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专家审稿制度”——兼评硕、博士生学位“土政策”

dulidiyijun

张伟然先生继续撰文进行论辩，我深感欣慰。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又有学者加入到了争鸣的行列。如此发展下去，我相信对有关问题有可能讨论出个子丑寅卯来，形成某种切实可行的、比较科学的解决方案。果真如此的话，则我愿达矣。但在此之前，就“专家审稿”和关于硕、博士生申请学位的“土政策”问题，我还想再谈几点，以教正于张先生及其他深切关注中国学术生态的专家、学者。

可能是因为学术背景、经历和身份（一个是以作者身份，一个是以编辑身份）等方面的不同，所以，对于同一问题，张先生和我之间看法往往相左。

先说专家审稿制度。我与张先生的出发点可能很不相同（也可能是相互误读所致）。张先生强调的是它的优越性，而我更侧重于它的实际可操作性和可能性，对于它的优越性，我丝毫不怀疑，且认为是无须论证的。专家审稿制度的实际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一种制度，如果难以实际操作，或操作起来依然弊端丛生，那么它再好，也就只能是虚幻和理想。对中国来说，一种好制度或好政策、好措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结果适得其反，成了一种人们厌恶的东西，这样的事例并不少。关于硕士生、博士生学位申请资格条件的土政策（关于该政策留待后面谈），在我看来就属于此类。

其次，张先生由理入文，对于文理之不同体会更深，但我还是想谈点这方面的问题。

理科的东西，有的一旦成为了定论，如定理、定律，往往就是永久性的结论。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很少有一成不变的定论。这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每个人因其知识结构、意识结构、人生阅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领悟和理解，每个时代的人因时代的变迁和条件的变化也会有不同于前代人的解释。就史学而言，我曾经借用马克·布洛赫的话说过，这正是史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大意如此）。

所以，对于理科编辑来说，他/她缺乏研究的问题，他/她可能就无法去把握，而必须请有关的专家来把握。但对于文科编辑，以学术性史学刊物的编辑而言，他们大多数都接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一般都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有相当一部分史学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他/她尽管对某一历史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但他/她可以调动其现有的知识结构等去努力把握它，更何况他们大多本身就从事着某一历史领域的研究工作，甚至有的人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成绩斐然的学者。这一点，只有去看一看几大史学刊物的编辑成员名单（《史学月刊》是在每年第1期的封四），就可以知道。就我所熟悉的，例如，《史学理论研究》的陈启能和于沛先生，《世界历史》的廖学盛先生，以及我所在的《史学月刊》的李振宏教授，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某一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其中有的人并不局限于某一历史领域的研究，而是旁及其他许多领域，且都颇有成绩。我一向很敬重的顶头上司李振宏教授，不仅在史学理论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居延汉简、汉代法律、中国古代文化史等学术领域也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学术评论领域，他虽然文章不多，但也都是上乘之作，思想深刻，见解独特。所以，对于学术性史学刊物来说（至少是其中几大刊物），我想说的是：并非是庸才在办刊，而是专家在办刊。

正如上面所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因人、因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就审稿来说，专家有专家的视角和旨趣，编辑有编辑的视角和旨趣。视角可能会不谋而合，但旨趣就很难说。比如对顾诚的《南明史》一书的评价（我事先声明，我没有读过此书），1998-1999年发表了好几篇评论文章，最近在“学术批评网”上读到郭小凌先生的评论，就发现其评论视角和旨趣就明显不同于其他从事明史等研究的“业内”专家学者的评论（原先我从CNKI网站上读到的）。郭先生独特的评论视角和旨趣，除了因其世界上古史学术背景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其西方史学史的学术背景所致。郭先生的评论较之业内专家的评论究竟孰优孰劣，谁更洞悉《南明史》的精微之处，恐怕很难定谳。就说专家评论，同一部《南明史》，赞誉者固然占多数，但也有评论者对其评价相当低。谁对，谁错，谁评论得更加到位，恐怕也很难遽然而定，更不能说给予较低评价的学者是看走了眼。当然，郭先生并不是史学编辑。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除了说明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同一认识对象的理解因人而异、甚至截然相反外，更想说明的是：在几大史学刊物中，不乏在史学理论方面有相当基础的编辑。这种理论的眼光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具有的。编辑对稿件的史料运用方面的把握可能不如专家，对稿件在有关学术史中的定位也可能不如专家准确，但对除此之外的稿件所隐含的某种价值或意义的把握则很可能是专家做不到的（类似的情况我在有关文章中曾经做过分析，虽然用于分析的案例不是史学编辑而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原因在于，人文学术，它始终体现着某种人文精神。以历史学而言，中国的史学，肇端自孔子，就形成了一种“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体现的是历史家的强烈而鲜明的忧患意识，是历史家自觉的针砭社会现实、为社会立法的社会批判精神。因此，史学研究，史学工作者若缺乏某种人文精神，缺乏现实关怀和历史忧患意识，而只是要发一己思古之幽情，满足一己对故纸堆的迷恋之情，这种研究恐怕谈不上什么现实意义。一篇史学稿件，其中很重要的精微之处，我觉得就在于此，而史料的运用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手段。专家审稿和编辑审稿的不同之处，在我看来，也恰在于此：专家更偏重于对作者的“手段”的验证，而编辑更偏重于隐藏在稿件背后的某种东西，即作者所欲寄托的某种思想。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经验性的观察。在这种意义上，很难说专家审稿就一定优越于编辑审稿。客观地讲，倚重于其中的某一种形式，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好处。我基本同意任东来先生的意见：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当然，必须切实可行，且条件又具备。


在一定意义上，史学编辑所从事的实际上是史学评论工作。无论对于史学编辑还是对于史学评论工作者，高度的理论修养都是不可或缺的。史学编辑和史学评论工作者不一定要成为某一历史领域的研究专家，但他/她必须要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素养。我推测，这也许正是不少史学刊物选用原来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主政的原因所在。

要而言之，文科学术期刊有不同于理科学术期刊的地方；专家审稿，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刊物来说，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若非为了蒙骗作者，或在作者面前有个好交代或推卸责任，在目前情况下，与其浪费有限的办刊经费去请专家审稿，不如用于如何提高现有编辑人员的素质。

第三，关于硕士生、博士生申请学位的“土政策”。学校出台这一政策（或措施），目的可能在于鼓励学生积极从事科研，检验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但也可能是出于增加学校每年科研成果总量的考虑。据说这项土政策始于南京大学，我的这一信息不知是否可靠？但南京大学目前发表学术论文的总量（篇数，而非字数）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为功甚大，这是事实。所以，我更相信后者。如果是出于前者考虑（姑且不论它是否真的能够起到检验效果），那么在我看来，学校对待硕士生、博士生就应该和对待教师一样。我的主张是：把发表论文与申请学位的资格条件脱离开来。硕士生、博士生和教师在同一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享受学校规定奖励给教师的科研成果奖金同等的奖金。这种政策我暂且以“脱钩政策”名之。不知张先生以为是否可行或更合理些？在今天市场经济时代，对待教师能够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来制定政策，为什么就不能根据同样的原则，而非要依然根据权力原则来制定对待硕士生、博士生的政策呢？发表学术论文与申请学位的资格条件相互脱离，对于条件优越或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来说，他/她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做学位论文，就无须为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而愁眉苦脸。

当然，脱钩政策能否被采纳并施行，恐怕不是张先生和我能够左右的了。在这种政策成为现实之前，我们都需正视目前的现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情况是：一定篇数的论文—“核心期刊”或学校所规定的“重要期刊”（往往根据是否属于“核心期刊”来划定）—学位，三者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关系链。我之反对该措施，就因为它把发表论文与“核心期刊”特别是学位资格硬扯在了一起。硕士生、博士生是否够条件够资格获得学位，根本的依据应该是其学位论文，而不是其已经发表的论文。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土政策，那么就应该制定相应的施用于教师的同样的政策，即：规定每个教师在一定年限之内在规定的学术刊物上必须发够一定篇数的学术论文，否则就取消其教师、导师资格，让其在家待岗，直到他/她发够时再考虑回聘。否则，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是极不合理、又极不公平的。

目前的政策是既害苦了学生，也干扰了编辑的正常工作。就在前两天，我接到一个博士生朋友的来电，说他这学期博士毕业，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就差在我手头的这一篇了。我告诉他，文章我已计划安排在下半年刊出，按照他所在学校的情况，下半年文章发表后，照样可以申请学位；而现在第3期（5月份出版）第二校清样也已很快就出来了，临时调换文章比较困难。我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得到他在电话那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慌失措的样子：接连说“那我该怎么办，周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他说他是通招生，不像在职生已经有工作单位，他如果毕业时拿不到学位，就很难找到接受单位。我曾经试图向他解释期刊本无承担解决学位或职称的社会义务，但话到嘴边还是咽到肚里去了。因为这太残忍。一文——不是学位论文——而定命运。这种情况，在我的编辑经历中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如果没有现行政策，或实行上面我所说的脱钩政策，我的这位朋友完全可以轻松愉快地获得学位，过两个月毕业后高高兴兴地走上满意的工作岗位，根本没必要像现在这样一筹莫展。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在在职生身上，即其就读学校要求发表论文时署上它的名，而其工作单位则要求他/她发表论文时署上单位所在学校的名（而我们杂志社却只允许其署一个学校名）。结果，令在职生发表文章时左右为难，因为前者关涉到学位问题，而后者则牵涉到评职称问题。所以，我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规定的期限是“在读期间”还是“在申请学位之前”。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读，在这里我想把问题挑明：它的实质在于把发表论文与学术刊物的等级（是“核心”还是非“核心”，或是“重要”还是非“重要”）、进而与申请学位的资格条件不恰当、不合理地连在了一起；而我所讨论的问题的主旨在于取消或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联系，取消或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土政策”，破除人们对“核心期刊”的迷信（因为在当前学术界，事实上存在着一条“转载率或引用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复印类、文摘类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学术成果评估和科研人员评职称”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关系链）。这样，无论是学生还是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人，日子都会好过得多。

最后，我想对我在《编辑活动与“专家审稿”》一文中的几个数据做点说明。我所给出的几个数据，都不是凭空相像。全国期刊共有8000多种，其实目前远不止8000多种，而是接近于9000种。1998年的统计，截至1997年底，是7918种（详见张伯海主编：《中国期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53-355页）。去年我在省编辑岗位培训班学习时，密切关注期刊发展的编辑学理论研究专家王振铎教授提供的数字就是接近于9000种。据称，国家新闻出版署计划将总数控制在8000种以内，而引入竞争机制，根据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来发展新刊物，即要新增一种期刊，就必须裁汰一种难以生存下去或质量低下的现有期刊。我的“8000多种”说，与实际情况相比，其实是比较保守的数字。历史学类期刊600多种，根据的是中南财经学院信息情报资料中心（机构名称不一定准确，大意如此）提供的有关数据。在2000年之前，《史学月刊》每年都从该机构订购有关的统计资料，如《史学月刊》在上一年度文章的转载情况统计，在历史学各专题中和同类期刊中的排位情况统计，其中就有在历史类期刊的排位统计表。当然，该中心如何界定历史学类期刊，我并不清楚。比较确切的数据可能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即第三版）的统计数据。根据该书所列“历史类专业期刊一览表”，截至1997年底，全国共有中文历史类专业期刊204种。即以该数据为基础进行估计，全国一年生产的历史学类稿件的数量和总字数也是十分可观的。当然，若局限于其中的20几种“核心期刊”则是另回事。

此外，有论者指出，无须所有的历史学类期刊都实行专家审稿制度。这恐怕也有些理想化。因为现实情况是：目前处在“核心期刊”门外的其他史学刊物无不一心要挤入这一行列，为此不择手段者有之；何况，在“核心期刊”之外的史学刊物中发表的文章，并不见得就不如“核心期刊”。无论是划定“核心期刊”也好，还是划定“学术期刊”、“准学术期刊”也好，在我看来，实质都一样：另类的“血统论”、“出身论”。任何形式的“血统论”和“出身论”，都必须予以破除。这是我的主张。

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的悲哀在于没有院士制，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具有难以验明的特性（因而其科学性也总是受人怀疑），在于缺乏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科学评估体系。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暂且搁置。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