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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程春明老师生前的学生和好友,对于程春明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课堂上被学生当着19个上课学生的面砍死在讲坛上的事件,我深感震惊和悲痛。在事件发生之后,我夜不能寐,无法相信这个事实。10月30日,我忍不住写下了一些文字,既是对这位亦师亦友的老师的遽然离去表示悼念,同时也通过文字进行自我抚慰。随后一段时间,程老师生前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分别写下了各种文字回忆他们与程春明老师交往的一些细节,以表达缅怀和怀念之情。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哪怕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只要他真诚地在朋友间留下了生命的印记,亲朋好友对他的离去表达哀思和怀念,也是应该的。除此之外,我本人除了私下对遇害者的家属进行探望和抚慰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举动,因为我希望不至于将遇害者的家属和学校之间的相关谈判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纷扰。我期待也相信,学校能够本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的态度,妥善安抚好死者的家属,并且能够比较公平地处理相关善后事项。
只是想到程老师未出生的孩子,我就更加心痛不已。孩子能否顺利出生,已是疑问,至少孩子的母亲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和看得见的压力。即使顺利出生后,孩子便已注定无法看见亲生父亲,更无法渴望父亲那厚重的身躯为他遮风挡雨了。他父亲唯一能够为他留下的,或许就是其最后给孩子的母亲留下的那些抚恤金和生前亲朋好友凭良心的零星支持了。毕竟,他连托孤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说到这个抚恤金的问题,更让人感到心寒,因为据说政法大学的某几个中层领导同志一度要努力将一个在讲坛上被害的老师的死亡定性为正常死亡。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可以据此推托或减轻因此不得不担负的责任之外,就是可以少赔些钱(省下的钱或许可以用来多出几趟国或者多喝几斛酒?)另外,还是这几个领导同志,对死者的家属和亲人进行了无端的谩骂,说出了一些禽兽不如的话,我听了也感觉很是气愤。这段时间沧海上关于死者家属漫天要价的谣言漫天飞,以至于我给程夫人打电话慰问的时候,她已有不胜其扰、心力憔悴的感觉。又何苦如此煞费苦心地残忍对待这样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和她腹中的孩子呢?
在此,我不想对这些像血吸虫一样控制依附在大学里的那些行政官僚和政客们的嘴脸做更多的评价,因为我早已对他们不抱太多希望。然而,一向极受我尊重的张守东老师也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撰写了一篇和我印象中理性、厚道的张守东老师极不相称的文章,变相地在死去的程春明老师的身体上补了一刀,却让我感到彻骨寒冷之余,又不禁想说些什么。正如许多一直以来和我同样对张守东老师抱有敬意和期许的学生一样,一直不相信这是基督徒张守东先生的文字。无论如何,这篇以张守东命名的文字中,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认识错误和逻辑错误,稍作澄清,或许并非是多余的。
关于程春明老师生前的好友对他的悼念,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张守东老师自己觉得和程老师交情很浅,不愿意写文章悼念,也是个人选择,没有人要强求他。但是,将这些悼念和王名扬先生联系起来的方式,则是大大地不合适。王名扬先生的去世,的确是中国法学界的重大损失,相信他的亲朋好友也相当悲痛,定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悼念之情。有些人习惯以文字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有些人则更愿意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情绪,这都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强将二者联系起来,对死者和生者冷嘲热讽,就很难说是将“宽容”和“爱”当作口头禅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了。凶案发生当晚,听到消息后立刻驱车前往医院探望的人,除了程春明老师的亲友之外,就是学校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张守东老师则是唯一当晚前往医院探望病情、但在程老师死讯确立之后又急忙撇清和死者关系的政法大学同事。张守东老师既然如此清新脱俗,特立独行,和程春明老师的交情又是如此浅薄,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
如果一定要将二者进行对比的话,则王名扬老先生历尽劫难,老天却给了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长长的寿命,让他可以在晚年仍然有机会弥补由于时代和人生际遇所带来的种种缺憾。而中年而亡的程春明老师则连这样一个机会都没有。王名扬老先生走的时候,我们虽然觉得心情很沉重、很悲痛,但想到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写作计划一一实现,能够看到儿女长大成ren,想到他终老而死,也就不像看到程春明老师被害这样难过了。程春明老师在过去的许多年中,确实成绩不是很突出,个人生活也比较懒散一些,但是从他最近一两年的表现和相关作品来看,他已经逐渐调整好心态,并且愿意坐学术的冷板凳重新开始了。即使大奸大恶之徒,只要幡然悔过,就能够获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更何况程春明老师这样一个毫无心计、单纯、一直在命运中苦苦挣扎的人呢?
我回国后曾经去昌平探望程春明老师的夫人。她说她唯一感到安慰的是,程老师在遇害的前一年,终于把牙齿都医好了。原来程老师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曾经不小心牙齿碰到石头上,四颗牙齿被碰断了。当时他的情况很艰难,根本看不起牙医,只好自己用钢丝把窟窿扎起来。后来回国到政法任教之后,偷偷去医院打听牙齿的问题,却被告知要十多万人民币才能够将牙齿医好。他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只好放弃了。结婚以后,他夫人发现他晚上睡觉时,都张着嘴睡觉,经过几番追问,他才将实情告知。后来,还是程夫人托朋友帮他找了一家私人的牙医,以几万块钱将他的牙齿彻底医好。确实,平时我们看到他说话的时候,都经常用手捂着嘴说话。他讲课口齿不清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湖北口音的问题。
我知道许多人曾经批评他讲课的口音问题,也有学生奉承他说这是巴黎口音,我的一个朋友还因此批评过他,大意是说学生过多的奉承害了他。但是,究竟又有谁知道他心里真正的苦衷呢?的确,他是对别人的批评比较敏感,但想到他留学所经历的那些苦楚,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自尊心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总是对学者和教师要求苛刻,而对领导和上级则又总是那么体贴入微。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每当我听程夫人说起程老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将这样一个形象和我眼中的程老师的形象重合起来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他的另外一面,更加真实的一面。这时候我总是觉得在一些事情上我曾经也可能是那些误解和苛责他的人之一。这种愧疚更加加重了我内心的自责、惋惜和悲痛的感情,也更加让我相信,如果不是这样一次意外,程老师本可以像他自己所期许的那样,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做出许多大贡献出来的。这是对程老师的信任,也是对程夫人的信任,对爱心的信任。毕竟,批评和指责一个人总是比较容易,但是用爱心支持和鼓励一个人,帮助他抚平别人看不到的内心伤痛,重新振作,就更加显得困难和令人感动了。
再说弑师的问题。张守东老师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中西学俱佳,说话写文章,理性而富有逻辑。据说他最欣赏的法大学者是方流芳老师,《公司词义考》是他挂在嘴边经常夸赞的文章。按理说,这样一个大学教师,在鉴定“弑”这个概念时,应该不至于出现如此之大的理解偏差的。按照张守东老师的逻辑,当凶手杀程春明老师仅仅是因为程春明拥有老师这样一个身份时,这才能够叫作“弑”,推而论之,则当儿子杀父亲时,凶杀的原因仅仅因为父亲是父亲,当臣子杀国君时,凶杀的原因则仅仅因为国君之为国君时,才能够称得上是“弑”。如此说来,则中国历史上所有与弑有关的事件都得重新定义了。弑父弑君乃至于弑师,具体理由各有不同,但是都改变不了其弑的本质。问题的实质在于凶手和被害人之间的长幼人伦关系,而不在于凶杀者的杀人动机。而之所以要将其特称为弑,则是对基本生命人伦的一种保护和尊重。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伦理教化中,讲坛一直占据着高贵的位置。手持砍刀,将教师砍死在讲坛之上,这样的行为还不能称作弑师,又还能称作什么呢?也只有张守东老师能够讲出这种话来了。
说到讲坛,我以为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阴暗历史中,是唯一能够给我们一丝温暖的地方。当孔子对现实政治绝望的时候,他通过讲坛给我们留下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为我们这个民族保留了微弱的文明的火种。在历史上,这个火种一直通过讲坛薪火相传,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流传至今。我一直认为,讲坛之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庙对于他们民族的意义一样。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中,哪怕一个人犯了天大的罪,得罪了最有权势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要他能够躲在神庙之中,那么追杀他的人就不能带兵器进入门槛半步,只能是耐心在门外等候。原因无他,只是他们心中有对神庙的敬畏之心。而在神庙之中的行凶,则其性质恶劣程度又何止要高出普通的日常的行凶杀人千万倍?!如果我们仍然将教育看作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希望,如果我们仍然觉得“讲坛”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心头有着特殊的分量,那么讲坛之上血溅三尺,其性质,则犹如在神庙中行凶。
隐含在张守东老师逻辑背后的一个潜台词是,程春明老师在政法大学的讲坛上被冷血学生杀害,血溅讲坛,乃是一种正义的实现,而杀人凶手付成励则是这种正义的实践者。尽管方式不一定正确,但也不过是一种私力救济,过当的私力救济而已。张守东老师的行文既夸张放肆,咄咄逼人,又显得躲躲藏藏。夸张放肆、咄咄逼人的是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而躲躲藏藏的则是有意无意的那种偷换概念,逻辑短路。据说程春明老师临死前,可能根本就没有看清冷血凶手的脸,即使看清楚了,他也不会认得这个一刀砍断他的颈动脉的年轻人到底是谁。那么,他究竟侵犯了这个年轻而又冷漠的杀人凶手什么权利,以至于这个人可以拿起刀来结束其生命?在这里,张守东采取了通常小报才会有的笔法,一口认定冷血凶手和被害的程春明老师乃是为爱而展开竞争的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男人和故事中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而又抛弃了那个女人;另外一个男人则见不得心爱的女人受伤害,手起刀落,于是惨案发生。张守东老师叙述故事的时候,口气坚定,颇有神探福尔摩斯的风度,而证据的来源则不过是某个自诩主流刊物中某几篇将网络上的寻章摘句打扮成记者实地采访调查的文章。(程春明老师的一个留学海外的学生,前不久给我写信,说她根本就没有接受过那位记者的采访,记者不过是在她发表在网络的悼念文章中摘抄数句,却假造了她接受了记者采访的假象。对那位记者假造采访过程的做法她感到很愤怒!)哪怕是职业操守如此的记者的作品,张守东老师似乎仍然嫌记者剪裁的功夫还不够,于是挥动大剪刀又加了一遍工,将两段前后的感情偏偏要说成是同时处于竞争关系的感情,又硬要将当事女生都说“已不恨他”的感情当成是讲坛凶杀案的正当依据。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凶手砍下那一刀背后的理由乃是一种自私狭隘的占有欲,一种赤裸裸的私欲,却偏偏要被张守东老师说成是一种对正义的实践。人啊,是什么蒙蔽了你的心和眼?是仇恨还是嫉妒?
程春明老师已经走了,无论贬也好,褒也罢,他都不能站起来为自己辩护。无论躺在医院的太平间还是躺在墓地里,他都已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把他生前的种种是非、他的家人、爱人、未出生的孩子、他的朋友和他或明或暗的敌人,留在这个世界之中。无论是悼念还是批评,所有的荣誉和骂名都只能由他的夫人和夫人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小生命用一生的时间来慢慢承受。我想,凭张守东老师的智慧,他不至于不会想到这一点。
至于对这个事件中的另外一条生命,也即冷血凶手的生命,我也觉得要给予尊重。即便如此,我个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个人,无论他是否会因此失去生命或者保留生命。我不原谅他,是因为他是那么狠毒,一刀致命,是因为他选择在讲台上,选择当着19个学生的面将刀砍向一个教师,是因为他在主动自首之后还对警察表示对自己的行为不后悔,是因为他那样的年轻而又那样的凶残和冷静。程夫人告诉我,在得到程春明老师的死讯、但不知道凶手行凶的确切细节前,曾经一度表示可以原谅凶手,因为当时她本以为自己的丈夫是被凶手“刺”死的。但是,凶手的狠毒和无所顾忌,让她也不得不收回这样一种宽恕。我支持她收回这种宽恕,否则这种宽恕就是廉价的。
你要模仿德里达的腔调告诉我,对不可宽恕的给予宽恕,才是真的宽恕吗?对不起,我做不到。你难道没有看到,自诩基督徒而冷眼旁观的人,在宽恕、同情和骄傲之间,选择的恰恰是骄傲和冷嘲热讽!凭什么要真正的受害者和他的亲友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之后,还去宽恕那不可宽恕的?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骄傲一直是一种最大的恶。上帝因为人类的骄傲,一次又一次地将人类毁灭,却又因为对人类的爱,一次又一次地给了人类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人类却总是改变不了骄傲的本性。骄傲之所以是一种罪恶,乃是因为骄傲会蒙蔽人的双眼,对自身所做的所有罪恶视而不见还洋洋自得。犹太人一度因为自己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上帝定了约,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便以为只要遵守了祖先的礼法,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上帝后来派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上帝的福音突破犹太血统的局限,带给全世界,就是破除了犹太人这种骄傲的资本。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有些人自以为信仰了基督教,遵守了基督教的某些道德规范,便可以居高临下,拿起石头来砸其他人了。我以为张守东老师的这篇文章,或许就是这样的一块石头。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在程春明老师被害已近一个月,仍然躺在医院的太平间,孤儿寡母则不得不面对学校强大的行政压力,艰难地争取起码的生存权利的时候,张守东老师(牧师?)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扔下的,很可能是在特定的时间最致命的那块石头。由此可见,天天念佛的未必是真的佛教徒,天天捧着一本《圣经》到处给人讲道的人,也未必真的是基督徒。
首发地址:
http://hinterhof.fyfz.cn/blog/hinterhof/index.aspx?blogid=411178
文章作者为程老师的学生,该作者纪念程老师的文章,见:
http://hinterhof.fyfz.cn/blog/hinterhof/index.aspx?blogid=399812
http://hinterhof.fyfz.cn/blog/hinterhof/index.aspx?blogid=400546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8年11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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