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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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梅（《美国研究》编审）：各位专家、各位来宾，“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现在开始。很荣幸今天能主持这个论坛。
    我们这个论坛是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学术规范读本》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学术规范导论》出版之际举行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的学术规范建设，以文会友，自由交流。参加论坛的有来自教育部社政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湖南理工学院等13家学术机构的25位学者，还有来自《社会科学论坛》《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瞭望》《黄河》《出版人》《律师文摘》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新京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改革报》《中华读书报》《科学时报》《法制晚报》《信报》等20多家报刊社、新闻社、出版社的20多位媒体朋友。   
    这次论坛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及其社长徐挥先生、河南大学出版社及其总编辑马小泉教授、《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及社长赵虹先生、《律师文摘》及其主编孙国栋先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编委会》及编委会主任刘斌教授的大力赞助和热情支持，在次对他们表示特别感谢。
    今天的论坛日程，首先请3位东道主致辞，然后分3个时段进行讨论，分别由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来分别主持，我们先请东道主致辞。首先请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社长徐挥先生致辞。

徐  挥（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社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的朋友，非常感谢大家能在休息日到高教社来参加这个“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学术规范导论》前天刚从印刷厂拉来，在这方面《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比我们早一步。作为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的出版社，我们觉得学术规范建设、学风建设对于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愿意支持、赞助这种事业。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感谢教育部的领导，为我们筹划了一批学术规范的出版物，包括“导论”、“读本”、“论坛”、“论文集”等等。所以在这个事业上我们要做下去。另外，教育部最近在高教社成立了一个“高校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要职责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评价、队伍评价、机构评价上参照国外那种中立的、民间的机构，组织力量来做评价流程、评价规范，这可以说从制度上为学风建设出一些力。最后再次代表我们总社领导对各位学者、各位媒体同仁的光临表示感谢。

赵  梅：下面请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马小泉教授致辞。

马小泉（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今年4月份，保生和玉圣编了一个《学术规范读本》，我觉得选题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不单单是这一本书本身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学术文化建设和学风建设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借此机会，我向本书的编者、作者表示感谢，向到会的首都中青年专家们表示感谢。河南大学是一个文科老校，我们的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是以繁荣学术文化为主，因此希望专家学者对我们给以支持。

赵  梅：下面请《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社长兼主编赵虹先生致辞。

赵  虹（《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很高兴能参加这个“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社会科学论坛》这几年对学术思想文化、学术规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明年我们想全新改版，把《社会科学论坛》办成一个真正的学术评论月刊。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以更多的篇幅和相应的栏目来推动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向规范化，希望各位学者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关心，也希望首都媒体的朋友对我们监督和支持。

赵  梅：下面我们开始分时段的讨论。我们先请清华大学教授、《清华法学》主编许章润先生来主持。在第一阶段讨论开始之前，主办者有一个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具体内容大家可以看材料，大家自愿签名。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法学》主编）：各位学界前辈、各位学术界出版界媒体和学术教育管理部门的朋友，根据论坛发起人的安排，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时段的主题报告。第一阶段共有6为发言人，首先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研究员发言。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考古学集刊》主编、全国政协委员）：对不起，因为我今天要出差，所以玉圣首先安排了我来发言。这个会本来是中青年的一个论坛，按道理我不应该参加的。因为接到通知以后，考虑到他约我参加过编写《导论》的一部分，而且这几年我对学术规范问题一直很关注，我们研究所正在承担社科院的一个A类重大课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涉及学术规范的问题，就叫《考古学手册》，想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规范这个学科的发展。现在觉得规范问题既涉及到学科的业务问题，也涉及到人才成长的问题。我这里针对现在的一些普遍问题，不单单是考古学的问题。我要讲的题目是“克制学术不端、保障科学创新”。教育部前不久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现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学术规范导论》和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规范读本》又已出版了，这对于当前学术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也是学术界盼望已久的事情。
   近年来学术界的学风问题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令人感到不安，越来越激起人们的不满。学风问题不是孤立的，不只是学术界的问题，客观地讲社会上的不端行为、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涉及了许多方面，如商品的假冒伪劣、教育部门的滥发文凭（这里教育部门是泛指，包括党校）腐败分子的卖官鬻爵、专利领域屡屡发生的侵权行为等等，学术界的学风问题是这种社会大背景的一部分。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进行整治，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腐倡廉，打击违法、违纪、违规的社会现象。我们学术界的学风问题、学术规范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与上述社会问题是一样的，社会背景也是相同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侵蚀了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侵蚀到学者、教师、文化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发展到这种程度说明了社会规范的底线已经失守了，这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
   学术不端，学术规范存在的严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依法治国、强调法治的今天，在全社会认认真真的进行反腐倡廉、整规建制的情况下，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身为社会精神的缔造者，端正学风，规范学术，惩治不端是最起码要做的。当然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与社会其他相关方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学术还有自身的特点，学术界还是可以发扬好自己的历史传统，DIZHI各种各样的歪风邪气，克制学术不端，倡导学术规范。我想就三个问题谈些想法。
   首先，学术要发展，发展就要创新，创新是科学的灵魂。实事求是地讲，不管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我们当前的学术环境比以往要好得多，社会的大环境总体上也比过去好得多。强调创新问题，就是因为创新做得不够，说严重一点，就是科学的创新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大家在书店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印制得非常精美的图书，还有许多部头浩大的图书，但其内容大多都不敢恭维，其中少有创新内容。从科研成果统计看，专著论文数量惊人，但认真看看题目内容，大而空的有之，炒剩饭的有之，组装的有之，克隆的有之，真正有创新的成果却为数不多。说得不客气点，创新的实在数量太少。这有属于学术规范以外的原因，如科研与教育管理方法、科研成果鉴定程序等。现在大家争课题，争经费，争进度，似乎课题经费争得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课题题目越大，经费越多；大课题越多，经费也就越多，太大太多做不完就不守规矩，不按规范办事，属于科研管理层面的问题，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要解决的。为了科学创新，我们这里要呼吁的是学者要遵守学术规范，学者要恪守学术道德。
   其次，学术创新面临的挑战是学术不端问题。为了尽快完成原本承担不了的课题，为了尽早提职称，为了本该不属于自己的名和利，有的人在学术研究上明目张胆的弄虚作假，东拼西凑。对于大多数学术不端的违规者来说，不能说他们不懂规矩，不少人是明知故犯。不用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连一般人都知道，抄袭剽窃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是可耻的做法，是与偷盗是一样的。学术不端要毁掉的不只是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它将窒息科学创新，断送学术生命。
   最后，要想恪守学术规范、保障学术创新，克制学术不端是当务之急。为此，要制定有操作性的遏制办法。针对那些人的名和利，让其违规既丢名又失利。学者、学会、媒体等在这些方面要大声疾呼，也可以著书立说广为宣传，但作为学术、教育管理机关，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办法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央来说，教育部开了个好头，相应部门还应有更为细化的规则，这样才能使学术规范得到保证，学术不端得到惩戒。当然影响学术创新、学术创新健康发展的决不只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它涉及众多领域，我这里衷心地希望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对此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许章润：谢谢刘老师的发言。刘老师指出了关于学术失范的三个现象及其原因，我非常赞成刘老师这样的教诲，而且我特别赞成刘老师关于学术规范是社会规范的底线，学术规范的失范实际上表明这个社会已经从官府的制度层面烂到了血液里面的一种看法。下面就请刘新成刘校长。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今天所有这些发言者除了一位以外都带长，所以他们的发言既带有学者的身份，也有官方倡导的色彩，下面就请刘教授。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论坛。最近关于文科的学术规范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热点，讨论得很多。我只想补充一点。
    介入学术管理的这些行政领导，应该怎么为学术规范作出点贡献。刚才刘庆柱先生也讲了，学术规范，第一，规范应该是学术性，必须是对解决学术问题有所贡献。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所谓的学术成果都是滥竽充数的，那么为什么能充数，是因为有人认这个数。前些天《文汇报》登了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到了行政干预学术的弊端，对其中很多观点我也是赞成的。但我认为现实一点看，就像《文汇报》登的那些学者所讲的那样，学术完全脱离行政恐怕目前也不是特别现实。就拿量化管理来说，当然量化管理有很多问题，但是不是一下能取消，我也怀疑。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目前在学术圈里面毕竟有懒人存在，有懒人存在就应有相应的奖勤罚懒的措施，量化管理对奖勤罚懒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第二，就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请托之风还是很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学术的评价里边引进数字毕竟还有一点客观的、公正的痕迹。我觉得现在要一下子取消量化的测评恐怕不特别容易。当然我非常赞成量化有很多问题。那么既然像量化管理这样的行政干预不能取消，我们还要挽救学术，怎么办？
    我觉得参与学术的行政领导，特别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线的干部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这些干部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恐怕不能不追求一些量化的指标，但在不得不追求数量显示度的同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不应该在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内对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更要接近、关心、了解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那些潜心做学问的人，这是我主要要说的一点。我觉得行政领导要做到这一点，要有眼光，还要有勇气。因为说实在的，量化管理对行政领导是一种最省事的办法，最好推脱责任的办法。即使在量化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有那么多不公正，但当对受到不公正人说明理由的时候，领导往往最简单的办法是说，这有数，你不够。这是一种偷懒的办法，所以我想要想接近并尽量鼓励那些潜心做学问的人，这个干部要有责任心，要有勇气。
   据我了解，这种潜心做学问的人还是有的，目前他们少数人退出名利场，不要什么职称、奖励等等，只做自己的学问。多数人不得不被迫的做一些急功近利的应景文章。我想不管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是感到压抑和苦闷的。我觉得他们不仅得不到领导方面的支持，而且连最基本的体谅都得不到。而我认为这些人不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培养学术人才方面都是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中坚力量。给这些人的学术研究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公正的评价，不仅使这些人受益，对改善学术风气也有好处。
   偶然听说中山大学的校长曾经设一个岗位，叫做孤独的思考者。这些人没有教学工作量的要求，也没有科研成果量的要求。我不知道运行的怎么样，大概是在4、5年前听说的。也许运行的并不理想，但我想这个校长的这种意识是值得提倡的。像刚才刘先生讲，我非常同意，当前的问题很复杂，学术问题不可能在学术圈内解决，净化学术环境很大程度上要依托社会环境的改善，不能指望通过一纸规范之类的东西而有根本的变化。我认为要建立质量优先的学术规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事情要一点一点地做。所谓一点一点做，是指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从学术良心出发，不仅学者要自律，参与学术管理的干部也要思想自觉，行为自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逐步改善学术风气贡献自己的力量。

许章润：谢谢刘教授，刚才刘教授讲了量化管理与一线干部之间的考核关系，我们单位的头头应该来听听你讲的。因为一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要填表，根据多少字发多少钱。以后也最好到我们学校设一个孤独的思想者岗位。下面我们请李醒民教授发言。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我是从80年代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而且编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所以对中国学术界的一些问题有所了解。我感觉80年代好像学风问题不是太严重，到90年代变得比较严重了。政治化的学术还没退出历史舞台，市场化的学术劈头盖脸地就来了，学术界一下子就乱了阵脚。特别是在学术社团的组建、学术站点的设置、学术职务的评聘、学术资源的分配、学术成果的评价、学术奖励的颁发、学术刊物的运作、学术论著的出版、学术规章的制定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或缺乏规范，或有规不依，或规范本身不尽合理，从而贻害于中国的学术事业。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自90年代以来，在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熏染下，学术界的各色丑闻也接连不断，剽窃抄袭及一稿多投之风蔓延。与此同时，醉心于和献身于学术研究的真正学人日减，相当一批身处学界之人甘居平庸，乃至追求平庸，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鉴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山西大学于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以“共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主题，联合召开了小型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围绕主题，针对目前学术失范的表现、根源及矫正措施，以及中国学术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直抒己见。《自然辩证法通讯》为此专辟了“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谈”专栏，自2000年第2期开辟笔谈栏目以来，全国各地学人和读者踊跃来稿来信。截止2001年第4期续完，笔谈栏目共发稿9辑计65篇。这些文章或揭露现实，针贬时弊；或条分缕析，追根溯源；或陈言建白，责无旁贷。发表的这些文章主要谈到了这些问题：
   第一，学术失范司空见惯，丑陋的学术人神通大显。这是近十余年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真实现状。主要表现在：掠人之美、弄虚作假、剽窃抄袭等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东拼西凑，胡编乱造，改头换面，瞒天过海，以达到捞取外快、沽名钓誉的“写手”和“编书匠”如过江之鲫；以权谋私，官大学问长，“官尘暴”严重侵袭学术界——这是“官尘暴”——不是沙尘暴，研究人被异化为市场人，不练坐功练腿功，为捞取基金、奖项、职称、站点等实惠和好处，东奔西跑，贿赂风行；功利至上，大肆炒作，将学术当作摇钱树和敲门砖，玩于股掌之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华中理工大学课题组的调查统计，科学研究和同行评议中的制度性越轨行为——他们都是按照条文办的，是制度性越轨了，其它越轨更多了——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其违规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更要命的是，高等院校的莘莘学子也在社会不正之风的熏染下，步其“师长”之后尘，纷纷效尤，从而给学术之未来蒙上一层阴影，着实使人堪忧。
   第二，学术失范和学风日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外部原因在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先后出现的极左政治和极左思潮的泛滥，民主法制的不健全，道德在某些方面的失范和滑坡，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的侵蚀，官本位、实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风靡。这一切给学术界深深打上了政治化、功利化、官僚化、世俗化以及平庸化、浮躁化的印记。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固有弱点，也使得学术界缺少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大胆创新、勇于批评的学人。外部原因有两点，就学术共同体本身而言，基本上是官办的，自然得受长官意志左右，难得有真正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而无法在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建立或实施有利于学术健康发展的学术规范。即使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学术共同体的有关规范或平面化、或形式化、甚或很不合理，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在学术活动中非学术因素乘虚侵入，甚至反客为主，从而助长了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蔓延。学术批评乏力和学术制裁的缺席，又无法使学术腐败和学术异化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就学术人自身而言，自律意识淡漠乃至缺位，道德滑坡乃至沦丧，也是造成学风不正、学人扭曲，乃至沦落为丑陋的学术人的重要缘由。
   第三，标本兼治，自律与他律并举，以清除流弊，匡正学风。为此，来稿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在外部，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立法维护学术界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营造自由、健康的学术氛围；实行吏治改革，政学分开，从根子上铲除“官尘暴”对学术界的侵害；通过各种渠道，逐步壮大民间学术力量，使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充分利用舆论和法律，惩治学界的败类和不法之徒。作为学术共同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争取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坚持学术界独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侵扰；完善评价机制和奖励系统，从正面积极引导；加强制度和规范建设，发挥各个学术环节中“守门人”的监督和防范作用；积极开展学术批评，把歪风邪气消灭在萌芽状态；参照国外惯例，在学术界设立道德委员会或反欺诈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调查和处理有关违规事件。作为学术人，要充分认识学术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事业，不是谋生和晋爵的手段，从而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道德观念，达到治学与做人、作品与人格的统一。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子是学术事业的后备军，因此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敬业和道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并在招生、培养、考核、授学位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像这样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中国学术界的学风可望伴随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展而在21世纪有所好转。
   这是我们的学术讨论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些看法。就自己来说，我有“六不主义”、“三不政策”，从不申请国家的课题，从不申请参与国家的评奖。从事学术研究已经20多年了，也出了几本书，在几个方面也有所突破，但没有参加过评奖，也没申请过一分钱的课题。凡是填表，都画一个大零蛋。但这样的话，也失去了许多实惠，名至而实不归。但我觉得有所失，有所得。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身心自由。

许章润：李先生说，丑陋的学术人神通大显，的确说得痛快。丑陋的学术人，可恶可恶！病弱的教育界束手无策，堪奇堪奇！下面我们请余三定老师发言。

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云梦学刊》主编）：我简单谈一下新世纪以来学术规范讨论的三个阶段。最早谈到学术规范的可能是在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发了姚椿龄先生的文章，呼吁学术注释要规范化。到了1988年陈平原先生写了一篇文章，1991年《学人》发了蒋寅先生等的文章。这是一些先觉者提出来的学术规范问题。他们的针对性与刚才前面几位老师讲的不一样。学术草创时期，跑野马，是正常的。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跑野马就不行了，得讲究规则。这和后来的反对学术腐败建立学术规范的背景不一样，社会反响也不一样，那时候社会反响比较小。这是第一个阶段。到90年代中期，建立学术规范已经是大声疾呼了，针对的主要是学术腐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有大量的这方面的报道和文章。讲法也有很多，有时候是学术泡沫，有时候是学术不端行为，有的时候是学风浮躁，更多地讲学术腐败（也有的人说学术腐败太严重了）。怎么样来抑制学术腐败？当时认为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建立学术规范，用学术规范DIZHI学术腐败；另一个就是学术批评了。那时批评学术腐败的呼声可能比建立学术规范的呼声可能更高一些。
   到了2000、2001年，我觉得2001年是呼声最高的一个时期，那时候杨玉圣的两篇文章反响很大。一篇是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答记者问，差不多是一个整版，讲了学术腐败的表现及其前因后果和对策；另一篇是发在《中华读书报》上的。2001年《光明日报》的学术版也有讨论，主题就是“反对学术腐败，建立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这一年建立学术规范的尝试也开始了，重心由批判走向了建设。这是我主观的一个看法。教育部的全国社会科学十五发展规划中有一段话讲到了学术规范问题，这是官方讲学术规范最早的。更早的《历史研究》等首都七家史学刊物在2000年初搞了一个《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北大等很多高校也制定了自己的学术规范，到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年）和《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2004年），再就是编《学术规范读本》和《学术规范导论》。所以从1991年前后已经开始了学术规范建设工作，对学术腐败的批判仍在进行，着重点是建设重于批评。学术规范的理论研究已经很深厚了，可操作性也很强了，今后的任务恐怕就是如何落实了。对今后的落实我不是很乐观，我有一个对比，我们党的反腐败法令法规已经非常多了，但腐败还是“前赴后继”，一个比一个厉害。就像刚才几位先生所说的，主要的根子恐怕还在官学不分，所以只有从体制上改了，官学分开了，学术规范才可能真正落实好。

许章润：谢谢余教授对于学术规范讨论的知识史的谱系梳理，我也同意余教授说的，不要抱太大希望。有法不依是百年中国的一个常见现象，尽管法律多如牛毛，但不执行，什么用都没有。即使今天有了什么学术宪章，也希望不大。现在请洪大用教授发言。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与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这个论坛是很重要的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因为前一段教育部发了一个《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规范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失范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我理解的规范是有三个层面的：
   第一为保证学术成果为真的中国规范，在这一方面连最基本的一点，有些学者可能还做不到。抄袭和剽窃就不用说了，像社会学所运用的一些数据和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数据材料的来源方法必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收集、公布。可是一些学者，不光是社会学的，喜欢用一些数据、一些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通过规范程序获得，缺乏说服力。在保证成果为真的方面就没做到。第二是保证沟通意义上的规范。学者之间对话很重要，但国内学者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批评和讨论的风气不足，缺乏沟通。大家可能在不同的背景下，使用不同的概念，这样对学术的进步是不利的。加强这个意义上的规范对学术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第三，保证学术成果一种为善的规范，当然这个可能有争议。在中国社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研究中国社会现象，社会科学还是有一个文化性的，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有时候还需要在自己的研究自由和和研究责任方面有一个权衡。这就是要考虑自己研究的社会后果问题，在这方面可能也需要一个规范。不能信口开河地说，要言之有据。这就是我理解的三种意义上的规范。
   为什么学术规范从很早的倡导，到现在大家不这么做就不能进步，学术就变得无意义了，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了。为什么一直这么说，但总是落实不了。这当然和整个社会的浮躁是有关系的。从社会学上讲，人们的行为往往是社会环境塑造的，所以社会的制度环境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教育部这个规范出来很及时，它起码给了一个导向。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导向去做，那会受到鼓励，如果不按照导向做，起码会受到忽视、批评甚至受到一些处罚。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制度和其他的制度要配套。如果我们把重复研究、低水平重复都理解为学术失范，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目前的研究体制造成的，像现在的985工程，每个学校都要报，但重复投资、重复研究，有限的政府资源分散使用，这在政府行为上首先是有问题的。
   对学者自身来说，学者的良心也是一个慢慢的培育的过程，需要自律。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使他们逐步养成遵守规范的习惯，这对未来的学者、研究者遵守学术规范促进学术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学生教育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教学中，我们也发现有的学生做作业的时候，是极不老实的，经常从网上下载一堆文章，拼凑一下就成作业了。一旦有这种现象，我建议学校应该严格处分。香港中文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的，一旦发现这种现象，或者取消他的成绩，或者取消他的资格。我就简单地说这么几点，表个态。

许章润：谢谢洪教授的发言。刚才5位教授的发言，我个人有很大的感受。我指导一个学生，是检察院的一个处长，是清华大学专生本的一个学员，他居然把黄仁宇先生的文章一字不差的抄上去，我说黄先生的文字我们一般人是学不到的，一般人是模仿不了的，你写得怎么和他的一模一样，而且首尾之间也一样。结果他竟然说，“因为我也是湖南人，湖南人都喜欢这样写”。这可是检察院的，他可是搞反贪的。这几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民间学术共同体关于学术里面优劣的判定与我们官方的体制化的评价往往截然相反，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法学界曾经3此评选过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说句不客气的话，有几个还可以，还有相当一部分从来没听说过。像我们卫方教授，是我们法学界顶尖人物吧，结果竟然没被评上，搞了个提名奖，我都替卫方遗憾，最好不参加这种事情，以免自取其辱。我想学府为官府所劫持，学人被官人所裹胁，是当今学术腐败、学术失范的体制上的原因。现在本时段的讨论顺利结束。再次感谢上述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

赵 梅：根据论坛日程安排，我们进行下一阶段的讨论。下面的报告和讨论，请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主持。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我要向大家道歉，迟到了。按照安排，下面由《历史研究》主编徐思彦发言。

徐思彦（《历史研究》主编、编审）：对于学术规范，大家说得已经比较多了，我也就不再低水平重复了。我接下来表一个态：在完善学术规范的历程中，我们的《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都做了一些努力，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反响。但这些只代表过去，并不等于我们没有事情可做。就刊物本身所发的文章当中，大家可能会看到那么一些不那么遵守或者不完全遵守学术规范的地方。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对我们的刊物提出了更高或者更严的要求。
   刚才刘校长谈到了量化管理，我就想起，可能是由于量化管理的问题，有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对我们的这些刊物的公关力度是非常大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到我们那里去，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发表文章。他们到我们那里去，说要请我们的主编去讲学、请我们的编辑当兼职教授、或者联名发表文章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有的直接把钱放在办公桌上。对我们几个刊物的公关是全面的，除了《国际社会科学》外（因为那是一个翻译本），其他四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有公关的。我们也能体谅他们的压力之大，但在这方面还是应该按照我们的程序去做的。这种情况下，我想对我们的匿名审稿制度、对我们编辑的道德底线都是一个全面的考验，也是一个挑战。我也希望我们在坐的学者回去跟大家讲一下，希望我们的学者把精力功夫用在做学问上，不要用在对刊物的公关上。在这里，我也愿意向学界做出一个承诺，尤其是从《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版还有《文摘》的这一块，我们在审稿程序方面一定要坚持严格的学术规范，如果大家发现我们有什么违规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文章不符合规范，或者不合我们的审稿程序，我们愿意接受学界的监督，也希望大家以任何法律允许的方法对我们提出批评。我所做的承诺就是愿意接受学界的监督。我就说这一点。

牛大勇：谢谢徐主编。我看了一下会议的安排，感觉缺少时间让大家交流讨论，就是一个个地发言。发言当中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有意义的问题，这是应该讨论交流一下的。我觉得《历史研究》在匿名审稿方面做得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国的刊物与国外刊物的最大差距是缺乏匿名审稿制度。很多有名的刊物都不实行这种制度，这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信誉上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希望办刊物的主编能考虑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研究单位和高校是用金钱来奖励在某种刊物上或者在某一级刊物上去发表文章。如果一个老师在那里发了文章会有多少多少奖金。当然，图书馆由于工作的需要而搞的核心期刊变成了对文章的品评的一种级别、一个尺度。这个也是有它的问题的，很可笑。这个问题现在没时间讨论，我觉得是不是发言以后能不能讨论一下。下面请《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副主任林治波发言。

林治波（《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我的观点很简单，学术腐败表面上看是一个规范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学术道德问题背后又和腐败问题有关系。学术不规范和学术的腐败现象，大家都认为跟我们社会的腐败相联系。学术没有真空，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影响到学术界以后，使我们的学术界变得不干净，这有一个必然性。但另一方面，我考虑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作者和传播者，从根本上说不能以社会上怎么着为借口来给学术的不规范、学术的腐败现象来做开脱。在这方面，学术界不光是受到其他领域社会风气影响的客体，更是带动和影响全社会风气的主体和源头。一个社会，如果学术界不好，那么从这个社会哪个地方来找出一个干净的地方呢？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的浮躁和腐败不能成为学术界腐败的借口。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良心、一种觉悟，我们不能找任何借口来推托，应该做一个好的榜样。
   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学术规范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实际上很一致。为什么把这个意见一致的问题拿来讨论呢？我觉得道理在于怎么落实起来，因为既然教育部出台了规定，那么最重要的是把这个规定落实下来，把这个规范落实下来。是不是能落实下来，形势确实不是很乐观。所以学术界要在这方面做出绝对大的努力。
我认为法律的制定和规范的制定其实不如执行来得重要。大家都谈到，规范多得很，法律多得很，四五千部法律，中央的、地方的，各种法律法规多如牛毛，但实际上我们的法制建设成就很小，制定法律容易，因为有过去的经验、外国的借鉴，有法律学者的研究，有律师的实践、法院的实践。关键难的是执行，执行落实不下来。我觉得法律落实不下来，比没有还查差劲、还糟糕。因为没有的时候，大家还有一个希望，说有了问题来制定一个法律来解决。但如果制定了法律，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没指望了，就绝望了。而且这种现象导致大家对法律法规的威信丧失了希望，这就造成了一个恶劣的传统，不尊重法律。不尊重法律还没有恶劣的后果，受不到惩罚，这样以后就造成一批刁民，他们拿法律根本不当回事，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教育部出台这个《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非常有必要，很重要。但如果规范落实不下来，那我觉得还不如没有。因为没有的时候，大家还指望着制定一个规范，有了还得不到执行，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落实上。过去鲁迅先生说：“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这是鲁迅留学日本之后一个切身的感受。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还严重存在这个现象，就是出台一个规定，或者是挂一个招牌，或者是开一个会议，制定一个文件，这样事情就了了，但下面所有的落实都没人管。这个学术规范将来要是沦落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但即使在这种悲观的情况下，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有良心的学者应该为这个东西做出努力来。因为你自己努力了，就是一份力量。如果影响到其他几个人，那就更好。我不算学者，过去做过研究工作，但我愿意为这个事情来做宣传、做呼吁。

牛大勇：谢谢林先生。关于学术规范，多大程度上需要靠道德的力量，多大程度上需要靠法制的力量，另外立法与执法在多大程度上靠政府来执行，又在多大程度上要靠学术界自身来制定和执行。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也许是一个探讨不清的问题。我观察国外的情况基本上是感受不到政府干预的存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发言。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我对学术规范没有研究，只是谈一些非常感性的看法。首先表个态，我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致力于建立学术规范的努力都是表示支持的。像民间的努力相对来讲，可能更珍贵一点。像我们学界的杨玉圣教授，多少年来一直在搞这个事情。我原来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我们的三代所长，从李慎之、资中筠到王缉思，对玉圣在这一点上都是非常欣赏的，认为为我们的学术走得稳一点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我觉得官方的努力也是要肯定的，包括前几年我看到的院士道德规范，还有现在教育部出台的社会科学规范，我觉得都要肯定。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
   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必要性方面，除了道德底线这样一个依据外，我们还要多从求真的角度谈一谈。我非常同意我们的学者是代表社会的良心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学术腐败得不到遏制，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将不知伊于胡底，对社会是很可怕的。这个理由我是非常赞成的。但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我们多从求真的角度说一下。记得80年代后期，我们社科院美国所成立了一个“无知社”，是李慎之先生主持的，当时他给我们推荐了一篇文章，1988年9月号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许纪霖的一篇文章——“让学术冲破政治的藩篱”。它主要反思我们中国学术的特点是太多的求善，道德义愤太多，缺乏深刻的思考。不像西方，西方是以求真为主。因为我们的善没有真正的基础，得到的往往是伪善。慎之先生非常欣赏这篇文章，就给我们推荐。从那时开始，我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要求真。道德义愤要有，人是要有道德的，但求真最重要，道德愤怒绝对代表不了求真的思考。关于学术规范，对学者来讲，它的很大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有助于我们求真，它可以把我们的知识基础搞得巩固一点，避免低水平徘徊。如果学术真的能按照现代规范严格地向前推进，就有助于学术的积累。
   我理解的学术规范有这样三个层面：一个是道德层面的规范，就是说不能抄袭，最简单。一个但凡有良心的人，不能这么做。第二个是技术层面的规范，赵梅的《美国研究》、还有邓正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都登过的一些学术注释规范要求，就是使大家的基本行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要规范一点，也就是大用刚才所说的，要保证你所说的是真的。第三个是学科性规范。我的理解是我们在写学术文章的时候，像林先生的时事就不用说了，每一篇学术文章前都要有一个literature，就是把人家已经做过的研究你把它规范一下，介绍一下。这是西方做研究非常普通的一个部分，但我们这里好像非常缺这一块。如果变成一个共识，但凡学术文章必需要加这一块，它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基础会好一点，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现在的学术文章也跟时论文章一样，上来就论，结果导致外国人看不起我们的著作。我记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最后一期，即138期，他给我寄了一份，四篇书评，评中国人的书，都是骂得很厉害的。第一篇评的是一本文集，有一半是中国学者写的，提供了很多新材料，但有一个问题，即没有放在一个知识的地图（Knowledge Map）上，也就是说你的推进是不够的，你的训练是不够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若没有放在一个总的知识的地图里面，没有这个东西，那学术价值就大大降低了。要改进这种状况，我觉得每一个学科人的每一篇文章，都要交待清楚这篇文章是怎么来的，选题为什么跟过去的选题不同，人家已经做过了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我们就知道你真正的贡献在哪里。
   这是我的一个直觉，我觉得我们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不同是我们主要是一个感性文化，人家是理性文化。然后，在学术发展的路径上也不太一样，我们是高峰对话，孔子死了以后，多少年有一个亚圣，然后再多少年以后有一个朱熹，这是高峰对话，但它不是平稳地往前走。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学术规范不一样，西方人是一点一点平稳往前走，具体微观层面的表现就是这样，它在学术表达的过程中非常规范，它把前言交待的比较清楚，这样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做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理解的学科规范。事实上，现在我们国内已经有人开始这样做了。我知道的美国研究学界，像杨玉圣就做了一些，把国内研究的有关出版物都交待一下。另外像现在美国所所长王辑思，他有一个特点，非常注重国内出版物。一般来讲，他在论述一个话题的时候，他会比较清楚地交待这个问题上国内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相对来讲，我觉得国内有一部分人喜欢引用国外人的看法，这也许是我的错误印象，对国内学者的看法不屑一顾。这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法学界也有这个问题，对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谈得不多。国内学者即使很差劲，也要把它指出来为什么差劲，这有利于我们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学科规范可能是未来我们建立学术规范的不可忽视的一块。因为我们现在太多的集中在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上，学科规范如果从学科创新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更重要。
   最后谈谈我对解决之道的看法。一个是自律，就是大家要有责任感。我研究美国多年，我知道美国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主义，而我们中国知识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认同美国的结果，不认同美国的过程。一说起来就说美国人做得好，但美国人做得好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个人承担责任。这个我们中国学术界没有，一提起来就是别人的责任，跟自己没有关系。学美国没有学到根子上去，似是而非，认同结果而不认同过程。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一切具体事情的原因产生于个人，解决问题之道在于具体的个人。所以我觉得要有学术自律，要有责任感。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隋唐以后我们就没有贵族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贵族是不正常的，知识分子没有贵族的地位，至少要有贵族的精神。学术自律这是一个体现。第二个就是我建议各个学术刊物都设立批评的栏目，就是完善批评制度。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最好是各个杂志都安排一个学术批评的栏目。第三个是呼吁政府来改进评价体系。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要完全脱离政府的管制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坦率地讲，我们中国的社会也没有市民社会，如果政府不管了，我们大家都失业了。中国社会要想也像美国一样，完全来依靠社会力量来发展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还是依靠国家。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帮助国家改进它的评价体系，但怎么改进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两个月前，我们请林毓生做讲座，林先生很反感地说，全世界都美国化了，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一样。其实评价体系都是从美国来的。一个人一年发了多少文章，多少核心期刊的文章，多少字数，这就是Americanization，美国化了。要从具体的效果来讲，它可能不如陈寅恪先生观察一个人，观察3年，然后说你搞这个方向比较合适。他这个评价就可能非常准确。但话说回来，也没有办法。因为像陈先生的那种评价只能是适合手工艺时代，现在是大规模的现代化时代，可能只能按照一个统一的官僚性的标准来，这就是黄仁宇先生讲的数字化管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你要搞现代化，接受的东西就是要官僚化。我们只能是在技术层面帮助官僚化的评价体系，稍微符合现实一点。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可能还要有耐心。十年之前我是非常激进的，现在变得比较保守了。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国外了解的深入，特别是去年我在美国教了一学年的课。以前大家经常说西方式的忌妒和中国式的忌妒，那是伪说法，根本不存在的。什么中国式的忌妒是我不行，也要把人家拉下来，美国式的忌妒是我不行，我要赶上去。这绝对是伪总结，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在微观层面，人的行为一模一样，美国大学的校园政治和中国大学的校园政治是一模一样的，根本就没有区别。我觉得对事情的改进就只能这样，我们慢慢地做，然后期望不要太高。这里面有体制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有发展原因。从我们自己的国际关系学界来讲，我介绍一个数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有27000多会员，而美国国际研究的主体是欧洲，如果加上欧洲，加上搞理论的，美国整个搞国际问题的人将近十万人。而我们中国全部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专职人员只有2000来人。美国的这十万人全部是在美国的大学拿到PHD的，而我们这2000多人中不到一半的人拿到PHD，数量少，质量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想让你的学术研究一步到位，达到与人家相匹敌的位置，不可能，只能慢慢来。当然这个慢慢来不是说就不做什么事，我觉得要做，采取现实的办法来做。一个就是说个人自律，每个人要承担起每个人的责任，首先从自己做起。第二个就是比较具体地搞学术批评栏目。最后就是逐渐地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这是我的一个综合看法。

牛大勇：金教授讲的这个学科规范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另外讲的加强学术批评，我们的刊物以前对这个方面是比较注意的，但到目前为止好像是有点退步了，和国外的学术刊物比较起来我们有比较大的差距。国外著名的学术刊物大量的篇幅是在刊登这些批判性的和反批评的文章，包括China Quarterly等，有的时候论文也就几篇。这对学术规范是有很大好处的。下面我们请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发言。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各位先生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学界不干净的现象不仅现在有，过去也有，将来还会有。国内有，国外也有，就像金先生说的那样。知道得多了，就觉得这不是什么特别让人惊异的现象。我想这主要是人性的缘故，因为学界的人就和整个大社会的人一样。学界圣人级别的，是很少数，苦心做学问，一心坐冷板凳的，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的也是少数，国外也是如此。学盗文贼，学界的坏人，顶尖的坏人，也是很少数的。大部分都是中间的人物，能遵纪守法，也常常为稻粱谋。大概是这样一种构成，只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时代，这三类人的数量、比例多少有些变化而已，比如说现在的不正之风、学风比较坏的程度烈一些。但总的格局，我觉得没什么变化，这也是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优良的学风学术产生以来能绵延不绝的一个基本原因。所以，我自己对我们国家的学界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们讨论学术规范，大家都提出要制定一些学术规范，那么如何来落实这个规范都有一些忧虑。行政部门的干预，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学者之间的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还忽略了一个潜在的、其实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他律。在同一个学科之内的，同仁之间的口碑，我觉得古往今来都是一直存在的。某某人有学问，某某人学问做得好，或者做得较好；某某人没学问，只是一个活动家；或者某人原来有学问，但当了官、学术权威或者行政权威，于是就废了。这是始终存在的。比如说我的学科之内，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判断能力。这是我们学术界能始终保持发展的一个动力。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主流还是好的。
牛大勇：谢谢郭教授。下面请中国社科院侯旭东先生发言。

侯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学术规范论坛，前面很多先生的发言，我都基本上同意。目前建立学术规范应该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我想下一个问题，学术规范的内容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共识，虽然教育部出台了一个关于学术规范的一个规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像什么叫抄袭，这个问题实际上远没有达成共识。有一个简单的例子，看《现代汉语词典》，它对抄袭的定义，大概上面写的就是剽窃他人成果。其实这是一个同义的解释。而在英文字典里，我看商务出的Longman英汉字典里，它是用一句话来解释的。它说是未标明而采用他人的论述观点，而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著作中。这个定义远比我们中国字典里的定义要详细具体的多。前一段时间，我们所里出现了一个关于抄袭的问题，但很多同志就以为抄袭大概就是一字一句地原封不动地抄了某个人的论述，这叫抄袭，而如果是采用了别人的观点而没有说的话，没有提及这个人的著述的话，这不算抄袭。我觉得在学术规范讨论中，对这些基本的问题是应该做进一步的研究，希望学术界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落实这个学术规范。我这里强调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建设，学术规范从学者个人角度讲，要强调他的自律，但也应该强调他律。其实制度就是他律的一个重要手段。我自己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在制度建设上是很不足的，大到国家的法治建设，再到学术界的规范建设。这不是说我们没有规定，而是说我们的很多规定没有可操作性。我翻了一下教育部的规范试行本，我觉得这里面很多规定就难以操作。像第九条“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了什么叫抄袭，但它没有对抄袭做一个界线非常明确的说明，而只是说不能怎么怎么样。另外一条说“应注意学术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缺乏一个制度上的具体可操作的意义。我想讲的一个具体的制度上的建设，一个就是学术期刊上书评方式的改革。我们现在很多杂志的书评基本上都采取作者自由投稿的这样一种制度，而国外的学术期刊一般都拒绝书评的自由投稿，而是由编辑部约请书评作者。这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人情面子的问题，这是一种可操作性的措施，应该多少会对书评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另外，我觉得现在在邓正来先生的倡导下，学术期刊的专家匿名评审已经是很多杂志包括我们社科院很多杂志，教育部要求很多大学的杂志也都采取这个制度。但相对来讲，学术著作的出版由出版社约请专家进行匿名评审这样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所以，现在出版的学术著作相当多，但低水平的也相当多。十年前，我们还可以说学术著作出版难，但现在学术著作的出版相当容易。很多大学都有各种各样的出版基金，很容易找到资助，而且往往在非常有名的出版社出版，但很多书的质量是不敢恭维的。这实际上是浪费了学术资源，等于也是一种学术的重复劳动。所以我觉得应该采取专家的匿名评审，或者由出版社出面，而不是由学校出面。这样的话，就能保持一种中立，因为出版社起码要为自己的声誉着想。不要因为某些学校给了一些钱，什么样的著作都出版。这是一个问题。
   从长远看，学术规范的建立最根本的是应该从学生抓起，从我们大学生、研究生的训练开始。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听过一次一年级人类学的课，当时教授让学生写作业的时候，要求他们看美国人类学家的杂志，说按照杂志上的规范来写这个一年级的论文。这个论文应该说水平肯定是初级的，但从规范上讲，它是要求按照最著名的人类学杂志的规范来写的。我觉得这种从大学一开始就让学生逐步训练，可能会对他们树立技术规范和学科规范是有一些帮助的。
   我想对前面几位先生提出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关于官学不分，这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一个现象。最终解决可能需要我们民间社会的逐步发展，学术民间化，来逐步解决。但还需要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对这个前景，我确实也是不乐观，虽然前景不乐观，但我们学者不应该放弃努力。我们应该通过学术规范的讨论以及各个杂志制度的建立能够慢慢形成一种自主的学术空间，然后培养学术界的共同体，然后逐步形成一种相对疏离于政治和官府的学术界。关于量化管理，我们社科院历史所很庆幸还没有量化管理。我不知道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但我听北师大历史系、中文系朋友讲，他们的量化管理不是以每年来做一次统计的，可能是3年、5年，我觉得量化管理虽然确实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废止的话，还是能在具体操作上有些调整。对刚留在学校的老师我们可能3年评价一次，然后做了副教授以后，5年做一次评价，然后再长一点时间。虽然我们也要做量化管理，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每年都要出多少东西。我们可以说5年出多少东西，或者8年出多少东西，这样能相对鼓励大家潜心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我觉得这些技术上的东西完全是可以做的。可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具体制度的东西都是不屑一顾的，认为都由小吏来管的，知识分子不关心这个，但往往这些制度对知识分子来讲是起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具体的制度操作上投入更多的心血，能够把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

牛大勇：谢谢侯教授。下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先生发言。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我首先先提两点建议或者是呼吁。一个是从规范我们的学生来讲，建议我们有关方面牵头建一个像美国Turnitin那样的网站，便于老师、评价体系杜绝抄袭剽窃的行为，进行很方便的检索，这个网站是很管用的。尽管中文的监督机制比英文的效果要差一点，但不妨尝试做一做。我觉得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先生们做的这件事是很有创议的。我还要有另一个呼吁，请北京的媒体不断地关注一下像浙江大学这样的学校，我们的博士生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在这种体制之下，除了完成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之外，还有那么多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的苛刻的要求。我是去年才从浙大调到政法大学来的，我在浙江的时候也呼吁过，但他们一讲到浙大的时候就省略了。我在浙大还带博士生，除了要求他们好好做作业，好好写论文，要在论文的选题、资料还有论证方面把关，包括我们的答辩程序。除了我们的开题报告、匿名评审以外，还有答辩本身，我们都是比较规范的，但按照浙大这种标准的话，他们还不能毕业。因为一定要达到所谓的A类刊物上发表文章两篇以上，要在《近代史研究》或者《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上，而且省级的还不算。其实浙大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倾向性。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不是清华搞出来的，反正南方很多学校就骂浙大。有的博士生导师在《近代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上都没发表过文章，还怎么要求学生。
   关于学术规范与博士生教育，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博士生教学培养中的一些问题，基础学科研究的难度与社会的需求之间成反比，导致了人文学科生源的欠缺或者是生源的危机或者是生源的紧张。现在通常情况是数学不行学文科，语文不行读历史。可是，历史学科离开了数学和语文这两个智力强项这将意味着什么，这是很糟糕的。更糟糕的是第二个问题来了。在生源危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文学科还在扩招。所以学术规范本身既要达到使学生受制、受约束，同时也要让他们受益。所以体制的问题，各个学科的学者应该适当地呼吁一下，至于效果怎么样，另当别论。包括这个排行榜，如果非要搞这个排行榜的话，要设置一个丑闻出现以后增加负分，要有一定的约束性。能像华东理工大学出现的胡黎明事件那样，不扣它一点分怎么行？我个人考虑规范的问题，也是从这件事上开始，这么一个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又是人事部的跨世纪人才，在省部级的各项奖励他拿了7项，这样的一个人的博士论文还大量抄袭。社会各界民众当然有理由怀疑，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也抄袭了？我们是社会的良心，这个良心怎么去体现？一定要制度化。

牛大勇：曹南燕、井建斌、邓正来提交的是书面发言。他们的文章还是值得看的，尤其是邓正来提出，下一阶段的学术规范建设中是不是过多地依靠了政府，呼吁政府来行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大家可以对刚才两个阶段的发言进行自由的讨论、交换一下观点。请大家自由发言。

许章润：我刚才听了郭小凌教授的发言，深表赞同，并且对郭教授的表达方式、语言风格也很激赏。郭先生提出了一个事情，触动了我的一个心思。学术界我们长久以来忽视了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那样一种约制的力量及口碑。就是说这样一种口碑作为一种无形的、但确实具有一种道德压力的学术压力的这样一种氛围、一种东西，它在我们的学术群体、在我们的高校中似乎现在已经不见了，因为口碑再好抵不过体制的这样一种褒奖或者贬斥。正像人们所说得那样，要道德有什么用，道德值几个钱，现在就成了口碑值几个钱。以我所在的单位为例，这种口碑能不能起到作用呢？我想也起到了作用，但与持有口碑者的人数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我所在的单位，过去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是新组建的单位，风气并不好，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术单位。到了同一个学院后，有了一种群雄争霸这样一个情况。而中国的法学，不像史学和其他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的法学实际上从1957年之后完全取消，1977年重建。所以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的一种状况。没有学术传统，没有优良的学风传统，甚至缺乏一种大家公认的这种范式。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又很强，这种泛政治化的色彩也很强。所以造成整个法学界，包括我所在的单位，都出现了失范的这种现象。
   听了郭先生的报告以后，我有一个感慨，就是近年来随着三四十岁的或者再大一点的受过较好训练的同事慢慢进入，现在我们形成一个口碑的氛围。你要是还在那个地方瞎唠，我唾沫把你淹死，我唾沫淹不死你，我沉默，用沉默来表示对你的蔑视。你再在那个地方说，夸夸其谈，什么我是跨世纪的、获得国家的什么奖，大家都不屑。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我心里清楚。所以我想口碑确实很重要，像刚才郭先生讲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恶毒的空气氛围下，作为个体，他这种自我的良知良能不能泯灭，即便不是学盗文贼，也不是学界圣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作为学术界的普通人，我至少能够保留在这个中等层次里面力争上游。而这一点，我想个人良知良能的发挥，与口碑这种外在的学术压力，道德氛围的建造，有助于这种学术规范的形成。
   关于规范的制定，在法律上我们常常讲法的制定。法的制定包括法的自发形成，包括对习惯法的的认可。我想规范的制定这样的词，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不仅是指的通过有组织的体制化的运作，我们共同的官民合作，来写作这个所谓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更多的民间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更多的是一种自发形成的，这样一种关于学术的生产、创造、传播和运作、发表种种这种实体的程序上的技术要求。所以，如果我们理解的规范制定是这样一个意思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规范的制定参与者这个问题必需提出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刊物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阿拉伯数字怎么样用法。关于注释体例，新闻出版署有一个规定。可以毫不客气地讲，这个规定好多地方非常地荒唐。比方说，我们说一不做、二不休，它规定是阿拉伯数字才对。大家怎么办？七上八下，难道我写阿拉伯数字？如果写阿拉伯数字，这种传统的成语表达岂不是把它肢解了吗？还有比方说，在注释体例的后面，有m打个括号表示什么，这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我仔细地做了一些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我问了新版出版总署的同学，参与制定这样规则的人，当然有官员，有受过教育的官员，但最初的起草者，我不知道各位同仁知道不知道，是几个毕业刚分去的中文系的学生。这几个毕业刚分去的中文系的本科生在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体制下，所受到的学术规范的训练、学术修养的这种陶冶是非常有限的，制定出这样一种非驴非马的所谓的规范。而这个规范，正如是刚才林先生所讲的，有法不依，害于无法，如果是恶法的话，不如无法。这个规范我发现对于形成健全的注释体例这样的小问题来说，会有一些坏作用而不是好作用。我觉得规范的制定者如果不是民间自发的学术共同体通过自由筛选、充分尊重、以宽容的心态，充分的尊重民间学术的这种自我发育，否则不可能真正制定出大家所接受的规范。如果不是这样做，制定出来的规范，就像我们的什么法一样，等同废纸，或者说几乎等同于废纸，或者说从它颁布的第一天起就把它自己放置在规则的外面去了。

邢东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调研处副研究员）：以前我提出过“评比是学术的鸦片”，贺卫方教授批评说没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现在的学术评价，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它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根据什么来搞这个评价，根本就没有多少根据。我觉得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标准，可以评出水平高下。这根本不可能，或者是非常难。科研都是有个性的，每一个科研都是不同的。比如历史，明清史和秦汉史是不一样的。在研究的内容不一样的情况下，做量化的话就很难。我们对比一下产品。比如电视机、汽车这些产品，以前都搞什么部优国优，后来为什么国家都禁止了，因为它里面问题很多。但它那个评价有客观标准，它可以用仪器测出来。我们的科研是测不出来的。测不出来的东西现在还评的非常多，而且越搞越滥。现在常用的量化指标都是社科院的，其中一个就是社科评估体系指标。分的是打分段，一共是21个段。据说好多地方都用。它分为极好、较好、一般、较差等5个等级，要评委在21个分数段里面打分。评委非常难打，许多评委都说非常难打。许纪霖教授在“世纪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以我个人的愚笨，常常在数字的管理之下手足无措。比如，研究生答辩完了，我会面对一堆表格发呆，表格上要分项给学生打分。课题意义几分，论证合理几分，论据充分几分，应用价值几分，最后算出总分，排出名次。虽然对学生的优劣有一腔的评语，个中优劣也一目了然。但没有数目字管理的起码能力，就反其道而行之，先为各位打上总分，然后胡乱分配到各个项目中。一边填，一边满腹狐疑，部分之和等于整体，还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相信很多教授都是这样打分的。对于一个科研成果的评价是长期性的，所以我说在明确的优劣指标制定出来之前，非要比个高低的话，结果最终只能是比关系，比帮派，这在很多单位实际上都是这样的。比来比去，最后给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误区。
   第二个误区是假如不搞学术评比，不拉开档次，就无法促进学术发展。我觉得这又是一个认识的偏差。从学界实际情况来看，刚才好些学者已经分析了，特别差和特别好的都是特别少数。大部分是中常之人，对中常之人的评价，我觉得应该是搞论资排辈，除了特别差的，因为时间和经验不同，据此制定出办法，这样大家都有希望。不能像现在一样，今天一个标准，明天又一个标准，老出台评比。最后学界弄成了大混战。在评职称的时候，都是这种拉关系了什么的。大家都可能接收过纸条、电话之类的东西。对几年不发表文章的学者，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先下什么结论，只要他踏踏实实的干。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快，有的人就比较慢。你现在这样急功近利搞下去，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没有心思搞学问了，天天在填表。当然，社科院可能好一些，其他地方可能比较严重一点。我觉得现在各种新举措的结果只能是促退学术，成为学术健康发展的障碍。贺教授上次说我没说出路。我觉得出路就在于开展学术批评。没有学术批评的话，所有的评价都没有基础，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只能在批评中体现出它的价值来。没有这个批评，博导就要很辛苦，在论文答辩的时候要看很多的论文。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成果，如果想让人认识到他的价值的话，就要放在同行当中去批评。现在政府有关部门热衷于搞评比，不让批评。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批评上面。这样的话就是多批评，少评比，最后也许我们的学术界还有救。
  
牛大勇：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没解决。如果说定量的分析是一个问题，那么学术评估需要不需要？需要的话，怎么评估？比如，有个单位有人当教授，有人当副教授，有人当讲师，还有什么一极、二级等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文科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广泛公认度的评价体系，整个学术界没有评估，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全国高校的历史学一级学科评估，当然是自愿，按照它的指标去报。我也是面对一大堆的材料，感到依靠这些材料是否能评出真正的水平来。比如要求报三年来也就是从2001年到2003年这个单位的人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篇一篇的，论文名字、刊物都要写上，按照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认可的。我们且不说这份目录制定得合理不合理。按照那个目录，凡是在南京出版的跟历史学有关的刊物都在里面，还没看到在南京而没被列进去的。它是根据什么方法制定出来的这份目录，是让人怀疑的。这个我们就不说它了。
   比如说一个单位有100个老师，3年来发表了200篇论文，而另外一个大学有60多个老师，它发表了220篇论文，那个好一点？甚至一个大学有100个老师，发表了300篇论文，3年一人一篇，我们是不是根据这些东西就能判出一个分来？这个分是怎么给的？当然还有很多著作也是这样。这种量化是有问题。我也不知道最后专家是怎么评的。
   这么多年来，北京大学文科通行的一个做法是评代表作，不根据数量。报职称、评博导、评什么，代表作就行了，而且就限定5篇，多了也没人看，当然也可以更少。实际上5篇有没有人看也是个问题。我觉得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不比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没有可比性。要比的话，就把自己的代表作拿出来，能代表你的水平的东西。一本书也好，一篇论文也行，厚薄不论，字数不限。这样的话，是不是比量就好一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的教育部、政府机关各种各样评的奖有没有必要。政府来评，评的科学不科学。刚才有的学者实际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像我知道的北京大学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从来不报奖。田余庆先生不久前得了一个北京市的社科特等奖，但他自己不报，他不肯报，是系里硬给他报上去的。还有罗志田教授，他也从来不报奖，什么奖都不报，怎么动员他也不报。还有茅海建、杨奎松都是从来不报。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在全国同行当中还是得到公认的。这些奖评得到底有什么意义，不评是不是大家就不知道、不认可你的学术地位、你的论著。这些都是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和讨论。

赵  梅：特别感谢许章润教授、牛大勇教授两位主持人分别为我们主持了上面两个时段的研讨，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我自己也是特别有感触，刚才金灿荣教授提到了李慎之先生，他是我的老领导。在他最后去世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在美国，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李先生是美国研究所的创办人，也是《美国研究》的创办人，可他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职称，他从来没有申请过职称，他就觉得中国的职称评定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学者的真正水平，所以他在美国讲学的时候译，他介绍自己的时候总是说他是社科院的退休干部。李先生没有任何的技术职称，但我觉得他的学术成果、他的思想在学术界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下面进行第三个时段的研讨，请北大贺卫方教授主持。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首先感谢总主持人！我想我们学术规范化首先有一个非常正式的、正规的发展，就是我们学术会议的开法越来越规范化了。二十多年前大家开会的时候，大伙都来一帮人在一起，发言的人之前也不会说“谢谢主持人”或者“谢谢主席”，这都是跟西方的规范接轨的一个标志。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论坛，能够作为其中一个时段的主持人，我们这一节是一个非常整齐的群体，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群体，我们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叶坦教授。

叶 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首先遵守规范，谢谢主持人。很惭愧，说实话，我最近特别的忙，有的东西都没有好好看，没有贡献。玉圣他们起草的倡议书，当时我提了几点意见，供参考。作为一个学者，对这种学术腐败、学术失范是非常地义愤的。但自己的确拿不出太多的时间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系统性的思考。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成果摆在这里，心里真的是有点激动，很多的学者为了我们能够有一块净土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厚的书一本一本地摆在这里，心里面更加对自己不能为这样一个很大的事业做出一份应有的努力而感到惭愧，因为这个学术园地是每一个学者和每一个科研管理者共同地要把它做好的一个事业。今天的主题是恪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创新，我考虑现在的题目是《学术规范与学术资源配置》。因为我自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资源配置问题也是经济学比较重要的方面。《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中的“珍惜学术资源”这句话是我有意识地提供给起草者参考的。那么，学术规范到底是规范谁的，我经常在底下想这样的问题，而且由谁来制定规范，就像刚才许老师讲的，由本科毕业的中文系学生来规范整个学术界，用M，用G用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很可笑、很滑稽的事情，也是很不严肃的事情，但是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对于体制或者官方在这个整个的学术工作中所作的这样一个工作尤其是学术规范性的工作起着一种反感或者完全轻视这样的一种看法呢？我看不尽然，尤其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这个学术规范的制定也好、实施也好，如果能够通过我们比较正规的体制，例如教育部，他们6月22号就通过了这样一个规范，那么这个规范确确实实很多学者谈到就是如果一个规范与其实施的不好，还不如没有。我个人的看法是有规范就比没有规范强，因为你就明摆着你就犯规，因为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包括我们需要进行学术规范的教育、学术规范意识的培训、学术规范遵守的过程等步骤，这些都是需要的，但这个规范不仅仅是规范学者，更重要的是要规范那些制定规范的人和管理整个科研工作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要对掌握学术资源的人进行一种问责制。我觉得应该提倡一种学术问责，比如说作为学者，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抄袭剽窃或者是其他不端行为，当然应该予以痛斥。对于那些手握重拳、掌握学术资源的一些人，如何规范那些学术权力和掌握学术权力的这些人，也就是学术资源配置的问题，也应该规范。关于学术资源是如何配置的问题、配置方法，比如说用行政的方式还是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形式，是从国家经费的拨款还是到通过基金制，或者通过同行评议等来实现科学资源有效配置。关于学术资源它的投入和产出的效益问题，它一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讲的最大产出最小投入，不然的话，那么无限的垃圾、无限的浮躁、无数的腐败就必然要产生。那么，这种资源的投入跟产出的关系应该依循着怎样一种规律而符合科学研究规律进化提升总的效益作思考，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体制内，那么你能够左右的资源比如说你写一本书，我经常在书店里看见，说得不客气一点，垃圾遍地，低水平重复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有这个需求，由于这个需求它导致了这样一种生产，这种生产就是我们某些体制内的这样一种评价体系和这种效益体系要求人不断产生垃圾，因为你不可能十年磨一剑，你这个剑不可以磨下去，就拿社会科学院来说，据我所知，的确是有很多人，还不是一个少的数量，他们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但没有办法，坦率地说，社科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数量要求，这个数量的确是害死人。如何制定一个有效的评估体系和评价办法，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把它数量化也好，程序化也好，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它有多少缺陷，去做，去打分，可能比连评价都没有要好，因为否则的话，像牛先生刚才谈到的，他作为北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他一直要负责很多管理方面的，他就觉得很为难。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同行评议，就拿同行评议来说，有很多东西，比如说职业良心，何谓同行，大同行，小同行，评议过程，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非常这个软性或者说弹性的，比如什么是同行，坦率地说，如果能够在一般意义上的同行都能认可或者说肯定的项目里，作为国家的前沿的或者有发展前景的、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那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只要能够被一般的同行所能认可的东西，恐怕就具有着一些共识性，而共识性代表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基础本身就带来了对未来前沿学科的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讲，那我们无事可做了，因为你再好的资源配置方法，首先同行评议肯定优于其他，是不是这样呢？我个人以为其实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的行政机构、管理机构，即便是以行政拨款的方式也未必不能优化我们的选题，但它相对于资源配置方式而言，一定不能够有效地在制度上保证我们学术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配置，这两点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

贺卫方：非常感谢叶坦教授从学术资源配置如何合理化的角度给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和重要的思考，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大家讨论的主题是学术规范化，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展现自己学科的色彩，那么叶教授更多地从资源配置这样的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刚才许章润教授的讲话是法学家从法律规则如何有效地实施的角度，这是他比较关注的。叶教授也是提出了要对于那些有权力分配学术资源的人进行规范化的这样一个问题，正好第二位发言人就是一个有权力分配学术资源的人，我们现在请教育部的张保生处长给大家讲几句。

张保生（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处长）：我们现在经常谈的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说到现在学科越分越细了，隔行如隔山，但有一个话题是共同话题，就是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可以把我们搞历史的、搞法律的、搞哲学的、搞中文的结合起来，大家都来共同探讨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那么，我觉得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应该说对于学术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那么说到学术规范，应该严格地说，不是教育部发布一个《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我觉得新闻界的朋友将来是不是也这么报道，就是教育部转发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上述《规范》。因为这个《规范》是教育部社科委会6月22日成立大会上讨论通过，它应该还是一个学者学术共同体或者说学术界制定的一个规范。那么，作为政府部门转发了学术共同体的一个规范，也不能说是政府的什么像法律文件一样的东西，应该说还是政府提倡的东西。这个《规范》出来以后，我们听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是管得太少了、太宏观了，没有用，应该管得具体一点，比如说抄袭，抄袭的多少，怎么惩罚都要写进去，政府应该多管一点。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学术规范是学者自己的事，政府不要管。两边说的都有，包括今天会议上，大家也说了一些。我觉得目前来说，反正无论谁管，大家学者自发地管还是政府参与管，应该说只要不是管得不好，还是要尽量合作。反正目标还是一个，就是进一步推动这个学术规范的建设。
学术评价是学术资源的一种分配方式，但也不光是为了分配学术资源。学术评价最早就是一种学术认同，学术本身就是包含着评价的。如果说没有评价，或者你写出来一个东西没人理，或者别人看不懂，或者没有办法交流，那就不叫学术。当然我觉得好多问题一说起来比较复杂了，比如孤独者怎么办，好多东西是需要讨论的。但完全否定学术评价，比如说刚才邢老师讲到的纯粹是鸦片，倒也不见得。我在美国时也申请过美国的科研项目，也是要填一堆大表格，得填一个礼拜左右。它也是组织一批专家在评审。科研经费应该逐渐民间化，或者由非政府组织来管理，这个可能是改革大趋势，但无论谁来管，只要你有权力，不在于是不是政府，利益集团总是要劫持你。这好像也是一个规律。那么，究竟怎么能够有效地分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说不是取消评价的问题，我知道欧洲一些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也有一些项目，也是有专家评审。我觉得关键还是怎么能够使评价能够采取回避原则或者说程序公正的问题。这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
   学术规范这个问题，应该说现在大家有的比较乐观，有的比较悲观。我看我们这个《十点建议》里面好像还是乐观主义。我觉得学术规范可能还是一个养成的问题，靠一个政府部门，靠学者发发倡议，学术腐败或者学术不良现象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因为我认为中国真正搞学术时间太短了，像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已经办了上千年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养成的问题。我们最近翻译的一本书《世界贸易宪法》，这篇100页的论文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的，大量是引文和注释。那么，按着这个标准，现在每年高校老师发表10万篇论文，我觉得90％可以直接放到垃圾桶里。我还有一个建议，我们的编辑是不是也应转变一下观念，如果没有引文就不叫学术研究。比如说我们哪个杂志也可以发一个“征文启事”说，如果你10页的论文，没有5页的引文，以后不登。假如慢慢都提倡了，过一段时间，就跟不随地吐痰一样，可能慢慢大家就知道了、习惯了。别着急，政府别着急，民间也别着急，大家逐渐地会形成一个共识。我本人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不断地来推进学术规范建设这个事情。

贺卫方：非常感谢保生先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学者，“混进”官员队伍中的一个学者。刚才谈到学术规范，保生兄也是做法学研究的，我们是同行，有许多例子，事实上他举的例子，《哈佛法律评论》上那篇文章的例子，的确在美国，大家都觉得美国法学家写文章过多的注释是一个问题，使得阅读过程变得非常苦恼，脑袋老是要上上下下移动，读文章那样的愉悦感都没了。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也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当然你们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法学家们同时往往也是律师，律师在法庭上提出任何意见都必须有判例上的理论上的支持，所以他们经常引经据典，引经据典惯了以后，写学术文章也就是这个习惯，可能在美国各个学科中间最极端的就是法学界了。那么，应该说徐友渔教授从学术规范讨论开始就一直就在关注，并且一直在写文章探讨学术规范化的问题。他在十年前写文章说“现在不是应不应当遵守学术规范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学术规范，这样一个规范应该怎样建立”。早在十年前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相信经过十年以后可能你觉得状态改变并不多，十年以后我们情况依旧。下面我们想听一下徐友渔教授此时此刻对学术规范化的一些新看法。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谢谢主持人把我以前的观点引述得那么清楚，学术规范讨论开始时我就是很重视的。我把自己自称为激进的捍卫学术规范的人，但大概从七八年前到现在我持一个非常悲观的态度，我觉得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转，而且可能还变得很糟糕。这种情况，我觉得跟说严重一点，跟知识分子整体的这种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下降有关系。当然，知识分子不一定是中国老百姓整体中最差的，跟这种时代、世风日下也是完全相关联的一个东西。其实最初开始讨论学术规范应该是《学人》杂志那批人，陈平原、刘东等。他们当初讨论的学术规范其实是一个在学术传统是应该继承多还是突破多，这个问题其实是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的问题。他确实是学术规范的一个内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后来变得比较边缘化，后来是由邓正来开始，然后杨玉圣接着一直把它做下去，实际上谈到的是一个做好学术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你遵守学术规范遵守得非常之好，你不一定做得很好，就像打篮球从来不犯规的人，这个球队不一定赢。但如果老是犯规，肯定是要输的，可能还要被罚下场。所以我们当初谈的这种关系，陈平原、刘东他们的讨论虽然非常内在的，实际上谈的对学术这种家法到底继承多一点好呢还是突破多一点好呢，事实上这种问题的讨论就马上不成为讨论的中心，实际上变成作学术的规矩这种问题。我现在感到之所以越来越悲观，当初谈这个问题还是做学问你要遵守一些必要的规矩，不然你做出来的东西不像话。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谈的。现在冒出一个问题跟学术规范内涵事实上是完全相关的，实际是学术上的学风非常坏，是学术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初我们探讨学术规范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两点我都感到十分悲观。还有如果要是严格来说，像我们开始谈到学术规范，我觉得在我们讨论的圈子里面，我觉得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像我自己是极力支持学术规范，像我们这些人大谈学术规范的都很支持，但我们自己也未见得就是处处做得很好。就在这一批人里面，我觉得就是既然大谈规矩，后来我们就越来越遵守规矩，这一点是做到了的，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比方我举个例子，最近出现了有一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书，我相信作者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勤奋、非常认真的一个学者，而且他又是处在北京的学术主流中心，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很有价值，但刚一出来就受到批判，就是他的注释出现问题。他引证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古代典籍，这种典籍，比方说他同一个文章可以有七八个出处，这就怀疑了到底看哪一个出处，后来根据提出来的人说，实际上，他很多的文献都归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有电子版，这个电子版的录入错的东西出来，也就是说很可能用的是二手材料，他本身并没有看第一手材料。这就除了引证上具体的比方说版本错误、错字错误以外，说明他上下文是没有注意到的，这种错误就特别容易犯，因为很多编辑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根本可以不看，知道一个概念你输进去，就可以装的非常有学问的样子，可以博古至今，就是一个学者没有花多少功夫完全可以把自己装扮成博古通今的样子。我们当初讨论这种学术规范，我觉得现在特别容易出这种事，在有些方面我觉得可能有进步，甚至可以说最近我比较关注超出我的专业之外的学术，我觉得质量上来讲学术还是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可能是跟我们当初讨论的学术规范是没有关系的。再讨论学术规范，也许有一批人，我们讨论的人越来越小心，不然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们是很注意，但我觉得正是在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在北京处在学术最中心、而且非常好的学者，在学术上，也可能他的这个著作学术价值还是很大，但在学术规范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学术规范探讨和推广还是任重而道远的。因为就在我们最优秀、最主流的这些学者身上，实际上都做得如此不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现在冒出来更大的问题就是学术腐败，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术规范问题。在这一点上，更令人痛心疾首。现在这些事情我的感觉是愈演愈烈，不是我们要把它规范住的问题。邓正来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就觉得谈学术规范是学术团体内部的事情，你教育部怎么发文件、由政府干涉，可能会出很多弊病。他讲的道理，我非常赞同，他讲得非常雄辩，但另外一个方面我的感觉就是相反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探讨学术规范不但不力，而且使这种腐败愈演愈烈，我认为就是没管住，学者有良心的、有良好学风的先把自己管住了，但实际上整个的风气是越来越坏。这一点，我觉得是不管邓正来写得多么雄辩，我看文章我觉得没法不同意，但我觉得实际上确实跟没人管住有关。这一点可能光靠学者的自律，或者我们这些学者在学术上去论证学术规范多么重要，我觉得是不解决问题的。我可以讲两个例子，有一位学者，针对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著作的抄袭问题写了一个东西，投到三联的一个最著名的杂志，但这个杂志拒绝登。告发者当时非常悲愤，他说中国学界难道就没有一片净土吗？幸好后来《中华读书报》把它登出来了，在学术界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和很好的震动。我觉得那次《中华读书报》起了这种正面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但复旦也没做多少处理。违反学术规范的事，在揭发出来后，如果有一个行政处罚，对于后来的人很有警示作用，但复旦不了了之，这也是一个问题。最近发生的北大法学院招博士生的问题也是这样，北大党委书记说这个学术问题叫法学院自己处理。我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怎么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呢？这明明是一个规矩问题。我并不是说它一定是违规的，但至少它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我觉得这样的思维逻辑好像是任何学者犯的过失（当然也可能没犯过失），就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招生问题明明是一个规矩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学术不论是学术腐败或者是抄袭这一类的事情，学术规范实际上有一种示范作用。但目前这种违规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基本上不受惩罚，或者受的惩罚非常小，冒的风险非常小。一旦觉得风险不大他就可以做，出现以后他有一个关系网，以后把他保护住。这种情况下，靠我们学者在这里坐而论道，我觉得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主要想向大家表示困惑，邓正来说得那么有道理，但看了以后，我觉得果在学术规范上能够真正地起作用，或者是要把学术失范或者学术腐败这种不正之风要刹住的话，我觉得还是跟学术机构的掌权的人的关系非常之大。

贺卫方：徐友渔教授提到“德怀门事件”，让我感到有一丝尴尬，因为我是北大法学院的人。而且我们的招博事件发生以后，网上也有一些网友说，北大法学院还有几个人平常号称什么什么，这种事发生以后居然是一言不发，哪儿去了？我前几天在广州的一个大学里做讲座的时候，也有人当面提出来要我谈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我说保持沉默就表示我的态度，如果他做得正确的话，我早就出来维护我们的院长了。所以，我们还是仍然生活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社会里边，我们经常把学术批评、针对一个作品的批评误解为、误读为对一个人的人品的指责。所以，我们把学术规范化纳入到一个具体的文化场景之中，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建构一个学术规范化的努力。接下来的发言人是说我们学术评价是“鸦片”的邢东田先生。

邢东田：可能大家误解了。我说评比是学术的“鸦片”，并不是说完全取消，而是要把它用到正地方上去，就是鸦片在医学上还是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大量减少评比，但不是说绝对不要评比。评比只有示范作用，尽量少而精。现在的评比泛滥就像鸦片一样，今天搞一个，明天搞一个，今天吃一克不解瘾，然后明天吃两克，越弄越厉害。所以我觉得评比这个问题像鸦片，比喻得比较贴切。刚才牛大勇教授提的那个量化问题，现在没有标准，其实也制定不出标准。在理论上不能提出一个标准的情况下，这很危险。现在大家都知道核心期刊很荒唐，很多评估、评价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现在很多核心期刊只认衣冠不认人，越搞只能越糟。刚才徐友渔先生提到他是很悲观的，但他说中国知识界还不是最差的，我觉得中国知识界是最差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其他的领域，比如说政界，哪个贪官出来了有庇护的、为贪官喊冤叫屈的吗？只要是事实确凿的话，他很难喊。足球黑哨，谁来出来给他喊冤？但在学术界，每当出现一个问题以后，就有一帮人出来，大喊冤枉。所以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学术界是在中国各个领域中最差的。我介绍今年的两个学术腐败典型。什么叫学术腐败？小偷偷了东西不能叫腐败，警察抓住他以后、受了贿赂把小偷放了，这就是腐败。所以，学术腐败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第一个问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学术上混淆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冒充国家规范，是欺骗和误导读者。它还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现在应该判定是不合格产品查。公共权力关系还大量介入，首发式请了一系列官员，在有象征意义的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共商国事的地方搞首发式。当时首发式上很多官员都唱了赞歌，就给这个词典打保票了。有的政府部门还出面推销，向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这部词典，这就比较荒唐了。再就是在查处方面搞双重标准。去年新闻出版总署查处了19种不合格的辞书，不合格的标准是万分之一的差错率，但现在《规范词典》的审读报告已经上交半年了，没有任何消息。再一个例子是《道德经浅释》，它有两个问题，一是不遵守学术规范，信口开河，涉嫌传播巫术迷信，在华中科技大学开课开了八年之久，选修者已经有8000人了。而且还到一些大学，包括北大、政府部门也讲演过，而且他还获奖立项，一个是湖北省教学什么成果二等奖，一个是社科什么十五规划第一批项目等等的，各大媒体进行宣传，宣传力度特别大，被吹捧成“人文素质教育之光”，反正是荒唐得很。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是评比学术的产物。什么叫评比学术呢？就是一切学术活动不是说评比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评比服务，都围者评比的指挥棒转，我觉得现在就是太泛滥了，结果就是泡沫比较多。我现在补充一点就是评比学术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排座次，它是按照行政规格而不是按照学术水平来排，它有什么国家级了、省部级、校级，就像以前评的部优、国优、省优什么一样，级别越高，学术水平越高，钱就越多，这都是连在一块的。第二是傍大官，现在社会上流行傍大款，学界流行傍大官。千方百计地把官员请进来，也有很多官员往里钻进来掺乎，甚至很多课题或者什么署名其实都署在前头。第三个就是以次充好，就是功夫在诗外，实际上当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比如说这个《规范词典》的这个主编，四五年间“主编”了17部规范词典、还“顾问”了5部规范词典。那个《道德经浅释》作者，还有他的老师以及这个支持他们的院士，三个人都是机械学出身，机械学的教授对古典文学爱好可以，但实际上把它搞成专业了。所以，他们就不知道《道德经》这个道德和那个伦理学上的道德不是一回事，所以他们一看叫道德是宣传道德的，所以都要大家读《道德经》。那个院士说，他的学生如果不读《道德经》，机械学的专业如果不背《道德经》，他不能让他拿学位论文，这是很荒唐的。现在学界有一个倾向就是胜者通吃，尤其是搞自然科学的比较多。第四个特征就是不讲理，因为利用职权，权威已经定性了。实际上评比学术的根子就在官本位学术，官本位学术实际上就是压制批评、保护错误。这么搞下去没有什么出路。所以我提了三个建议：第一，以整顿学术评比为突破口，来一次从头到脚的大清理，将那些乱七八糟的评比都跟禁烟一样，丢进销烟池完事。这样才能彻底净化我们的学术空气，改善学术环境。第二，学术的生命在于批评，只有在深入进行学术批评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对科研成果作比较客观的评价。因为没有进行批评，那里面有什么问题根本不清楚，我觉得有关部门尤其主管部门应该积极倡导学术批评、还要保证这个批评正常进行。第三，必要保留的学术评比也主要由学术单位来组织。我觉得应该培养民间的评价机构。我建议政府退出评比，政府介入和主导学术评价和学术评比，问题是越搞越多，政府的职责是保证程序的公正。

贺卫方：一说起评比学术来，邢东田教授就满腔怒火，气不打一处来，说起来没完。实际上你的大部分观点，我还是非常赞同的。比方说政府评比必须彻底废除的话，我就特别赞成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今天还只是书生空议论，下边听下一个书生来自南开大学的庞中英教授。

庞中英：我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因为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任何资源，所以不存在学术腐败问题。也没有任何课题，什么也没有，也不申请，我现在是在南开大学给学生上课，其实教授这个职称也是刚刚给安上去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没有职称，那么现在还是住在北京，两地往返和奔跑。去的话就是为了几个学生，就是为了学生跑到南开大学去。我对玉圣给我发的这个倡议提了一些修改建议，做了一个小贡献，大家讲的我都非常赞同。我的一个感受是说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问题，这个十点倡议里都有了，但还不突出，应该把它突出出来，就是现在到了我们开始可以强调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时候了，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学术规范。这是我总结起来的第一点。然后，这些年来感受非常深的是是包装化，我们需要反包装化。我记着的80年代的时候中国好像是一等的商品、二等的包装、三等的价格，到了90年代候中国可能是三等的劣等的商品、一等的包装，整个就倒过来了。这在学术界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劣等的学术、优等的包装。还要反垃圾化，我前几年写过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对知识体系作出贡献，即使是80％的是引用，20％是自己的，但人家能区分清楚这20％是你对这个东西的Contribution，所以很重要。我们现在反垃圾化，就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垃圾化，所以要反垃圾化。还要反商业化，现在商业化太厉害，比如教育产业化。规范化要做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反包装化、反商业化、反垃圾化。第三，最近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去世了，我平时读过他的好多著作，我觉得虽然今天下午好多人做了很严厉的批评，我对学术不规范也是批评得很多的，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社会总体，还是要有信心，就是说宽恕一点、宽容一些。最后，学术规范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学术自由、学术民主这样大的东西，那么小一点的来说，就是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学者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关系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说学术规范要有调节的对象，现在看来的话没有，我个人感觉到还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刊物的责任是重大的。

贺卫方：非常高兴庞教授不仅表达了对学术垃圾化、商业化、包装化的义愤，而且也提出更加建设性的、有针对性的、有对象的这样一种规范的制定。接下来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孟彦弘先生发言。

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我很同意侯旭东的意见，就是说讲规范不是一个知的问题，而是一个行的问题。我分成两个层次来谈，一个就是所谓技术层次的规范，论文怎么做，是不是要回顾学术史，回顾到什么程度。至于数字怎么写，引用古籍时的卷数是用阿拉伯数字好还是用汉字好，像这样的问题政府部门不用管。出版行业里边大有可管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是学术界自己的问题不用管。其次是学术规范内容上的，最基本的就是不能抄袭，不能有粗制滥造。我觉得之所以学术界近年来抄袭问题、粗制滥造问题大量出现，这跟国家的整个的量化管理是有关系的。我现在很纳闷，为什么在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像史语所、国立北大、武大等名校，也没有什么量化，但那时出了一批人，一批现在看起来是大师级的人物。所以，量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如果说一定要管的话，假如说不量化，可能会导致有懒人或者怎么怎么样，在学术管理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每一种制度都有不得当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过分量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把那些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统统淹没掉了，量化是不能推进学术发展的。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那么我宁可选养个把懒人或者养十来个懒人，然后能出十来个大师，也不要这十来个懒人让他多发几篇文章，让这十来个大师不可能出现了。这几年国家经费稍微好一点了，在教育的投资上、科研投资上，我们喜欢搞项目，能不能把项目这个经费变成日常经费投下去，让研究所来组织所里的科研管理的工作。为什么要评比，为什么要打这个三六九等，排完以后就评等级，评完等级就争项目，争完项目以后就争经费，什么国家的什么中心，为什么建那么多的中心，中心搞完了就是为了争钱，说半天说到底就是这个钱。我觉得在国家经费的管理上和项目管理上要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体制的变化，才可能使大家有个很宽松的环境。
   对于失范问题应该怎么弄？现在，假如说是私人办的一个研究所或者研究院，那我们不用管，即便是抄袭了，报纸或者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抄袭了，但这个私人机构的人说就愿意聘这样的人，那拿他没办法。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国立研究或教学机构，比如复旦出的事情、北大出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社科院的一系列事情。我们历史所前不久有一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就觉得在审查是否抄袭的问题上过于草率，随便找几个专家来鉴定，专家意见不公布，专家名单也不公布，那么这样的鉴定结果怎么能取信于人？这个鉴定结果不是给本单位的人看的，不是给当事人看的，而是给学术界看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教育部搞《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包括我们今天的《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我觉得出发点非常好，就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科研机构，如果出现了失范问题，就应该加以惩戒。我觉得应该在国务院系统或者至少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学术道德或者学术审查委员会。此外，还要充分发挥我们目前这个各行业协会的作用，比如历史学科，像中国史学会，各断代史的像秦汉史研究会、魏晋隋唐史研究会等，由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后，让教育部的学术审查委员会来责令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惩戒失范问题上，现在没有一个很有力的措施，所以讲半天不能抄袭，道理谁都懂，没有人说我可以抄袭，但问题就是抄袭事件屡禁不止，再不就是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太多了。这个问题怎么管，我觉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关注。

贺卫方：特别感谢孟教授提出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关联就是大学体制，在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中国能够出现那么优秀的一些学者，或者说一些所谓的懒人，能够在那儿呆着十年磨一剑，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体制的多样化有关。如果当时大学都是国立的，而没有教会大学，没有私立的像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普遍存在，并且跟国立大学竞争的话，那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学术规范，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粗浅的补充。像陈寅恪先生居然能够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当时他没有科研成果，没有学位，但居然能够被聘任，我想这本身可以说明当时制度的结果。接下来发言的也是一位做历史学研究，他的学校的名字很奇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任士英教授。

任士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业务基础部教授）：对学术发展问题来说，无论是规范还是创新、还是发展，学术界有学术界的责任，每一个学者本人也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我想简单提出的是：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搞点综合治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学术界自身，它是一个社会行为。不是因为治理了才导致更多的不端，但总是有很多人说越治越不理，可能我是一个带有保守的乐观主义的悲观论者，思想可能非常活跃，但在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很低调，这样可能更便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什么综合治理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政府的力量？当这种学术界、学者的自律行为和这种道德规范的要求上升为政府行为以后，反过来再让学术界自身加强自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可能有人批评我这是有学术招安的思想，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说明民间立场得到了重视，纳入了一个正常运作的轨道。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学术界，大概自由的职业学者很少，很难靠自身自食其力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体制提出一个要求加以制度上的规范，反过来对我们自身所提出来的相关的一种要求，可能比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更有意义。还是从初级开始慢慢抓，慢慢来。说综合治理并不是推卸学者个人的责任，我想更应该自觉地承担所应该承担的义务。那么寄托政府的力量，寄托各级学术组织，再到学者本人，将学者的自律制度化，把民间自发的这种呼吁政府化，政府行为社会化。我想更重要的是当人人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相应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使这种社会行为公正、公开化。

贺卫方：任士英教授的观点可能是非常另类的。我们这个论坛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是因为有很多的特邀佳宾的参与，他们的参与给论坛增加了活力、知识和见解。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想请一两位朋友发言。首先认识来自山西《黄河》杂志的谢泳先生，不久前我在太原开学术研讨会，逛书店，那书店其实不怎么太好，没有什么高层次的书，但有一本高层次的书，书名叫《杂书过眼录》，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都看完了。对阎锡山的地方自治、乡村自治思想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书中提到钱钟书先生在1949年以后被有关部门作了一个鉴定这样一条很重要的史料，如果这是非常真实的史料的话，那么对全方位地理解钱钟书的人格，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做主持人特别高兴，也向大家引荐谢先生。

谢  泳（《黄河》副主编）：学术规范已经说了很多年了，我们这些学界的同仁说了也不是特别的顶用。我只表达一个建议，学术规范，西方的规范也好，我们传统的规范也好，都很明确也都知道这个规则是怎么来的，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这可能跟有关的制度有关。恐怕主要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大学的制度的变革上，所有的评价体系都是由人来操作的。那么，制度定的再好，人没有一定的道德，或者说如果道德形内化不成一个行业的规范，然后形成一个行业的风俗，我们再说多少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将来学术规范要想比较好地落实，恐怕还是要寄希望于大学的制度的变革，学术权力应回到真正的学者手里。

贺卫方：我刚才问玉圣教授还能够延长多长时间，他对大家抱有太多的乐观的态度，说到现在还没走的都是“铁杆儿”，再稍微延长一点点时间。请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孙国栋先生讲几句。

孙国栋（《律师文摘》主编）：感谢主办方为我提供这么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跟在座的名刊大刊相比，《律师文摘》只能说是小字辈，不到三岁。虽然刊物本身默默无闻，但我们的编委都是大名鼎鼎，在座的贺教授，还有缺席的邓正来先生，许章润先生也是我们的主要作者。我们办这个《文摘》就是想在不怎么喜欢读书的律师群体当中，倡导一种学习的风气，想培养一种人文精神，到目前为止还是举步维艰。我们一开始也是比较注重学术规范的，我记得有一篇文章的注释用了小六号字排，还占了整整20页，后来发现律师们忙，正文还都不读，注释就更不读了，给我们提了很多意见。今年把这注释给取消了，好在还是文摘。总之，希《律师文摘》能为学界的学术规范的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贺卫方：我们可以再延长十分钟，在座的其他朋友，包括记者、编辑们有没有要发言的，每个人有两到三分钟的发言的机会。

陈杰人（新华社《瞭望》记者）：今天大家说的时候好像比较悲观，我想悲观也有悲观的好处，比如说乐观的人发明了飞机，但悲观的人也就发明了降落伞。所以这种悲观其实可能还是能促进学术规范。我还想到两个事情，一是贝卡利亚在27岁的时候就写出了经典著作《论犯罪与刑法》，到现在几百年了再版不休，我到西单图书大厦去帮人家买书，总是说断货，总是买不到，这种著作不厚，字数也不多，一本薄薄的册子，现在可能很难被人看得上，这是不是对我们的编辑有些触动呢？二是又想到某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刑法学家，他一个月内在核心期刊上第一署名发表的论文达到28篇，平均一点零几天发表一篇，不过后边都有他的学生的名字，像这种事情。在座的各位能不能就是有一个倡导，该DIZHI的还是DIZHI一下。我还有一个想法，就像反腐败一样，它可能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也有一个从上到下的引导作用，希望从我们的有地位的专家学者做起，从破坏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链开始做起。

贺卫方：请玉圣讲一讲。

杨玉圣（学术批评网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先说明一个情况，我们这个论坛的最早的动议是孟彦弘兄提出来的，差不多是3个月前，彦弘说能不能朋友们聚一聚围绕这个话题交流一些看法。当时《学术规范读本》刚出来，《学术规范导论》也已经定稿了、很快要出来。在这期间，教育部转发了教育部社科委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这三件事凑在一块，有这么个机缘，从而举办“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我非常赞同保生刚才讲的，学术规范这么一个公共话题，让我们这些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今天坐在这儿，从下午两点开到现在六点半了，我看大家还没有愿意要散会去吃饭的意思。就是说，这么一个公共话题让我们这么多朋友聚在一块，这本身就说明学术规范确实很有意义，非常有意思，可能再找不出第二个话题会比这个话题更有吸引力了。在筹备这个论坛的过程中，一直到最近十天，还在变换时间和地点。因为改了时间，结果原来想参加这个论坛的一些学者就没有来得成，比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有三位教授李伯重、张国刚、曹南燕因为今天下午参加评教授职称的会议就没来成，不过曹教授专门提供了一个书面发言，还表示非常愿意在《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上签名。还有几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也因为时间的原因而未能出席这个论坛。邓正来先生本来是答应来的，因为突然有别的事没来，他提供了一个书面发言，是在他最近新编的一本书——《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的前言的基础上该就的。邓先生最近在《文汇报》和《南方都市报》写了两篇文章，质疑《谁有资格制定学术规范》，认为国家权力不能介入学术规范的制定。其实，《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社科委是教育部的学术咨询机关，由各高校的99位学者组成，其中有一些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也有相当一批林毅夫先生等等这样的学者。《规范》的起草是保生主持的，有很多学者参与，也包括像我这样的边缘的学者参与，而且先后是征求了很多意见，包括贺卫方教授、王宁教授、葛剑雄、童世骏教授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还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直到6月21-22日教育部社科委大会上，专家们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与建议。因此，可以说它是集中了最近十五年学术讨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确实是学者们讨论制定的，不是教育部制定出来的，教育部怎么有这个能力制定这么一个《规范》呢？如果把这个《规范》按到教育部的头上，这多少是抹杀了学者们这十五年多的辛勤讨论的结晶和心血，这是我想说明的。我还想说的是，这个《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曾经发送给朋友们征求意见，庞中英教授、叶坦教授、郭世佑教授、毛寿龙教授以及保生、小泉都提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这个《十点倡议》确实也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个人非常感谢在座的这么多师友来出席这个论坛，其中卫方教授是从首都机场提着包直接搭车到会场来的，章润教授是放弃了参加政法大学校长在青岛主持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来参加这个论坛的。不管是出于朋友还是同行、不管是出于友谊还是学术、不论是于私还是于公，我本人都是非常感激的。

贺卫方：玉圣是这个论坛的策划人，已经把感谢的话都说完了。我把权力交给咱们的总主持赵梅。

赵  梅：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恪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创新”。刚才大家谈得都非常好，从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到学术失范、学术腐败，非常广泛、务实，我觉得收获特别大。我觉得官方的努力是一方面，学术界还是不能特别悲观的。我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美国研究界在九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副教授的《移民与近代美国》大量抄袭的事儿，这是杨玉圣当时揭出来的，从那以后这个作者再也没有在我们的杂志上登过任何东西，虽然他投过稿，但我接到这样的稿子，我就在想我不能保证他没有抄袭，国内其他与美国研究有关的刊物可能也会想到这个问题，这样的人如果在主流刊物上发不了东西的话，那就是一种进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我觉得今天的论坛是非常圆满的。感谢远道而来的余三定教授、谢泳先生，再次感谢东道主——高等教育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以及徐挥先生、马小泉教授、赵虹主编，感谢三位主持人许章润教授、牛大勇教授、贺卫方教授特别出色地完成了你们的工作。感谢大家占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来参加这个论坛。我还要特别感谢来做会务的同学，他们是在开会之前为我们作了很多的工作。还要感谢杨玉圣教授，我觉得特别要感谢他，不光是为他今天的论坛作了很多工作，而是他这么十多年一直为学术规范投入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努力，真的是要感谢他。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各位来宾的光临！

论坛时间：2004年10月17日下午
地    点：高等教育出版社
说    明：本纪要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孙洁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兰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王  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生

（《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将摘要发表）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