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华：抄袭就是抄袭——再评孙德刚博士《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

岸上的猪

拙文《<欧洲研究>发表的一篇抄袭之作——评孙德刚博士<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主要探讨了孙德刚博士《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一文中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孙博士于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评<<欧洲研究>发表的一篇抄袭之作——评孙德刚博士<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一文作为回应。针对孙博士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一步阐释。

首先，孙文与于文相似的到底是“议题”还是“内容”？孙德刚博士认为，他的《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与于铁军先生的《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的相似处在于议题而非内容。所谓“议题”，当是指文章主要探讨的问题。那么，正如孙博士所言“讨论相同的议题从来就没有算作‘抄袭’”。拙文也没有因为孙博士所写文章涉及“联盟理论”而认定孙文为“抄袭”，而是孙文在内容上与于文存在大规模的相似之处。孙博士认为“作为述评类型的文章，只有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并弥补其不足才能谈得上发展。”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说法，但关键是借鉴有一个规范的问题。如果是借鉴前人成果，自然就应当通过注释详细注明所“借鉴”的文章相关内容的来源。但是，孙文尽管存在大量与于文内容一致的地方，但出处注明为于文的仅为一处。孙文总共10000多字，共有48个注释，其中有5000多字与于文雷同，18个注释与于文基本相同，但仅在一处注明出处为于文。更为夸张的是，在评述建构主义同盟理论时的总共2100多字（不计注释）基本来自于铁军先生文章和王帆先生《认知联盟理论评析》一文（见下文对比）；总共11个注释，其中3个与于文相关内容注释相同，6个与王帆先生文章相同，仅有1处注明内容引自王先生文章。

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说，前人引用的文章后人不能再引用了。而是，在引用相关内容的时候应当区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不能将引自他人的间接引文改为直接引文。如果把从其他地方借用过来的材料注为直接引文恐怕就属于学术失范了。正如约瑟夫·吉鲍尔迪在《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中所言，“学术著作的作者们一般都通过资料来源的仔细注释来承认对前人的借鉴。每当引用别人的作品，都要指明所引用的资料——无论事实、观点或者引语——及其来源。在自己的写作中未经指明出处就借用别人的思想或表达方式，即构成了抄袭……抄袭的形式包括在重复别人的措辞或名句，转述别人的论点和表述别人思路时，没有适当地指明出处。你当然可以引用别人的言辞或思想，但不能将借用的材料占为己有。”[1]  

第二，孙博士在其文中谈到“‘于作’没有将建构主义联盟理论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学派，也没有谈到泰德·霍普的建构主义研究成果”。言下之意，评介泰德·霍普认知联盟理论也是其文章的一大创新了。但是，外交学院王帆先生早在2003年第1期《欧洲》上就发表了《认知联盟理论评析》一文介绍有关泰德·霍普的认知联盟理论。对比两文，笔者眼拙，创新之处没有发现，但是却有不少抄袭的痕迹。现将孙文“建构主义联盟理论”部分与王帆先生的《认知联盟理论评析》中相似内容罗列如下：

（1）孙文：“建构主义者认为，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联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助于形成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
王文：“建构主义认为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联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并注明引自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 年5 期。）；

（2）孙文：“2001 年， 泰德·霍普(Ted Hope) 在“冷战后的联盟——单极的幻想”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认知联盟”(authoritative alliance) 的概念。该理论认为美国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包括北约、日美联盟等，在冷战结束后已不是外在威胁驱动的结果，而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一致性或兼容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对利益联系性和共同性的认同使这样的联盟成员自发地融为一体和迅速壮大。霍普认为，认知联盟不同于传统联盟，因为认知联盟针对的是事而不是某一特定的国家，即使外来威胁消失，认知联盟机制仍具有再造功能，从而使它们融为一体。”（注释：Barry Rubin and Thomas Keaney, US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p129 - 48.）；
王文：“……其中泰德·霍普( Ted Hope) 的文章“冷战后的联盟——单极的幻像”一文，首次提出了认知联盟理论的概念和主要观点。该理论认为目前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更多地不是因威胁的驱动而得以维系，而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一致性或兼容性的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对利益联系性和共同性的充分认同使这一联盟体系自发地融合和壮大。……认知联盟针对的是事而不是某一特定国家。认知形成一致后，就可以通过持续的互动和实践生存和扩展下去，即使原有的某些一致消失，认知联盟机制具有的再造能力也会使它再度凝成一体。”（注释：Barry Rubin and Thomas Keaney, US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p. 29 - 48.）；

（3）孙文：“新现实主义一般认为，联盟永远不可能改变无政府状态，联盟只能是“追逐无政府主义内部冲突”的工具。”（注释：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
王文：“新现实主义认为，联盟永远不可能改变无政府状态，联盟是“追逐无政府主义内部冲突”的工具。”（注释：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

（4）孙文：“从方法论来看，认知联盟属于建构主义范畴，特别是亚历山大·温特的认同理论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同时，认知理论还借鉴了一些传统联盟理论，如共存理论(compatibility theories) 等。这一理论认为，相似的特性，如地理接近、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国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相近的意识形态可以形成强烈的对外政策合作的倾向性。”(注释：Amos A. Jorda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89, pp500 - 501.)；
王文：“认知联盟理论应该算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支，或者说是建构主义思潮下的产物。”；“认知联盟理论还吸取了其他一些传统理论，例如共存理论(compatibility theories) ， 该理论集中分析了国家加入或维持联盟的动机和特征的共性。这一理论认为，相似的特性(例如地理接近，共同的经历，文化和意识形式相近，政府、国家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 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外政策合作的倾向。”（注释：Amos A. Jorda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89, pp. 500 - 501.）

（5）孙文对建构主义联盟理论的总结：建构主义的联盟理论以认同为基础，分析非物质因素在联盟的产生、发展、衰弱过程中所起的重要因素，从一定程度上说弥补了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某些不足，但它也存在许多的缺陷。正如建构主义奠基人之一——温特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第一，如果威胁不是迫在眉睫，行为体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对共同命运的认同；第二，相似性也可能形成威胁，作为独立实体共同建构的群体，仍然需要个体的认知边界，而过分强调相似性会模糊这一边界；第三，相似性的增加可能会减少联盟内部的分工，使行为体缺乏“自然”的互补功能，结果相互依赖程度就会大大减少。（注释：[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440 - 445 页。）
王文对认知联盟理论总结为：实际上，建构主义理论已经看到集体性所带来的问题：第一，如果威胁不是迫在眉睫，行为体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对共同命运的认同；第二，相似性也可能形成威胁，作为独立实体共同建构的群体，仍然要求个体的认知边界，而过分强调相似性可能模糊这一边界；第三，相似性的增多还可能淡化和减少行为体内的分工，使行为体缺乏“自然”的功能互补，从而减少行为体的相互依存程度。（注释：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40 、444 、445 页。）

孙文介绍认知联盟理论的内容仅仅500多字，但几乎都可以在“王文”中找到。而且，孙文在此段文字中做有4个注释，其中三个完全可以与王文相关注释相同。更为可笑的是，孙文在唯一注明出处为王文的注释却连页码都弄错了：相关内容明明在第84页，却被注成87页。

试问，孙博士是如何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结合拙文《<欧洲研究>发表的一篇抄袭之作——评孙德刚博士<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第四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孙德刚博士所谓对建构主义同盟理论的“创新”只不过是把于铁军先生文章中的相关内容和王帆先生文章中有关认知联盟理论的内容“攒”起来了而已。不仅文章内容及其相似，在语言方面也基本雷同。

第三，关于学术创新与借鉴的问题。笔者并不否认，学术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学术成果借鉴的成果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一篇文章之中，创新总有一个质和量的规定。现就有关孙德刚博士在其文中所罗列的创新点的质量问题进行以下几点质疑：

（1）“利斯卡和赖克等提出的重要联盟理论”：就理论框架而言，乔治·利斯卡(George F. Liska) 和威廉·赖克(William H.Riker) 的观点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认为，一旦目标实现，联盟就会自行解散，原因是成立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某人某事或顺带地反对某人或某事”。从研究方法来看，利斯卡和赖克的联盟理论主要强调结盟的“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就是说国家必须审时度势，将参加该联盟的利弊与参加其他联盟的利弊相比较，以及权衡不结盟的利弊。

如果孙博士将利斯卡和赖克有关同盟理论介绍也归于自己的创新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在孙德刚博士文中引用的一部著作《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就有相关资料，其文如下：利斯卡和赖克的理论框架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认为，一旦达到目的，同盟或联盟就会解散，原因是成立同盟或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某人某事或顺带反对某人某事”。……在组成同盟以实现某种预期目标时，决策者要权衡一下利弊得失。认识到收益超过成本时，国家才会做出决定参加某一同盟。……为了评估一个具体的结盟，必须将参加该同盟的利弊与参加其它同盟的利弊相比较，与不结盟的利弊相比较，至少要与加入一个不可避免的同盟的利弊相比较。[2] 比较两种描述，不知道孙博士是否还认为自己对利斯卡理论是在“创新”？

（2）“施威勒的联盟理论”：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 认为，结盟不仅是国家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见风使舵外，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利益主动而不失时机地见风使舵。他认为见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与威胁施加国的联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沃尔特忽略了。在施韦勒看来，国家可分为维持现状的国家(狮子型和羊羔型) 和改变现状的国家(豺型和狼型) 两类。前者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后者则希望增加权力、威望和财富，因此倾向于见风使舵，与强者为伍。沃尔特只注重安全，从而陷入了“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 quo bias) 。在威胁平衡的基础上，施韦勒进一步提出了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 这一论断。
孙博士在回应中认为于文对施威勒同盟理论“停留在表面简单描述上”，现将于文原文摘抄于下：“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 the statusquo bias) ，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

读完这两段文字，笔者实在不明白孙德刚博士对施威勒同盟理论的介绍到底高明在哪里？几乎连描写的文字都一样的两段文字于文怎么就“只是停留在表面分析上了”，而孙文怎么就创新了呢？

（3）“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继承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新现实主义尽管对传统现实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政策，但后者重要的方法论和命题还是为新现实主义联盟研究者所吸收。如迈克尔·阿尔福德(Michael F. Altfeld) 认为，国家在对安全不懈的追求中，必须在结盟和军备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决策的基础是对成本的计算，即所付出的代价的大小，如果联盟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分担安全成本，那么付出的成本要比没有联盟小得多。同时国家还要对结盟和军备的成本与失去独立行动能力的成本进行比较，并要考虑国内经济为额外军备所付出的代价。

在以上文字中，孙博士试图用Michael F. Altfeld的理论来证明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对Michael F. Altfeld理论的介绍恐怕又不是孙博士的原创了吧。孙博士对Michael F. Altfeld的介绍几乎与《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完全一样。《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介绍如下：在对安全的不懈追求中，各国要在结盟和军备之间做出选择。迈克尔·阿尔费德认为，这种决策的基础是对成本的计算，也就是计算在做出必要选择时决策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同盟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担安全成本成为可能，因此各国付出的成本要比没有同盟时小得多。……决策者要在同盟的价值和额外军备的成本之间做出权衡，要对结盟和军备的成本与在国际社会中丧失自主性或失去独立行动能力的成本进行比较，还要考虑国内经济为额外军备所付出的代价。[3] 读罢《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这段文字，不难发现孙博士既不是第一个介绍Michael F. Altfeld的相关内容，而且介绍的内容相比《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残缺不全，那么试问孙博士，你的创新在哪里？

（4）“格伦·斯奈德、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在研究安全困境方面的传承关系”：在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中，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 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联盟困境”的研究方面。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 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abandment) 和“牵连”(entrapment) 这两个概念。由于盟友可能会采取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的可能，所以国家对受到抛弃的担心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场与自己利益相悖的冲突。每个国家都必须在“被抛弃”和“受牵连”之间进行权衡。这是联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联盟困境含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如果一国为了自身安全而选择强化联盟，可能会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引发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因此，格伦·斯奈德认为，联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自己与敌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行事。此外他认为，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小得多，所以“联盟困境”的情况不会那么严重，西方世界内部的争吵也不会导致北约解体。
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 与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研究的内容也主要是联盟的安全困境。他们通过分析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的“安全困境”理论中的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或防御战略相对有效”的观念引入到联盟理论的研究当中，构筑起了自己的研究框架。他们认为，在多极格局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军事战略更为有效，国家间就会结成紧密的联盟关系(即“同舟共济”) ，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就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即“推卸责任”) 。进攻有利还是防御有利，这种观点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历史上大战的经验和教训等。如果领导人对军队的控制力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该国就有可能会形成“防御有利观”;反之，如果一国军方自主性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就有可能会形成。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还用自己的理论论证了一战和二战爆发的原因。他俩所探讨的联盟困境实际上旨在揭示在多极体系下国家选择中立或结盟的时机及其原因。从联盟困境来看，联盟好比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其利无穷;使用不当，则伤敌不成，反伤自己。更何况加入联盟虽然增加了一国的安全感，但同时也必须承担起更多的义务，自己的行动自由也难免受到限制。在结盟政策面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不知孙德刚博士在哪里表明了其所谓的创新——“格伦?斯奈德、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在研究安全困境方面的传承关系”？难道说把其他学者的文章中的两部分拼凑到一起也算创新吗？

孙博士认为于铁军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忽视了格伦?斯奈德、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在研究安全困境方面的传承关系”，但是读罢上面的文字恐怕我们也很难发现孙博士从哪里强调了三位学者之间的联系。而就其内容而言，则与于铁军先生文章基本雷同。笔者愚钝，同样介绍三位学者内容孙博士的文章怎么就体系了格伦?斯奈德、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在研究安全困境方面的传承关系，而于铁军先生就忽略了呢？

通观上文“第二”、“第三”两点，笔者对孙博士所指自己文章的创新点存在不少疑问：难道照抄照搬别人的文字，把文章换个题目“创新”就自然生成了吗？需要再次声明的是，孙博士在文中指出“（王荣华认为）不管在表述方式和引用目的上有何差异，别人引用过的材料如果再次被引用则一定是‘抄袭’”。但是对比拙文《<欧洲研究>发表的一篇抄袭之作》和上面的分析，笔者着实无法发现孙博士在表述方式和引用目的和笔者指出的文章中的表述竟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至于在同样的文字用于同样的目的就成了创新？另外，孙博士一直将“准联盟”视为本文的创新，其实也有点言过其实了。据孙博士的自己在文中的注释来看，孙博士自己早就撰专文论述过这个问题了，因此，就国内而言应该是早有中文文章论述“准联盟”问题，那么在文中也就算不上什么新的内容了。

第四，就孙文创新的量而言，孙文也无法达到应有的学术标准。除去上面罗列存在问题的“创新”之外，孙博士文中所提及创新点还有如下几点：

1、“冷战结束以来联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格伦·斯奈德对联盟的界定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联盟观。学术界还有一部分人同意这样一种界定:联盟是两国或多国之间为具体目的而合作的正式协定或条约。这种界定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联盟的形式、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即联盟不仅具备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功能,而且拥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功能。（孙文第40页）
2、“布热津斯基关于联盟的重要观点”：联盟是国家维持和获得权力与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国家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贯穿了人类近现代历史,而合纵连横和联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大国的兴衰、地区的稳定以及新旧国际格局的转换。（孙文第39页。）
3、“集体安全”：第二,联盟通常针对某一或某些外部的特定国家,或是外部不确定的威胁。这使得联盟的性质与国际组织相区别,如欧盟、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前者合作具有外向性,后者合作则具有内向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实施联盟战略时往往强调其防御的性质,通常将联盟称之为“集体安全”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如北约、中央条约组织等。这种集体安全的组织原则是任何其他国家对该联盟中任何成员国的进攻即是对联盟全体成员国的进攻。这种集体安全组织不同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因为它针对的是外来威胁,从本质来看具有军事和政治联盟性质。（“于文”第16页有：“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
4、“联盟之间必须有具体的合作行为”：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联盟成员之间有实际的安全合作行为,如战时或平时提供军事装备、出售武器、经济援助、联合演习、情报合作、提供军事基地、高层互访、发表联合声明等,至少有提供以上这些援助的决心和意愿。举例来说,1950 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自20 世纪50 年代末开始双方龃龉不断,到60年代末更是在珍宝岛兵戎相见,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1980 年才宣布失效,但如果按照上述的联盟标准,中苏自60 年代中期开始已经不属于联盟关系。
5、“制度主义联盟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认为，联盟形成的目的是要实现成员体的势力平衡的共同目标，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联盟集团就会自行宣告解散。或者当一个联盟接近胜利时，中立者往往会加入一个较弱的联盟，以阻止较强的联盟取得霸权。例如赖克在谈到联盟的规模时就说过，联盟必须保持一定的规模，在联盟方取得胜利后，必须缩小联盟的规模，这样才能使剩下的参加国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就外来威胁而言，冷战后国际格局已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外在威胁明显减弱后，作为军事集团的北约非但没有解散或解体，反而更加活跃，功能更趋完备，更具有扩张性，这种现象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都无法解释得清楚。以基欧汉和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者们开始将“制度对联盟的影响”作为议题，试图解释冷战结束以来联盟出现的新变化，挖掘联盟存在的新基础和联盟的新内涵。

孙博士文章总字数达到1万多字，但是据孙博士自己所罗列的创新点来看则仅有1000多字可以算得上是创新的了。但是，若要谈论上述文字在全文中的地位，我想这些绝对不应该是孙博士想介绍的核心内容吧。如果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都能在其他文章中找到，试问这样的文章难道还不算抄袭吗？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撰写此文完全是处于一个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学生的道德和良知，完全不涉及个人恩怨。笔者既无缘认识孙博士这等“研究”同盟理论的“大家”，更与他无任何私人恩怨。孙博士在回应文章中所提到“为以前的学术辩论而引起纠葛，从而搞人身攻击是不道德的”，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自学习国际关系以来，笔者没有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唯一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是去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此次论坛会议参加者除了南开大学之外，均为在京各大院校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因此，孙博士回应文章中的“学术辩论”和因此引起的“纠葛”则纯属无稽之谈。而将笔者对其文章的批评视为“为以前的学术辩论而搞人身攻击”则多少有点“贼喊捉贼”的味道了。


孙博士认为笔者乃研究国际关系同盟理论的门外汉，所以在误读的基础上误导了读者。但是，笔者及其诚恳地希望孙博士也能如笔者罗列你文章中的“不足”一样，将你自己文章中的创新之处一一罗列出来，以供读者评判你的文章到底是抄袭的还是“在借鉴前人基础上的创新”。笔者也诚挚希望有关同盟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可以对比孙博士的《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于铁军先生的《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和王帆先生的《认知联盟理论评析》以及《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同盟理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572－583页）来对孙博士的文章做出一个权威和公允的判断。毕竟，学术兴衰关乎每一个学人，而每一个学人都应当对此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注释：
[1] (美)约瑟夫·吉鲍尔迪著，《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沈弘，何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73、574页。   
[3]同上，第579页。

（感谢王荣军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