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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暑期,对于中国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沸腾的暑期,由"长江读书奖"这个热源触发的、围绕该"热源"而展开的酷热的学术评论活动,一如今年的夏天一样,是半个世纪以来最热的一场学术评论活动。其进程也一如自然界的立秋已经来临、天气随即渐入凉爽一样,这场学术评论热潮在持续了两个月的高温之后亦将渐渐冷却下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世纪之交的这个暑期将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其重要性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转折点的程度。
不管怎么说,一次民间性质的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竟然如一颗炸雷,"轰隆"一声巨响,在学术界炸开了锅,触发了一场参与者如此之众、问题涉及面如此之广、各种意见分歧如此之大、惊动的传媒手段如此之多的学术评论活动,恐怕是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步入社会文化大变革时代之首例学术文化现象。截至今日,"长江读书奖"讨论的社会影响,还不能说已经是尘埃完全落定。因此,在这种时候来论定评奖活动的意义,可能过早了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评奖活动的意义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
一
在我为参加中华读书网主持的"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活动而提交的《学术著作评论的价值标准》一文中,我即已提出认识"长江读书奖"活动的真正意义问题,并设想从"外在意义"(从客观效果方面来评价活动的意义)和"内在意义"(从主观动机方面来评价活动本身的意义)两个方面来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评奖活动的真正意义。而且,在《学术著作评论的价值标准》一文中,我基本表明了自己对评奖活动内在意义的看法: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紧接着,我的同事李振宏教授提交了《各种公私奖项可以休矣》的妙文,对包括"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在内的一切官方的和民间的评奖活动的认识,作了远比我深刻得多的分析。此文可以看作是一份对任何形式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宣判死刑的判决书。我完全赞成他的"可以休矣"的看法。
在提交了《学术著作评论的价值标准》一文后,我始终在思考"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的意义问题,并对自己提出的内外两分法进行反思,逐渐形成了比较明朗的想法:"长江读书奖"活动没有产生像主事者所预期的客观效果,因而,没有任何内在意义可言,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任何的外在意义或者说与评奖活动的主事者所预期的效果相悖的客观效果。实际上,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体。因为在历史实践中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人们的动机和效果,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付诸实践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言,人类的历史活动虽然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活动,但行动所产生的实际的结果却完全不是预期的,"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动机对于结果来说,"只有从属的意义"(恩格斯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总是较动机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对于客观历史进程来说,只是效果才对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第350页)因此,纵然这次评奖活动的行动本身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可言,而只有消极的意义,即对"学术腐败"和"学者堕落"起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但它对于中国学术的进步来说,依然有它的积极方面的实质性影响。关于"反面的事物也仍然有助于历史的进步"的认识,我想援引西方"基督教正统神学史观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代表"(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页)、17世纪法国牟城(Meaux)主教鲍修哀(Jacques Benigne Bossuet)《通史论》中的一段话:"凡是想要理解人事深处的人,就……必须观察种种倾向和风气,或者只用一个字来说也就是特征,即一般地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民族和具体的君主以及最后还有所有非凡的人物的特征,他们由于在人间所塑造的人格的重要性好也罢,坏也罢,都对各个国家的变化以及公众的命运做出了贡献。"(转引自何兆武:上引书,第37页)鲍修哀的神学史观、英雄史观,自然不足取,但他的"即使是反面的事物,也仍然有助于历史的进步"的思想,却正确地揭示出了历史运动的某种真理性的东西。基于这些认识,在这里,我想就这次评奖活动的意义再补充两点个人的不成熟的意见。
二
"长江读书奖"集中暴露了长期以来学术成果评奖活动--无论官方性质还是民间性质--中的弊端,说明评奖活动及其制度已经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成为了阻碍而不是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的强大的外部因素。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及其制度发展到这一地步,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将自己彻底埋葬,要么实行一场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革。无论走哪一条道路,它都是"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的重大的、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客观结果。
学术奖励制度(包括对学术成果的奖励和对学人的奖励),究竟发端于何时何地,我未做历史考证。但它似应与下列三方面因素有关:第一,科学完全取得独立的地位,并越来越分化成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具体学科;第二,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职业化,成为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谋生手段;第三,政府需要通过奖励制度来表明自己尊重科学文化的立场,并对学术活动进行方向引导。如果不考虑第一个因素,那么,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可能是最早的制度化的学术奖励机制,换言之,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以官职为奖品的学术奖励制度。当然,这只是古代意义上的。如果综合考虑三方面因素,那么,学术奖励制度的建立似当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
当代中国(此指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术奖励制度的建立,同样是上述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在社会文化大变革之前的三十年间,由于相当长一段时期知识分子处于"臭老九"的社会底层,学者从事科学研究被视为"走白专道路",可以苟活的有限的学术活动被严重扭曲,学术奖励制度本身处于可有可无状态,因此,这一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暴露。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进入大变革时代以后,学术奖励制度逐渐健全起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设立了对学人和学术成果的各级奖励,各级评奖活动每年或几年进行一次形成为一种惯例,评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等也制定有相应的措施。是否获奖、获奖数量的多寡、奖项级别或档次的高低,不仅成为衡量一个科学工作者、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等科研能力、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准,而且迅速成为个人评职称、单位评级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资格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评奖活动固有的主观随意性的弊端便迅速暴露了出来,评奖制度蜕变为一种基本上在评委委员之间--或代表所在单位或代表其个人--进行的分赃制,评奖活动也相应地蜕变为你争我斗的台前台后的秘密交易和公开瓜分的活动。对于这些弊端,我相信大多数学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然而,在"长江读书奖"活动之前,由于分赃、交易一般进行得比较隐蔽,奖金额度比较低,人们对奖项看重的是它的附加价值,即在奖品之外所能给获奖者带来的间接利益。因此,人们对评奖活动及其制度中存在的弊端虽有所觉察,却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有怨言也大都在私下发发牢骚罢了。这次"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却不同于以往:第一,原先比较隐蔽的分赃性质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达到了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长江读书奖"几成"学术腐败"、"学者堕落"的代名词;第二,奖金额度之高使奖品本身的价值大大超越了奖品之外所能给获奖者带来的间接利益;第三,由于第二点,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获奖观(姑且以"获奖观"一词言之):此前人们对待获奖并不看重奖品本身的价值,即奖品本身并不是人们追逐的目标,而现在,获奖给予获奖者的直接利益--奖品--大大超过了它给获奖者所能带来的间接利益,成为人们追逐的首要目标。要言之,开始出现了目标转换。所以,我认为,"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是当代中国学术评奖终于完成了彻底的分赃化的标志性学术事件。
上述三点构成了"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不同于以往的学术评奖活动的根本特征,活动本身也成了学术评奖活动及其制度中固有弊端得以大暴露的舞台。正是从这场近乎丑剧的评奖活动中,人们彻底认清了当今中国社会学术评奖活动及其制度的本质。在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之下,有着"铁肩担道义"的正义感、道德感的一批学人,终于意识到了为"各种公私奖项"签署死刑判决书,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进而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任何形式的学术评奖活动"可以休矣"的急切呼吁。
于是,喜欢开玩笑的历史对"长江读书奖"活动的主事者尽情地嘲讽了一番。一方面,主事者们计划使"长江读书奖"成为每年举办一次的民间性质的学术奖励制度,第一步是使该奖项取得与官方的最高级别的奖项分庭抗礼的中国至尊地位,然后,是向成为诺贝尔奖那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世界级别的奖项的目标冲刺,
以使"长江读书奖"取得与诺贝尔奖分庭抗礼的世界至尊的地位;另一方面,主事者们企图以"长江读书奖"为手段,在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中国学术界为自己树立起可以任意对广大的学人及其学术成果进行最高裁判的权威,让整个学术界匍匐在他们的学术霸权之下。但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很可能将成为当
前已经严重滥化的学术评奖活动及其制度的掘墓人、彻底摧毁学术霸权的始作俑者。如果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这次活动无疑就是"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称为'历史的讽刺'的东西"(恩格斯:《普鲁士"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7页)在人们的历史创造
活动中顽强地起作用的又一例证,而评奖活动的主事者们自然就成了被"历史的讽刺"或"历史的嘲弄"所捉弄的历史角色。
三
"长江读书奖"评审活动以其创下的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新高纪录,促使人们去深刻反思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着和面临着的种种问题,客观上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学人自觉地投身于营造良好的学术发展环境的努力中去,并在很大程度上一改学术评论的旧局。
2000年6月9日《南方周末》报道"长江读书奖"之后,多家报纸、杂志、尤其是蓬勃发展的文化类网络媒体相继加盟,学人和网民踊跃参加,迅速展开了一场以"长江读书奖"及评奖活动为焦点的学术评论活动。这场学术评论活动从当初明显搀杂着意气用事成分的有感而发到今天冷静的理性思考与分析,从对评奖活动的是非曲直的议论到对如何建立科学的、公正的学术评奖机制、学术评论的价值标准、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学术评奖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学人之人格、学术纪律、学术之性质(是个人追逐名利的利器还是"天下之公器")、学术发展的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学术本体论、学术认识论层面的反思,评论活动越来越向深入方向发展。这些反思势必会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代学人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报纸、杂志和新兴的网络媒体无情地揭露评奖丑剧,为学术论争提供广阔的、便捷的园地,表明了它们独立性的增强。很显然,它们已不甘于做一个粉饰太平的角色,而力求以完全独立的姿态、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原则,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众多的学人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到评论活动之中,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学术工作者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已经开始从对种种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采取默认的态度,对学术良心被所谓项目、奖励极度扭曲的时代采取"不抵抗"的政策中觉醒过来,不再苟同于为当前浮躁的社会风气所吞噬,沦为追名逐利、寡廉鲜耻的所谓的学者的肆意践踏公平原则的行为,耻于与此类人为伍,开始自觉地投入到为扳正被扭曲了的学术良心,营建一个远离名利、没有如钱中书先生所说的"市道心"、相对清净和自由的学术空间而奋斗的伟大行动中,力求在学术无可避免地沦为"稻粮谋"的历史时代重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崇高理想。
这一切,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学术评论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由《南方周末》揭开序幕的这场学术评论活动,其自身就是"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所产生的一个客观结果,参加评论的学人的意见也大多是从评奖活动引发出来的。没有"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在设奖初衷、评奖机制、评审程序和已然结果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从而将学术评奖活动及其体制中固有的弊端暴露无遗,那么,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学人去思考当代中国学术所处的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即使有,对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也不可能达到像这场学术评论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和理性的程度。问题的被重视,问题的解决,只有当问题本身由社会现实生活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的时候,才有可能。
此前,对于学术评奖存在的问题、浮躁的社会风气侵蚀学术界的问题、学术的性质问题等等,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并不是没有人去撰文进行分析,但由于许多问题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程度,还没有机会在一次具体的事件中得到集中的、无遗的暴露,因此,此类少数学人的思考和分析不仅是零星地进行的,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缺乏群体的力量,缺乏学术评论的规模效果,而且往往不被大多数学人理解,被视为"庸人自扰"、不务正业之举。正是"长江读书奖"评奖事件,改变了学术评论的孤立无援局面,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学术评论是事关每一个学人、事关整个学术发展的群体性事业;上百位学人和众多的网民为这一学术事件所吸引,从事件的各个方面和诸多学科角度就这一事件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进行自由评论,从而使学术评论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开始显示出了规模效果。这种新情况的出现,肯定是"长江读书奖"的主事者们所始料未及的。难道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拜"长江读书奖"活动之所赐吗?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近乎于历史运动中的常规的东西--"历史的讽刺"。对于学术评论发展过程中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很可能也是这场规模浩大的学术评论活动的发起者、参加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如果未来某位研究者发现,2000年是当代中国学术史、学术评论史和学术理论史的一条分界线或一个转折点,那么,是否可以说这条分界线是由"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肇其始端、而由围绕"长江读书奖"展开的学术评论活动收其终端的呢?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至少它是导致某种转变的契机。"长江读书奖"评奖活动如果说有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此,虽然这是以"历史的讽刺"方式表达和实现的。
中华读书网(http://www.cReader.com)2000年8月10日首发。收入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2001年3月20日学术批评网(http://www.cacriticism.com)转发。——祥森附记(2002年9月3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6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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