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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风问题
学风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又是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我今天面对的是研究历史的中青年学者,因此就以各位为对象谈谈这个问题。由于谈的内容不成系统,多是一些感想,故曰“漫谈”,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第一,要提倡创新的学风。
无论哪一种学科,要想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总在原起点踏步,停滞不前,科学的生命就死亡了,人类也就无法进步了。科学的发展规律是后来居上。在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人们经常谈论的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实际上,社会科学也在进步。列宁主义、毛**思想、邓小平理论都产生于20世纪。以中国史学而论,在20世纪产生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等真正可以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在旧中国,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世界史学科难以发展。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现在才49年,时间太短,但从本世纪20年代到现在,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如陈翰笙、雷海宗、杨人、齐思和、季羡林、周一良、吴于廑等前辈。人类越向前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越快,这是因为基础越来越雄厚,积累的成果越来越多了。可以预料,到21世纪,各种学科都将有重大的进步,行将出现一个“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不断创新,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一定会落后,更谈不上什么在世界上占一席地位了。如何才能创新,下面提几点浅见。
(1)要吸收中外学者已有的成果。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不吸收已有的科研成果,却要平地起高楼,是绝对做不到的。马克思是天才,但他治学特别勤奋,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予以吸收,因此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列宁说:“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1]已故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认为治学的次第应当是“先因后创”,即先继承后发展。他还说:“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
为此,我们必须重视目录学,不断积累书目方面的知识。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3]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至今仍然要利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这类的目录学专著。陈垣、吕思勉等大史学家都是从年轻时就熟读《提要》的。西方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学目录书的编纂,成绩居于世界的前列。例如,美国历史学会组织许多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要籍指南》(AGuidetoHistoricalLiterature),1931年出第1版,1961年出第2版,经过三十几年后,于199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第3版,共收书26926本,我们搞世界史的都应利用这部高水平的《指南》。西方编的这类书很多。例如,关于欧洲外交史方面,在本世纪80、90年代出了一套《欧洲外交史指南》(GuidestoEuropeanDiplo-maticHistory),已出英、法、德、意、苏、国际组织6种,也值得重视。研究世界史的同志,尤其要注意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及时予以适当的吸收。哪怕只有半年的时间不看新书,就会落伍。
(2)利用新材料。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王国维也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列举了最重要的五项新材料: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由于这五项新发现的材料,推动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敦煌学”已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对于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最可喜的是各国档案保密期限的缩短,今天许多国家都规定30年以上的档案解密(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都有一些保留)。这对于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人,尤其有利。一些发达国家还大量出版历史文献,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史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的研究也是很有用的。例如,英国外交部机密政治通讯的中国部分,正在制成缩微胶卷,共分三辑,由1906年到1945年,其中一部分已经制成并出售,例如1932—1933年部分已制成78卷,现已出售。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国外新出版的各种史料,并尽量购置(最好的办法是有所分工,任何一个单位的财力都是有限的),才能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研究。
(3)提出新问题。
新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a)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引出的新问题。例如,对唐后期沙洲归义军及其领袖节度史张议潮的历史,由于有了敦煌文书,才搞清楚。
(b)由于时代的变化,老问题应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例如,对卢森堡的评价问题。列宁与卢森堡发生过几次分歧与争论,但总的说来列宁认为她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始终是一只鹰”,“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5]。但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卢森堡的评价发生了突变,甚至荒谬地把她的思想理论说成是“通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桥梁”。这是因为从30年代初苏联出现了对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而卢森堡是一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苏联解体后,我们在总结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回过头来再看看卢森堡的理论学说,对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c)由于新时代出现而产生的新问题。时代变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变化,种种新问题自然随之产生。例如,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半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邓小平从而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论断。我们研究现代史的人,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像各门科技专家和科学史家那样从科技本身去研究,而是要重点研究科技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再如,出版事业在20世纪有很大的发展,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一些大出版机构是值得专门研究的。现在已经出了一部三联书店的史稿,但对在旧中国有最大影响的商务印书馆迄今当无专书论述,只是对它的卓越领导人张元济写了几部传记。在旧中国,影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是中华书局,也没有一本书专来写它。这些都是文化上的好题目,值得花力气去研究。
(4)采用新方法。首先要说明的是: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不仅继续要用,而且要用得精益求精。此外,国外史学界已经使用过的心理分析方法、计量方法等等,我们仍然停留在介绍阶段,应当着手实践。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仍然属于新方法之列。当然,我们不应像心理史学家、计量史学家那样,把心理分析方法、计量方法的作用过于夸大,但也应承认它们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的有效性。比较新的符号学,我国已有个别学者用它来研究中国的儒学、伦理学。我们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判断新方法的效用如何。不能只停留在介绍阶段,或者在介绍阶段就对其优劣长短作出过早的判断。
最后,我想谈谈理论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理论,至今没有什么更新的理论可以代替它。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它各个阶段的发展,同样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今后仍然需要继续发展,这不仅是政治家的事,各门科学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都有责任参加这项伟大的工作。今天,有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资产阶级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却不是这样的。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6]巴勒克拉夫对于列宁也是很称赞的。他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既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又是一种政治运动,这是列宁的天才创造。”“在最本质的才能方面,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与列宁并驾齐驱,更没有人能超过他。”[7]
第二,要提倡严谨的学风。
凡是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的人,都必须养成严谨的学风。马克思的严谨学风是后人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便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绝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8]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季羡林先生的老师是德国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季先生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关于梵文贝叶经的两本厚厚的大书,“有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9]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严谨学风给季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他终生受用不尽。现在,一些青年学生有心浮气躁的毛病。写完论文,自己不多看几遍,留下了不少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任意改动的引文,等等。陈垣先生生前常说,写完文章,不要立刻发表,先搁一搁,多请人看看,提出意见,多改几遍以后,再拿出来。前辈的这些教导,我们应当认真领会并照办。
第三,要提倡刻苦的学风。
搞学问,要想有点成就,都必须刻苦钻研,“速成”、“急就”的东西,必然短命。学习理论、积累材料、掌握工具,都必须长年累月地下功夫,然后才能写出有份量的东西。恩格斯说得好:“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0]以研究世界历史为例,光是掌握外语工具,需要多年的功夫。一门外语是起码的要求,对现在的青年一代应当要求掌握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因为他们现在有良好的学习条件)。积累材料,更是无尽无休。研究世界近现代史中任何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问题,都有看不完的材料,即使只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也要花费多年的时间。至于理论,由于历史的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也要花力气一门又一门地去学习。有些学问,如数学,在二十几岁就可取得很大的成就。历史学则不行,在这个年龄段,即使人非常聪明,非常刻苦,也只能“初露头角”,不可能很成熟的。我希望青年史学工作者要记住顾炎武的话,不要“速于成书,躁于求名”[11]。
(二)学术批评问题
学术批评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高质量的书评很少。不少书评是“捧场之作”,大量的篇幅说某本书如何如何之好,最后加几句“当然还有不足之处”之类不痛不痒的话,就算终篇。要把学术批评开展好,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需要纠正。
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著作,就是对某人不利,对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前,特别是“**”中的“大批判”有很大关系。“**”前的“批判”已经有乱扣帽子的毛病,到了“**”时期,“无限上纲”的歪风邪气达于极点,以至至今留有后遗症。此外,我们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批评,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促进学术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
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研究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实际上,任何著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绝对正确。一本高质量的著作也会有缺点和不足之处,甚至有个别的错误,但从总体看来它仍然值得肯定,值得阅读。这样的书或文章,经过别人的批评后,加以修改,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即使没有再版的机会,大家也能从批评中得到提高。何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批评者的意见并不正确,而原作者是对的。所以,决不能一看到某人的研究成果受到批评,就主观主义地判断被批评者一定有了什么错误。在国外,著名史学家的著作受到批评的例子很多,人们都习以为常,并不大惊小怪。反批评也很多,也不被认为是不谦虚的表现。
第三种错误观念是批评者一定比被批评者高明。写书评的人如果怀有这种想法,写出的东西往往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感受,而被批评者也会相应地反唇相讥,结果打起了激烈的笔墨官司,于推进学术毫无益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批评者的意见即使正确,也只是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正确,而从总体水平上不见得就一定超过被批评者。我国已故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是一个谦虚的学者,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他有一部名著《四库提要辨证》,纠正了这部书的不少错误。但是,他认为他的水平从总体上说来还是赶不上主持写定《提要》的纪昀。他说:“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唯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12]这段话体现了一个大学者的风范,真值得我们学习。
在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即把学术批评看做促进学术发展、繁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学术批评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一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要欢迎别人的批评,也要做自我批评,一些大学者如郭沫若就是这样做过的。
高质量的书评,写起来很难,首先要求评者对所评书籍的内容,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透彻的了解,否则就无法着笔。第二,对所评书籍的优点、缺点都要说得清清楚楚,不能作模棱两可之言。美籍华人史学家杨联先生的书评在国际上是有名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明确,绝不模糊。例如,他对吉川幸次郎等人所著的《元曲选释》一书的评价,举两例以说明作者的博雅,又举8例,以补正作者的失误,全篇没有空话[13]。评者没有高水平,是不敢这样做的,否则就要露出自己的马脚。第三,书评不应仅仅局限于原书的具体内容,有时应就原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把问题引向深处。例如,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的审查报告,认为冯书“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为什么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必须对古人的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呢?陈寅恪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接着,陈寅恪对于什么是“真了解”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常常被人引用。“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4]我们这里不对陈先生的这段话本身进行讨论,引证这段话,只是为了说明书评的这种写法富于启发意义,比单纯的就事论事更能引人深思。
总之,如果我们都能对学术批评抱正确的态度,久而久之,学术批评就会蔚然成风,受到大家的欢迎了。
注释：
[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84页。
[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4]陈寅恪:《金明绾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5]《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43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47页。
[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3页。
[8]《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9]季羡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9页。
[1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12]《与潘次耕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页。
[13]《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232页。
[14]陈寅恪:《金明绾丛稿二编》,第247页。
（原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9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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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4 19: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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