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宪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兴规树范

阿让

最近，一部以规范学人学术研究行为为主旨的“学术宪章”成为学界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此即8月26日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为此，记者特别采访了《规范》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事实上，也正是杨玉圣在今年6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将《规范》定位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学术宪章’”的。

每个学者都回避不了的

杨玉圣教授表示，对于《规范》的作用，要以平常心对待，不要期望太高。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规范的建立，可能难度更大，因此这一《规范》主要是针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性的问题来制订的，而且是以学者自律为主。它涉及的是每一个学者都回避不了的基本问题，但在目前，对于相当多的学者而言，既是底线，又是最高要求。

署名：利害悠关

以现在相当混乱的署名问题为例，包括一些非常有名、地位很高的权威学者对此也不是很慎重。一般说来，在学术成果上署名，是一种学术荣誉、甚至是很大的荣誉，但同时也要承担学术责任。邹承鲁院士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在自己并无贡献的学术成果上署名，特别是利用职权强行署名，“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 “论文署名首先是责任，其次才是荣誉，试问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的搭车者，你在论文发生问题被别人揭露有错误时是否也能承担责任呢？”可是，很多学者愿意在别人的文章上署名，这样固然可能使有关文章能发表得更顺利、发表的期刊名头更高、社会影响更大、获奖机会更多，但也要承担相应的署名风险。比如，东南大学校长和他的博士生联名发表的几篇论文，不久前都被指为剽窃之作，这位校长事后却表示他的博士生在文章上署他的名字并不知情， 这不就是只想到了署名的学术荣誉而回避了学术责任吗？因此，杨玉圣指出：学术作品的发表及其署名，与其说是“利益悠关”，还不如说是“利害悠关”；因为署名作者在享有学术荣誉的同时，还理应承受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从学术规范的立场看，这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此，教育部《规范》规定：“研究成果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作者应对文本、观点等承担相应的学术义务和学术责任。”


抄袭：学术蝗祸

在学术研究中，不能抄袭剽窃，这也是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最近十多年来，抄袭剽窃却成为一大学术公害，《方法》编辑部的文章称之为“学术蝗祸”，认为“这场蝗祸近年来正在学界蔓延并严重蚕食着学术界的人格规范和学术规范。”许多正直的专家学者也对此痛心疾首。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曾在写给我的信中感慨说：“现在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不仅有剽窃国人著作的土匪，而且有剽窃外人论著的海盗；不仅在年轻人当中有这类现象，而且有极少数博士生导师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也是这么做的；这类假冒伪劣作品不仅能出版，而且可以获得规格甚高的优秀成果奖。……”为此，教育部《规范》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再比如，过去不强调注释，现在强调了，但却存在越来越普遍的伪注现象，特别是把转引注明为直引。这种伪注现象，几乎在每一种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这样的最享盛名的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是存在的。理科我不敢说，可以很有把握地讲，单就注释来讲，文科领域的文章大都可以找出一大堆的问题。本来，注明转引是学术诚实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原作者劳动的尊重，同时也告诉同行、读者，你并没有亲眼看到原始文献，如果转引文献存在问题的话，也可以转嫁部分责任。杨玉圣表示：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学术写作，都应切实尊重知识产权和学术伦理，严禁抄袭剽窃，充分理解、尊重前人及今人已有之相关学术成果，并通过引证、注释等形式加以明确说明，从而在有序的学术对话、学术积累中力求推进学术创新，这是学术规范的本质要求。要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就是严格学术注释规范。因此，《规范》强调：“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

缺乏学术素质教育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学风问题？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杨玉圣认为，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错综复杂，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存在一个严重不足，即缺乏学术素质教育。比如，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往往搞不明白什么是合理借鉴，什么是抄袭。学术上的合理借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学术继承、学术交流而向前推进的，但这不等于白拿白用，否则就是侵犯了知识产权。缺乏学术规范教育，无论是高校还是老师，都负有责任。过去研究生招生少，那些道德文章有口皆碑的老先生可以手把手地教，但现在大量扩招，一个导师往往带几十个硕士生、博士生，顾此失彼，高校课程设置中又没有学术规范这样的最基本的学术入门课程。一个人如果在读书深造阶段没有受过应有的学术规范教育、严格的学术熏陶和坚实的专业训练，那么就很有可能踏入学术不端行为的陷阱。所以，在《规范》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袁振国要求有条件的大学，要开设学术规范的系统课程或者系列学术讲座。可喜的是，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杨玉圣与张保生共同主编、20位专家学者合作撰写的《学术规范导论》，河南大学出版社在今年3月份出版了他和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北大化学学院上学期开设过“学术道德规范与科技论文写作课”，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有关专家，也正在筹划以“学术规范导论”或“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为主题的选修课。

就客观因素而论，我们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上还存在一些严重弊端，特别是目前各单位各部门到处推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不是看成果水平，而是看发表刊物；不是注重文章的质量，而是热衷于文章的数量。本来把学术刊物搞成所谓的“中央级”“省市级”，这本身就是非常荒唐的，而根据文章发表刊物的所谓级别来评价文章的水平更是荒诞无稽。正是目前的量化管理体制以及盲目排名，造成弊端多多，结果是膨胀了数量，损害了学术质量。教育部《规范》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应注重学术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避免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

杨玉圣认为，目前的大多数大学根本不具备条件做科研，比如有的理工科院校没有实验室、设备和文献资料，不少文科院校没有基本的图书资料。这些年高校大量扩招，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多，但高校的硬件建设（如教室、宿舍、图书馆、体育场地等）和师资力量并未同步跟进。可是，“学术大跃进”现象不仅目前相当突出，而且愈演愈烈，从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现在似乎都在搞科研，写论文。这怎么可能呢？ “欲速则不达”，就像不能“全民炼钢”一样，也不可能来一个“全民搞学术”。正如“全民炼钢”炼出的是废钢废铁一样，“全民搞学术”也只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垃圾和文化泡沫。 学术研究并不是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搞的工作；学术研究并非什么人都可以搞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事实上，中国的教育也好、学术也罢，并不需要人人都来搞科研、写论文。经济上搞“大跃进”，我们吃尽了苦头，因为它违背了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学术上搞“大跃进”，也同样违背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学术研究规律。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是让学术回归学术本身，学术研究只能在少数研究型大学和少数科研机构进行，比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们没有教学，重点在研究，而且有很多研究成果。对大多数教学型大学来说，应立足于搞好教学，及时把科研前沿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这样，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搞教学的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研究的专心致志做好研究。那么，不仅高校的教育教学能搞得更好，而且我们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也还有可能进一步提升。

杨玉圣强调说：学术规范立足于对学术进步的总体关怀，不是简单的空洞说教，不是学术的教条主义，也不是生硬的条条框框，而应内化为学者的自觉意识。换言之，在学术这一领域，学术规范和学术规范意识应潜移默化，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无形之中，疏而不漏。通过学术界公开的、积极的探索性讨论，若能构筑起接续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与现代国际学术惯例契合、并通向学术创新之路的中国学术规范体系，那么，这无疑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福音。就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而言，一套科学完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大致可以被认为是“学术联邦宪法”。这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学术制度建设事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施行）》的制订、颁布和实施，正如教育部社政司靳诺司长所指出的，将有助于加强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建设，有助于改进高校学术素质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和学位教育与人才培养），有助于维护高校学术共同体的国内国际形象，有助于学术积累、学术对话、学术合作与学术创新。对此，我们理应寄予厚望。

（《科学时报》2004年2004年9月17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