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学术界推荐一个引书规范

dulidiyijun

学术界的剽窃之风，愈演愈烈。涉及的人士，上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下至略识之无的小学生；涉及的学校，上至被国人尊为文脉所在的北京大学，下至层层地方性院校。此情此景，令人扼腕。长此以往，不知伊于胡底？学术兴亡，匹夫有责。有鉴于此，谨向学术界推荐一个引书规范。

清代学者陈澧（1810—1882）写过《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一文。所谓“引书法”，也就是“引书规范”。陈澧把“引书法”看作做学问的基本功，他在此文的前言中说：“引书有引书之法。得其法则文辞雅驯，不愧为读书人手笔，且将来学问成就，著述之事，亦基于此矣。其法本不难知，今为初学者详述之。”“引书法”一共十条，可以说条条都非常对症，都很有现实教育意义，但为了紧扣主题，本文只能摘录其中有关的五条，即：

一、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也。


一、书之显赫者，但当举其书名；亦有当举其人之姓氏者；其次则当兼举其字、或号、或官、或谥。若其人其书不显赫者，则举其名。此当斟酌于其间也。

一、所引之书，卷帙少而人皆熟悉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则当并引篇名，或注明卷数，以征核实。

一、引书必见本书而引之。若未见本书而从他书转引者，恐有错误，且贻诮于稗贩者矣。或其书难得，不能不从他书转引，宜加自注云：“不见此书，此从某书转引。”亦笃实之道也。

一、引书之后，继以自己之语，必加“按”字，或“据此云云”。

（按：以上引文见《东塾未刊遗文》，此转引自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413页）

不难看出，五条之中，第一条是纲，其余四条是目。第一条的主旨就是“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所谓“暗袭”，就是剽窃。而其余四条就是具体晓示学生应当如何明引。

陈澧其人，据《清史稿》本传，广东番禺人，曾经担任学海堂堂长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因此，小一点说，陈澧是个教师；大一点说，陈澧是个校长。笔者忝列高校教师，窃不自揣，愿意借此机会向全国的高校教师发出倡议，陈澧既然能够将此“引书法”示给他的学生，我们何不也把它示给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呢，以期形成良好的引书规范。当然，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应当首先做到。至于全国高校的校长们，位高任重，似乎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采取一些措施。至于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则非在下所敢妄议，相信在其位者必能善自为之。

我认为，陈澧这个《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在中国学术规范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呢？第一，所谓“法”者，规范之谓也。把怎样引书用规范的形式表述出来，形成成文法，据我的考察，陈澧的《引书法》是第一家。第二，所谓《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端溪书院学生引书规范》，这就意味着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我国的书院（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属高等院校）就有了成文的学术规范。这也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陈澧的《引书法》，首先可以看作是对清代学者引书实践的科学总结。清代学者，从总体上来说，学风朴实，自律甚严。例如顾炎武，这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在《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下说：“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 又如钱大昕，这是乾嘉学派的一员主将，在其《廿二史考异序》中说：“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见《潜研堂集》卷二十四）这是何等严格的自律！难怪梁启超如此称赞说，清代“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有十项，其中一项就是：“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见《清代学术概论》十三）可以想见，那时候是正气绝对压倒邪气，剽窃者的日子很不好过，面临的是千夫所指，恰似“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陈澧的“引书法”，是从学术道德的教育上着眼，教育学生要学好，不要学坏，所以他说：“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而道德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我看是因人而异。它对君子的约束力较大，它对小人的约束力较小。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小人不知自爱，属于“无耻之耻”之徒。自甘堕落者，法律尚不放在眼里，还在乎什么道德。

我把陈澧的《引书法》郑重向学术界推荐，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即被我们最近几年吵翻了天的学术规范，不是我们原来没有，而是有；不但有，而且早就有。似乎也用不着“引进”。在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家底里，就有这样的一件东西。我们可以说它并非十全十美，但你不能不承认它已经粗具规模。剩下的问题很简单：学术规范是有的，关键在于你遵守不遵守。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