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评《走马楼吴简初探》——关于新史料与传世文献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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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吴简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许多学者利用这批新出现的史料，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于振波先生所著《走马楼吴简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是目前我所知道的第一部专题论文集。全书共收入作者前后所写的八篇论文和一篇词语丛考，主要围绕吴简中的佃田、限米、里与丘、户与里、调、刑手刑足、私学、性别与年龄等八个专题进行了探讨。《走马楼吴简所见佃田制度考略》（卷一）主要是围绕《吏民田家莂》所涉及的常限田、馀力田、佃田者的身份进行的讨论。《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卷二），则是将限米与屯田联系了起来，认为缴纳限米者，均系屯田。《走马楼吴简中的里与丘》（卷三），认为丘是耕作区。《汉调与吴调》（卷四）指出吴简中的“调”不是曹魏的户调，而是苛捐杂税。《走马楼户籍简性别与年龄结构分析》（卷五）、《走马楼吴简所见户与里的规模》（卷六）主要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性别与年龄结构、户里规模作了勾勒。《苛政与自残》（卷七）是对吴简中刑手足的现象进行了解读，认为此系百姓为避苛政而片残。《汉晋私学考述》（卷八），是因吴简中私学简的出现，使作者对汉晋间的私学这一问题作了梳理。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整理出版的吴简中所反映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围绕着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探（原文285页至此）讨，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吴简，启发颇多。例如，对丘与里的探讨，就引起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正是相关的论争，才促进了大家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对这些问题本身，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从研究方法和论证过程的角度来认识和反思目前的吴简研究，也许更有意义。

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献学的研究，如简牍的释读、对简册的复原、对吴简相关内容的统计，等等。另一类是结合传世文献，将这批新发现的简牍作为史料来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学的研究。在作者所撰著的八篇论文中，性别与年龄结构、户与里的规模大致可划为第一类；其馀各篇大致可划作第二类。这显示出作者研治吴简的用力之处，是要利用这些新史料，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对新发现的史料作历史学的研究，就需要将新史料所反映的史事，纳到或嵌入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的框架中来进行考察。但是，这种嵌入，在逻辑上或方法上讲，是有致命缺陷的，因为新史料所反映的史事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史料，即使名称相同，其内容也未必相同。简单的比对，可能会南辕北辙。比如，对《吏民田家莂》，大家的认识就很不一致。我认为它所反映的是民屯的一种形式， 虽然我举出了传统文献中的有关的民屯记载，但是，从逻辑上说，我只是对二者作了“认定”，而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能直接证明出土的《田家莂》所登录的土地就是民屯。所以该文实际是谈了两个问题，对文献所记载的屯田史料的分析也许会加深我们对当时屯田的认识，对田家莂的分析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这批简牍的了解和认识，但这二者是否即属一事，从逻辑上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我的文章并没有能真正证明这一点。关于财用钱，我也大致是用同样的方法，将吴简中的“财用钱”认定为文献中的“财（原文286页至此）用钱”。 在吴简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历史上的苛捐杂税甚多，其中留下记载的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样的比对，十分危险。所幸《额济纳汉简》的出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我的认定。 这也许是新出史料与传统文献比对时所遇到的很难克服的尴尬。

这样的尴尬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走马楼吴简初探》中。比如关于吴简中的刑手足，作者举出了历史上的苛政所导致的民众自残的史实，于是认定吴简中的刑手足就是民众为逃避苛政而自残（卷七）。文献中所记载的民众因苛政而自残是事实，吴简有刑手足也是事实，但这两个事实之间是否即为一事，却大有疑问。作者在批驳作战致残说和肉刑说时，分别提出了反证，最重要的，一是刑手足中有妇女，二是刑手足中有小孩和老人。但这两点，也同样可以作为作者所提出的“苛政自残”的反证：难道只有几岁的孩子就要为将来的避役而自残？作者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吴简中的刑手、刑足事例，多数是苛政所造成的恶果，是贫苦百姓为逃避苛政的自残行为。”（第174页）虽然使用了“多数”一词，但实际却没有对自己提出的反证作出解释，这无疑会大大削弱自己论点的说服力。

关于私学，作者花了很大功夫几乎收齐了文献中私学的史料，同时也对吴简中的私学作了勾勒（卷八）。但是，吴简中的私学，是否即如作者所说“官府免除了私学的其它赋税徭役，而让他们参加屯田，并缴纳限米”呢？（第222页）关于限米，作者有专文讨论（卷二）。从目前公布的吴简材料来看，屯田要交纳限米；但反过来，交纳限米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屯田。金民、私学都交纳限米，于是作者认定他们是被组织起来进行屯田，“在缴纳限米之后，减免其他的赋税徭役，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第41页）。像金民这样的手工作者有专门的名籍，政府对他们进行单独管理，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政府所（原文287页至此）需要的特定物品的制造。如果他们缴纳了限米，他们本应从事的手工业品的制造是否可以得到减免呢？换言之，是他们缴纳了限米才减免他们其它的赋税徭役，还是因为他们从事手工业制造而被减免其它的赋税徭役，故要缴纳限米呢？就目前所公布的这些史料来看，我认为从屯田的角度来理解限米是有很大局限的。

关于调，《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裴松之注引用的《江表传》中有一条史料：“近自海昬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唐长孺先生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个‘布’的名称，南朝还继续沿用……我想除了租以外的税目就是算赋、口赋钱、更赋。这些项目在汉末的江南业已折成了布完纳，所以简称为‘布’，那末在产绵绢的中原也很可能折成绵绢交纳。” 他认为此处所称的“布”是算赋、口赋、更赋的折纳，并将此折纳与曹魏按户征收绵绢之制联系了起来。这是力图解释汉代的算赋、口赋、更赋何以会变成为曹魏的户调制。但在吴简的《吏民田家莂》中，官府要按亩征收钱、米、布，所以振波先生认为“租布”就是《吏民田家莂》中按亩征收的米、钱、布中的布，这样，《江表传》中的“租布”就被比对成了吴简《吏民田家莂》中按亩征纳的米和布，是土地税（第88页）。这里的问题就出在《江表传》中的“租布”与《吏民田家莂》中按亩征纳的米、布是不是一回事。其实《江表传》中的这一条史料，主要是说太史慈认为华子鱼“非筹略才”，上缭壁的事例即是为说明这一点的。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全文大意是，上缭壁的五六千家结聚作宗伍，只输租布，而不听从官府对人力的调用。租布是与人力对举。将此置于汉代的赋役体系中来看，它是说这五六千家只出赋税，不出力役。如果将此租布单纯理解成土地税，恐怕是不妥当的；至少不如唐先生的理解更为可取。

用这种比对的方法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另一个结（原文288页至此）果，即主题论证不够充分，同时，对相关文献或史事交待得过多，又使文章略嫌枝蔓。比如，关于里与丘的讨论（卷三），全文分作五个部分，一是对以往论点的检验，二是先秦文献中民户编制与土地疆理，三是秦汉名田制下官府对民户和田地的管理，四是买地券所反映的土地制度，五是孙吴的里与丘的运作机制。前四个部分，可以说是全文主题的“过门”，是为了论证第五个部分所作的铺垫，但这个“过门”实在是太长了。文章的关键，是要证明吴简中的丘是耕作区、是土地区划单位，但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只用了三页的篇幅，这与过门相比，又实在太短了。在这短短三页中，作者所做的工作是通过前述“过门”来认定吴简中的丘就是耕作区，而没有进行周密、详尽的论证。

再如关于调，作者认为吴简中的调不是户调，是沿续东汉以来的对“苛捐杂税”的称谓（卷四）。所谓“苛捐杂税”的调，作者界定为“正常赋税以外的加征，可以说是各种苛捐杂税的通称，尽管这些调在东汉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经常性的负担，但仍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第86页）。从缴纳者的一方来看，它是经常生的负担；从征收者的角度来看，它又有很大的随意性。既然是随意性很大，为什么在收不上来或收不够，政府出钱购置时还要特别标明是“调”呢？——作者将其所引用的简1144：“平出钱廿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五钱雇元年所调布麻水牛皮并□”和简3733：“万四千斛斛一千八百付库吏殷连当市二年调布”（第92页），理解成官府出钱购买调布。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再作论证。

又如对性别和年龄结构的统计和分析（卷五）。作者根据目前所见的吴简进行了统计，这一工作是有价
值的，是可信的。但是，在根据统计进行分析和讨论时，却略嫌简单化。比如，作者指出“14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并认为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第132页）。但随后作者在仅有一页的分析中，（原文289页至此）只引用《三国志?骆统传》中一条当时百姓为避役而弃婴、弃子的史料，和一条《三国志?吴主传》所载诏书称因水旱和吏或不良而导致百姓饥困的史料，便得出：“有鉴于此，走马楼户籍简中14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恐怕主要是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徭役而弃婴的结果——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弃婴的主要受害者当然是女婴，于是男性在未成年人口中便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呈现出畸形的性别结构。”（第133页）关于劳动力人口的性别结构问题，作者指出：“在15—59岁的劳动力中，女性数量多于男性。”（第133页）作者对此所作的分析，是将此归于“连年的战乱，沉重析徭役，以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第134页），“有些人不堪忍受官府的残酷压榨，折磨至死，有些人甚至‘自贼杀’”（第135页）在整个中国古代，徭役的沉重、苛捐杂税的征收，是常态；连年战争的结局，也是意料中事。用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来分析一个特定时期所出现的现象，其说服力或许会有所削弱。我想，这恐怕与男性为逃避赋役而诈小有关，这也是后代要貌阅的原因。
另外，对一些史料的理解，也有欠妥之处。如作者引《晋书?王裒传》王裒“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语，将“吾德薄不足以荫卿”，理解成王裒拒绝入仕，没有官品，当然不能荫客（第210页）。王裒不是官，无荫客之权，自己是知道的，不必讲“德薄”云云，更不必说“属之何益”。这句话是说王裒自称自己因德行不够，故地方官没有将他的学生列入免役的范围，与品官荫客之制并无关系。一些史书不能以原始史料来征引，如有关元代的一则事例，作者引用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第169页），这是不妥的；此书在研究上没有史料的价值。至于“据《日知录》记载”（第170页）这样的表述，也易滋误会。这些小失误，对论著本身并无影响；如果将来修订，略予更改即可。（原文290页至此）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新史料可以补史、证事。所谓补史，是指新史料提供了新史实；所谓证事，是指新史料证实了我们已知的史事。当然，就史料价值来说，证事不如补史。无论对新史料作历史学的研究还是作文献学的研究，也不论是补史还是证事，都存在一个新史料与传统文献相比对的问题。一般说来，新史料都是支离的，提供的是细节，具有很高的原始性和可信性，但如果不将其放到我们已知的史实中，不使用传世的系统的文献与之比对，我们对新史料的理解和认识会大加折扣，有时甚至无法认识和理解，更不要说利用这些新史料来研究历史。但是，两者的比对，又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一旦比对不当，又很容易出现“关公战秦琼”的后果。如何避免这样的局面，是我们在认识、使用新史料时必须要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原文291页至此）


附记：
      昨晚在简帛网读到于振波先生的文章，他对我对其大作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面对批评或商榷，原作者常常会认为批评者或商榷者没有读懂乃至误解了自己的文义，而批评者或商榷者又往往从自己的认识或逻辑出发，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原作者的精义。解决这一争执最好、也是最为恰当的方法，就是请学界同仁来评骘；双方文章都已发表，已成公器，正可作为他人研究相关问题的线索。
      其实，论著已经发表，其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自会有学界公论，原不必理会书评。如果论著价值不高，即使某书评将其评价得再高，也不会提升论著本身的学术价值；如果论著价值甚高，即使某书评刻意贬抑，不仅不会掩敝论著本身的光辉，相反它只会彰显评论者的无知和无识。
      就我所撰写的评振波先生大作的书评而言，我只是讲了自己对其尊作的一点认识，是否中肯，有待于学界认定。我对振波先生大作容有误读乃至曲解，但振波先生大作真正的学术贡献绝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损伤，这是差可自慰者。至于振波兄对我为人的批评，我将引以为戒！
      
  孟彦弘  
2006年11月24日

（感谢孟彦弘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