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一件小事——我观法大（之一）

langfanyun2001

我要说的是一件小事，在一些朋友的眼里，也许就是连芝麻也不如的小事。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一件有趣的小事，而且发人深省。


事情的原委相当简单：

2007年3月15日，我请现在本校担任客座教授的丁学良博士来昌平校区为同学们做一场义务讲学——“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及其启示”。丁教授曾在哈佛苦读十年，是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也是1949年以来大陆在哈佛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请丁教授向年轻学子传道、授业、解惑，是我早就有的一个愿望。但是，阴差阳错，好事多磨，一直未能如愿。好不容易，总算请到丁教授来做讲座了，学生们闻之都是兴高采烈，蹈之舞之，眼巴巴地盼着这样一场学术的盛宴。

可是，主办本次讲座的军都人文学社的同学，在履行了相关手续、借到了学术报告厅之后，意外的故事出现了——管报告厅的音响设备的工作人员说：当天晚上，在大礼堂有一个“十大警察”事迹报告会，因此没有人能到报告厅打开音响设备。我纳闷：要么干脆找个借口，不借给报告厅；要么派个人打开音响。

待到我本人去大礼堂的办公室，请求届时有人能去报告厅打开音响时，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理由是当天大礼堂有报告会，他们没有人手再去管报告厅音响设备的事儿。软磨硬泡，楞是不行。最后，我只得问：哪个部门管你们？他们坦率地说：党委宣传部！

于是，我跑到宣传部（这也是我来这个大学四年多以来第一次到位于九楼、高高在上的这个部门）。到办公室后，我问哪一个副部长能管得了这位管报告厅音响设备的工作人员？一个副部长耐心地听了我的陈述后说：她管不了，得找部长！于是，我只好找到斜对门的部长办公室。

谢天谢地，宣传部部长刘教授正在办公室。刘部长很客气，听完我的说明后，不愧是女中豪杰，果断地表示：此事，她来解决。还是刘部长说话算话，到3月15日晚上丁教授演讲会开始的时候，灯光、音响等设备，均一概就绪。

为了表示对丁教授讲座的欢迎，此前我特地约请学校主管本科生教育教学的教务处处长李树忠教授致欢迎词。本来，借无人开音响之事，曾一度想跟树忠处长开个玩笑：待他致辞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音响，他只能干吼。后来转念一想，丁教授毕竟是客座教授，为了不让他对担任客座教授的这所大学的印象太过糟糕，同时也是为了不让树忠过于尴尬（因为这位仁兄是无辜的），我还是如上所述，找到刘部长，提前把这个尴尬化解了。

能否有人开音响设备，确实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我还是有一些感慨，不吐不快。

众所周知，在全国所有的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一百多所大学中，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学条件，如果不是最差的，至少也是最差的之一。在如此有限的办学条件下，要建设一流大学，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抱怨归抱怨，我本人是十分理解校长的苦衷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况办大学乎？

问题在于：如何使有限的办学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以学术报告厅为例，这本来就是学生活动中心的主体建筑之一，因此为学生服务（比如请名家为学生做讲座），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就我亲身经历的上述故事而言，确实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第一，即便大礼堂有活动（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活动），难道就真的不能抽出一个人去几步之遥的报告厅打开音响设备吗？（我去大礼堂办公室时，发现当时至少有五人在喝茶聊天）如果真的因为人手不够，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勤工俭学、负责音响设备的开（关）呢？（要知道，开/关音响设备这样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略加培训，即可应付自如）

第二，从工作机制上观察，像这样的事情，本来一位同学就可以申请、办妥。为什么非得教师出面？而且，即使是教师出面，也无济于事。因此，最后还得劳有关部门第一把手的大驾。在一个正规的名牌大学里，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这正常吗？

第三，无论是报告厅还是大礼堂，既然建成了、投入使用了，那么就应该物尽其用。以我的书生之见，在中国政法大学，哪怕每天都同时把大礼堂和报告厅利用起来，也并不过分。因为无论是事迹报告会还是学术讲座，都是学生提升自身修养的再好不过的第二课堂。

第四，如果不是遇到我这样一个犯傻、较真的教授，非要“讨个说法”，那么我们的大学生就很可能不会在学术报告厅聆听到丁学良教授才华横溢、激QING四射的学术演讲。倘以此而论，那么打开音响设备，是小事吗？

第五，谁都不容易。管音响的工作人员固然辛苦，领导们也都很忙；至于我自己，虽说一向有组织无纪律，但也并非吃饱了闲得慌。然而，单是为了开这个音响，楼上楼下，陪着笑脸，找了包括团委书记、大礼堂办公室负责人、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在内的大大小小的领导，除了费口舌，还至少发了20个短信。尽管最终把问题化解了，但我怀疑，这是否成本忒高了点儿？

　　　　　　　　　　　　　　　　　　　　　　　　　　　　　　2007年3月16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