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文科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与弊端

入主中原

对目前的高等学校教材——尤其是文科教材，学生和老师都颇有怨言。但是这些怨言似乎都流传在私下的交流中，并没有上升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是有原因的。学生们多半是不敢批评，因为在与教材出版者、编写者、校方的博弈中，他们显然处于下风。老师们的不批评原因则要微妙一些。这其中一些人是不愿批评，他们多是怕影响同事、朋友关系；另外一些人则是不能批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教材产业”的名利双收者。笔者与三者都不沾边，所以斗胆说几句不那么中听的话。  


据厦门大学徐国栋博士考证，罗马法学家的作品可以分为四类：评注作品，是对前人立法的整理和前人法律经验的积累；决疑作品，是对活生生的法律生活的开掘；专著，是对学术制高点的攀登；教科书，是对前述三类作品精华的进一步提取。由是观之，教科书应该是各门学科顶尖学术成果的综合载体。两相对照，徐博士感叹，在中国，教科书竟成了最陈腐材料的代名词。这是极其深刻的批评，也是极其温和的批评。笔者以为，除了内容陈旧之外，我国目前的教科书至少还存在“三多”的痼疾。  

第一，版本多，“貌离神合”。一般说来，除了该学科原有教科书质量低下或作者另有新论（此种情况可另立山头），或者现实生活、学术研究已有新的发展（此种情况可以出修订版），另一版本的教科书并不是必需的。但是综观目前版本繁多的教科书，有几套是因为上述情况应运而生的呢？当你经常在同一作者参编的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看到一模一样的表述，你不得不佩服作者们copy命令运用的娴熟！对自己的东西保持长久的“喜好”似乎也无可厚非，可有些作者偏偏还喜欢“拿来主义”，喜欢“互相学习”。如此一来，读那些包装五花八门看上去很美的教科书真是味同嚼蜡，因为它们都属于“天下文章一大抄”派！

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影响，这里不妨列举一下笔者比较熟悉的法学教科书的版本，它们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大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北大出版社的“高等教育法学教材”、“21世纪法学丛书”；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司法部统编教材（此类教材已有多个版本）；法律出版社的高等教育法学教材基础课程系列、九五规划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法学教材；复旦大学的法学教材；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教材；厦门大学的法学教材，等等。据笔者了解，法学教育的“五朵金花”（司法部原五所直属院校）还有各自的教材。编写这么多版本的教材，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这到底是在繁荣学术还是在制造学术泡沫？


第二，作者多，形不散而神散。目前的教科书编写一般实行主编制，作者都是一大堆。教科书的编写程序一般是先由主编提出一个大纲，集体讨论决定；再由参编人员拟订编写细目，交主编修改整合；然后才是各参编人员分头撰写；最后是主编统稿定稿。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很科学，但编教材毕竟不同于组装汽车，谁能保证一堆知识背景各不相同、学术情趣迥异、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且分布在天南海北的学者能够编写一本内容协调、风格一致的教科书呢？况且由于经费和地域的限制，编一本教材最多也就有两三次集体讨论，可以想象他们之间有多少思想的交流和观点的融合。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在实行主编制的情况下，教科书成了各种互不兼容的知识和观点的杂烩。编写教科书没有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写作，而是一种机械性的拼凑。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不少学者在教科书编写上进行了新的尝试。比如北大的陈兴良教授、清华的张明楷教授都各自独著了一本刑法学教科书。这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实行主编制的情况下，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在各种动机的驱使下，教科书已成为一块竟相争夺的肥肉。为了主编席位、参编资格甚至是撰写字数的多少，各个学校不惜争得脸红脖子粗。角逐的结果是各方的妥协，参编人人有份，主编大致平分；这种情况在行业性院校统编教材编写过程中屡见不鲜。于是，“集体成果的展示”变成了各路诸侯名与利的角逐。  

第三，利润多（高），资助加内销。尽管目前出版学术著作利润微薄，但教材产业倒是红红火火。这一方面是因为教材出版都有专项基金资助，另一方面就是教科书可以内部销售。所谓内部销售，就是编写人员或者学校直接向学生指定某套教材。由于目前高校的考试都是以指定教材为蓝本，所以当某些教师或学校指定了教材，学生们也只有自认倒霉。之所以是自认倒霉，原因有两个。其一，指定的教材多半质量较差（仅指印刷、包装质量）；其二，指定的教材多半定价奇高且没有折扣。笔者念书时深受其害，相信很多人对此亦有同感。  

当然，笔者上面提到的几点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正确，相信读者们会有更多见仁见智的观点。无论如何，现在该教科书编写者们说话了。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