联系学术实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术评论，为学术批评培植新生力量。第四，在教学方式上采取了教师主导下学生积极参与和外请专家专题报告相结合这一生动灵活的做法，值得肯定。第五，在考核成绩方面也有新的举措。我希望这门课能够得到系里继续的支持，并且有更多的学生选修，同时还希望有外系学生选修这门课程。黄老师说，学校为了鼓励本科教学改革专门而设立教学改革奖，这门课程就其创新精神、锐意改革、推动学术批评来讲，是应该获此殊荣的。他表示，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将这门课程讲好的。因为这需要几个条件：首先，讲课教师对于史学评论要有很多的投入，有高度的热情和自觉，也就是情有独钟。其次，讲课教师本人在学术上要为人师表。第三，教师本人要有史学评论的实践经验，并掌握大量的学术信息。杨玉圣老师之所以在全国首先开设“史学评论”选修课，这不是偶然的：首先，他对此情有独钟，特别是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可贵求索精神。开设这样的新课程，可能并非所有教学主管领导都认同的。其次，在当今史学批评领域，他属于最早对于学术界不正之风进行揭露和批评的学者之一。再次，他本人发表了大量学术批评的文章，并且出版了《美国历史散论》（1994年）、《学术批评从稿》（1998年）两本论集，编辑出版了《书的学术批评》（1998年）、《学术权力与民主》（2000年）两本学术批评集，这在学术界也是少有的。最后，他在担任《学术界》执行主编期间，组织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学术批评文章，主持过中华读书网“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学术讨论，创办并主持学术批评网，尤其是后者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拥有像他这样的条件来主讲‘史学评论’课程，据我所知，目前在历史系以至北师大文科还找不到第二位。所以，这门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和杨玉圣老师的努力分不开的。开出一门新课不容易，开好一门新课更不容易。我希望这门课越开越好。”
  
我们与黄安年教授一样，祝福“史学评论”这门新课，将与中国的学术评论一同成长！

（本文作者周立红、于展，均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本综述根据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者过目）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1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