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难于摆脱偏见，但要警惕偏见——我批评许纪霖先生的本意所在

dulidiyijun

前两天看到许纪霖先生的文章以后，结合半年前的一次经历，公开表达了对他的批评。今天这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许先生也开始认真对待，并主动表示歉意，尽管是有保留的歉意：“有抽离我文章问题语境的诸多误读，不过，假如我其中的个别词句真的在客观上无意伤害了某些读者敏感的自尊的话，我依然愿意表达我真诚的歉意。”我首先想到的是对许先生这种姿态表示有保留的敬意。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许先生是有委屈的，因为我其实完全能够理解许纪霖先生主要是反思应试教育而不是要和“三四流院校”的同学过不去，我也完全同意后来许先生强调的他对于等级化的制度安排的忧虑。但也许是由于潜意识的影响，我几次眼看着许先生扯着扯着就说偏了。我斗胆设想许先生如果是到“三四流院校”去做报告一定不会用那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听到的语气说话，用前几天冯大导演的时髦话来说：“不是抻着脖子找抽么？”但换了一个场合人有时候就会忘乎所以，引喻失意。

我们对于当前镶嵌在整个政治制度中的教育体制有太多的不满，而人的不满常需要发泄的出口，而欺软往往是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警惕人们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一不留意就会对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下武断的结论，使他们成为怨气的目标。就好像一个人有了被带河南口音的人蒙骗的遭遇，本来是要抨击社会缺乏诚信体系，说着说着就成了批判“这些爱骗人的河南人。”可他如果碰巧被一个广东人骗了，通常就不敢随便把指责推广到所有广东人，否则广东如此发达的媒体，一口唾沫星也能把他淹死。

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在批判性思维时，把自己划身世外，甚至不自觉的侧身强势群体的文化姿态，就好像一个人努力往公共汽车上挤，等自己挤上去了又指责其他还没挤上来的人“你们挤什么？”。在这方面我有切身感受，我一向反对由行政部门人为划定X所重点大学的做法，而在我所接触的高校老师和干部身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在谈到国家对教育拨款时，往往都表示国家应该加大教育拨款，而且特别要加大对“北大、清华、南大。。。。和我们XX大学”的扶持力度，因为这些大学才能跻身有学术精神的精英大学行列。这个研究性大学的行列到底包括哪些学校，个人表述就很不一样，有人说是5所，有人说十所，也有人说是15所，20所，而其中有一个趋势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学校划在精英大学的行列，也就是说对于当前中国的参照系下大学的学术实力基本上还有一个比较公认的座次，比如在文科方面不至于敢说我们学校超过北大，但是在谈到什么是精英大学时，则各个学校都倾向于把自己大学的水平作为精英大学的门槛，而尽量把不如自己的学校排挤在外。

这又让我想起一个老笑话，一个壮汉站在街上嚷嚷“谁敢惹我？”半天没人应声，这是一个更孔武的人站出来“我敢惹你！怎么样？”前者马上搂住他的肩膀“那谁敢惹咱们俩？”如果在把这个故事往下说，如果站出三十个人都比这个家伙壮，他就会搂住这一群人，说“谁感惹咱们这31个人？”这就是那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听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许先生大谈“我们名牌高校的学生”如何如何，其他“三四流高校的学生”如何如何时，感到分外刺耳的原因，我不否然我个人对这样的态度比较敏感。

我认为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该如何看待“精英选拔制度”的问题。教育选拔制度尤其是研究生选拔制度，承担着选拔精英的功能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有人因此以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来反驳我的观点，但我认为这样的态度非常偏颇，因为就算是精英教育也承担着尽量公平的选拔精英的义务。我国的很多重点大学7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城市，是不是说中国70％的精英都是城市人呢？

所以我反对有学术理性的人简单的抨击严酷的考试制度，在我们社会除了北京、上海和各大都市之外的优秀青年都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之前，简单的批评考试制度，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中国象美国一样连阿甘都能上大学，如果象澳大利亚一样地广人稀，当个不识字的农民也可以过富足体面的生活，谁还用的着搞应试教育呢？可我的印象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象中国这样，不仅整个教育系统资源分配，甚至高等教育的选拔机制都向发达地区大力倾斜，贫困地区的学生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还要跨过更高的门槛，这种荒唐简直是一个国家的耻辱。逼着中国教育欠发达地区有志于学术者，付出更艰巨的努力乃至“曲线救国”，所以西方学术经验不能照搬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的地方院校同样有大量的“学术精英”。在中国的高等人才选拔制度下我们更有理由说，对于教育欠发达地区XX师范的同学而言，与其得出他们不是“学术精英”的结论，不如说他们是受教育方面的不幸者，没有出身在上海、北京，所以很多人被迫选择一条“曲线救国”的大器晚成之路。在这样原本就对他们不利的规则设计下，顽强拼搏考上重点大学研究生的教育欠发达地区出来的学子是不是更应该被称作是“精英”呢？

而对于在这样的规则下受惠的大城市同学，虽然个人无力改变这一切，但要有行已有耻的意识。而我经常亲耳听到很多上海、北京的同胞嘴里说出这样的话：“高等教育就应该多招咱们大城市的孩子，不是我不同情农村孩子，但大学又不是义务教育，再说咱们大城市的孩子综合素质高，那些县城中学的孩子只会考试。”这样的言论让我感到非常悲哀。尤其是这种潜意识里的歧视，被诸如“学术尊严”、“精英教育”这样堂皇的学术话语包装以“学术争论”的名义出现时，尤其值得我们警惕。

在许先生的答复最后，除了对于话语表述方式的探讨，我和许先生最后的一点分歧在于，许先生批评的重点是：“地方院校当局以考研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并不惜造就大量高分低能的畸形人才，表面提升了学生的应试竞争力，实质却在摧残他们为人的尊严”。而我认为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批评地方院校以考研为导向，就好像一个上海北京重点中学的教师批评欠发达地区的县城中学以高考为导向一样，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我们应该明白造成我们高校学生所面临的“等级性屈辱”不是地方院校，而是也包括“名牌高校”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甚至是整个制度结构。

需要澄清的是我最初所批评的问题关键决不是许纪霖先生歧视地方院校，更不是“如何评价地方院校的学生？”，这一点上有歧视色彩的语言在任何有现代意识的人眼里都会觉得这种态度在统计上没有依据，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根本不值得驳斥，我也不会费力去专文指正，我所要批评的是一种不经意间就会导致歧视的思维方式，一种武断下结论的类化思维和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据高临下感。

我所呼吁的也绝不仅仅是“为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争尊严”，因为当有大都市“名牌高校”教授在享受了国家倾斜政策的名牌大学的讲堂里，以类化思维评价“教育欠发达地区三四流院校”考来的学生，“没有学术理想，只会考试”时，他有损的其实不是地方院校努力向学的学子的尊严，而是他自己的尊严。我在上海还听到过一个有些片面但很有趣的笑话是这样的：很多上海人眼里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外国人；一种是上海人；一种是乡下人。我的经验告诉我道理谁都明白也会说，但要知行合一的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决不那么简单，面对不同人时真正要做到不卑不亢四个字需要一辈子的修炼。

大学教授们也是凡人，如果说出立场混乱的话来，并不奇怪。我见过国际关系方面的著名教授在会上发言，刚批判过美国维持台海现状阻止中国国家统一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转过身就说维持北韩和南韩的割据状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也见过经济学教授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批评发达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通过控制新移民的措施，来维护自己既得的财富地位，过一会儿也许是忘了，大谈我国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严格户籍制度有合理性。如果你理解人常常会在表达观点时忘记了些什么，那么我们国家有很多学者有时候其实不是让你觉得生气，而是让你觉得好笑。我之所批评许先生，一是因为许先生在经过初次提醒以后，仍然半年间数次在不同场合有“个别词句真的在客观上无意伤害”了他人的言论；二是因为我相信先生多年所受的学术训练可以使他具有基本的人文立场和自我审视的勇气。

我相信许先生如果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听到一个美国教授公开宣扬：“现在我们美国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完全出问题了，研究生教育又不是义务教育，更不是对其他国家的义务教育，你看看我们现在召来大量都是中国、印度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名不见经传的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从小受的就是应试教育，视野狭窄，根本没有什么学术情怀和基本学术素质，托福考得到挺高，一写论文就露馅。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固然值得尊敬，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到美国来深造呢，肯定不是为学术，肯定是冲着美国的生活环境来的，是来镀金的!中国有这么多大学还不够他们学的么？他们完全可以留在中国帮助家乡父老么？这些应试教育传统国家的学生来美国，只会败坏美国的学术尊严。”许先生一定也会感到不舒服，我相信他也会站出来抗议，这不需要多大的学问，而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本能反应，这种气愤不是说美国教授说的话找得找不到案例佐证，而是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人根本不该这么说话。如果我们认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常识，那么我批评许先生不是因为许先生和很多持有相似观点的人找不出很多个人经验中的案例来支持确实有很多“三四流院校”的考生只懂得考试，而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说话。


看到许先生这么快对我批评作出了答复，我认为总体上是认真和理性的，应该他以后在这类问题上不会再犯这样无心的表述错误。我的一篇帖子引起这么多朋友的热烈讨论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动的是大多数朋友都是怀着一分责任感在真诚的剖析问题，指向引发“名牌高校学生”和“普通地方院校学生”之间对立情绪的言论还比较少，而那也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

最后我想重申的是我没有贬低许纪霖先生人格的意思，如果我前面对许先生的批评中有什么过头的话，也希望许先生和他的朋友学生们不要介意，这同样不是我的本意。我没有资格批评许先生的人格，因为我自己身上也有这样的教训。我毕业于一所比较重视素质教育的全国重点中学，有幸遇到了几位好老师，比一般同龄人多读了几本书，中学时就不知天高地厚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大学二年级时我是学生干部，一次和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聊天，谈到校园文化氛围，我脱口而出：“咱们学校应该多招一些大城市重点学校的学生，现在我们学校招来的大批贫困地区县城中学考来的学生，他们对付考试倒是刻苦，但大多除了找一份好工作，没有太大的学术报复和文化追求。”当时那位我很尊敬的付校长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着摇了摇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长者对不懂事的孩子意味深长的笑。后来我有幸逐渐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对人性有了更多的理解，才感到我当时的态度是多么的无知和浅薄。直到今天我的羞愧每天都在提醒我，警惕在认识问题上再犯类似的错误，而我这次只是有幸把自己思考历程中的一点教训和许纪霖先生以及更多的朋友分享。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