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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俄教授在《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为《汉字文化》创刊十周年而作”的文章，说他是《汉字文化》“忠实的撰稿人和读者”。这篇短文也和潘德孚的文章《〈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刊《汉字文化》1999年第4期)一样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应该划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伪科学的界限”，等于承认伪科学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包括错误意见)说成伪科学，不能把商业上的打假活动简单地搬到学术争论中来。”刘文的特点是“抽象论道”，不敢涉及语言文字学界广大学者和教师所指出的徐德江所炮制的伪科学的任何具体内容。
拙文《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评徐德江的所作所为》(《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和台湾《古今艺文》第25卷第4期［1999年8月1日］同刊)和《反对伪科学，维护语言科学的严肃性》(《福建外语》1998年第4期)列举了徐德江那么多伪科学谬论，为什么刘文不敢指出哪一条不属伪科学范畴呢?
我不妨任举一条：徐德江说“国际音标符号所表示的元音中，都有一个辅音居于前”，“汉语拼音方案确定，元音可以单独发音，这是不符合发音原理的，这是对现在语音理论中错误观点的迎合”，因为“单独发元音时，前边必有一个辅音”(出处见上引拙文，下同)，《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第51页甚至用“低能弱智”这种讽刺挖苦的语言攻击“汉语拼音方案”，这难道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吗?这是蓄意违背众所公认的科学事实和规定，这正是伪科学的一大特征。让徐德江的这种谬论传播，只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威信，危害我国的汉语和外语教学以及一切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各单位的事业，难道不应进行严厉的批评，清除这类假冒伪劣的谬论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打假的内容之一。
刘庆俄不敢面对这一严峻的客观事实，指责我们对伪科学的批判，反对在学术界进行打假，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就是起着保护徐德江所炮制的伪科学的作用。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从来没有像刘文所说的那样，把学术上不同意见(包括错误意见)说成伪科学。对所谓“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副会长申小龙的那么严重的剽窃和“克隆”现象，大家都从来没有批评它为伪科学，何况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语言学界学术上的分歧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把那些当作伪科学。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学工作者是很讲政策的，迄今为止，只将徐德江的谬论定为伪科学，从来没有扩大打击面。
刘庆俄说“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徐德江和他所控制的《汉字文化》散布了那么多谬论，徐德江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哪怕一条?刘说“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有根有据”。我们的批评列举了徐德江伪科学的大量事实，你为徐德江开脱，为什么没有摆出一件事实和根据?刘说：“要适可而止，避免无限上纲”。我们要正告你们，徐德江的伪科学一日不收场，我们的批评就一日不终止。我在《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徐德江书文的一些错误》(收入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已指出，徐德江根本没有读懂索绪尔的著作却对索绪尔胡乱批评；然而，徐一意孤行，竟将这些错误百出的文章结集出版，大言不惭地取书名为《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自诩为“创新的语言文字理论力著”(见《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第56页)。这种严重影响科教兴国的学术垃圾怎能不清除呢?
徐德江不将学者们对他胡批索绪尔的愤怒情绪如实告诉我们十分尊敬的季羡林先生，骗得季老为该书题写书名，这是徐德江一贯拉大旗做虎皮的又一次拙劣表演。《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第56页为该书大登“书讯”，胡吹“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观点和方法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探讨相当深入、细致，有许多独到之处”。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饶恕的亵渎。这篇短短的书讯再次重复徐德江的谬论，胡说“口说词”和“书写词”是语言的细胞。这种说法不仅混淆了语言和文字，而且，即使是比喻，语言的最小单位也绝不是词。施莱歇尔搬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过“语言的细胞”这个术语，但他指的是词根(见姚小平《语言学与科学的历史姻缘》，《福建外语》1998年第4期)。自从语言学界批判了施莱歇尔的生物主义的错误观点以后，再没有人使用“语言的细胞”这个术语了。徐德江还不断胡说“文字高于口说语言”。其实，文字既可记录书面语体的言语，也可记录口头言语(如话剧中的对白和演说词等)，二者不属一个层面，不存在可比性，不存在孰低孰高的问题。徐在该书讯中还说：“人类共性的语法不是狭义的语言形态，而是语言单位的结合性。”这句话文理不通，语法既不可能是形态，也不可能是结合性，这姑且不论。须知语法包括形态学(在有些语言中称作“词法”)和句法学两部份，只不过不同语言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语法绝不等于语言单位的结合性，何况徐说的“语言单位”涵义不明。音素和音位也是语言单位，它们的结合属语音学、音位学、形态音位学的研究对象，而不属语法学的研究对象。
徐的两本小册子《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和《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出版社，1992年)错误百出，是伪科学的典型，对此我在上引拙著已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徐德江居然恬不知耻地称他的《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是继上面两本小册子之后的“又一创新的语言文字理论力著”。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恶劣行为，令人恶心。武占坤、马国凡不正视徐书的严重错误，竟然为之写序，吹捧“徐对语言理论的研究(包括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研究)所以取得重大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特别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这真是对上述理论的严重的亵渎。
刘庆俄说，“要避免无限上纲”，“要适可而止”。其实，无限上纲，没完没了的正是徐德江自己。他和李敏生不断在《汉字文化》上攻击我国“语文学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汉字文化》攻击毛**、林伯渠、吴玉章等所有曾主张汉字改革应走拼音化道路的人受了“全盘西化”的影响，是“文改狂人”。这些不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吗?《汉字文化》直到1999年第4期还用突出的地位发表上引潘德孚的一篇错误百出的文章，攻击我国语言学界众所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吕叔湘和张志公教授。你们什么时候“适可而止”过?
刘庆俄说：“只要对方没有触犯法律，没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给对方乱扣帽子”。这句话根本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因为即使对触犯法律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也要重事实和证据，不能乱扣帽子。这且不去管它。徐德江不断攻击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一旦国家立下语文法，这种言论就是触犯法律。无怪乎《汉字文化》对李岚清副总理1995年《在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40周年大会的讲话》的指示“要抓紧语文立法工作，把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管理 移到法制化的轨道上来”怕得要命，在该刊1996年第1期第55页上进行攻击说：“万般无奈，孤注一掷，把最末一线希望押牢在国家立法上”。徐德江全盘否定我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我国的各项语文政策(除攻击汉语拼音方案外，还攻击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对简化汉字不是不可以善意地提出意见，但是，如全盘否定，必然给我国的文教等事业带来严重混乱］)，宣扬大汉族沙文主义，肆意攻击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世界人民的大团结，美化日本侵略者，咒骂鲁迅为“千古罪人”，攻击我国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具体事实，见上引拙文和《中国教育报》从1997年至今所发表的批评《汉字文化》和徐德江的15篇文章)。
徐德江和《汉字文化》的这些严重问题绝不是乱扣帽子，而是如实地反映事实。《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第49页严重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居然说：“奉劝文改专家：还是停止制作把自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泡钉是正经”。语言这样恶毒，这难道是刘庆俄所说的“学术争论”?刘庆俄说“要善于发现对方(指徐德江?)的长处”指的就是这些吗?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同徐德江的斗争，绝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伪科学的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不断攻击别人有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其实他和他周围为数极其有限的几个人抱成一个小小的宗派，对徐德江冒充教授、研究员，冒充黎锦熙的“不一般弟子”，偷偷摸摸地到台湾出版我国内地几个出版社拒绝出版的申小龙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语言学——庆祝徐德江先生六十华诞论文集》(对此《汉字文化》只字不敢报导)等等欺世盗名的行为讳莫如深，对徐德江和《汉字文化》的上述种种严重错误言论听之任之，利用《汉字文化》攻击和谩骂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这才真是继承了文化大革命中徐德江这个****派头目的派性的衣钵.
刘庆俄指责我们批判伪科学，否认学术界打假的必要性，潘德孚否认伪科学的存在，其恶劣后果不仅是保护了徐德江的伪科学，还助长了新的伪科学的产生。举一个例子：《汉字文化》1998年第4期和1999年第3期居然连载了袁立写的《告别纯表音说——用汉字六书解析字母文字》，其荒谬绝伦的程度与徐德江的伪科学如出一辙。例如，袁立将英语的broom(扫帚)胡乱解释为“b(袁瞎说是扫帚的象形，在《汉字文化》1999年第3期第45页袁又自相矛盾地说b是“种子发芽”“掌形”“乳房”“卷轴”“大头在下”的象形)+room(房间)”。其实，只要查任何一本英语词典和英语词源词典就可以知道，这个词本义“金雀花、金雀花植物”，由于这种植物的细枝在古代英国被用作扫帚，所以通过借代(用材料代
指物体)，引申指扫帚。broom是一个不可分解的词根，其古英语形式是brōm,同room(“房间”，古英语为rūm，义为“空间”“场地”)毫无关联。又如袁在《汉字文化》1999年第3期第46—47页上说eye是“两眼夹在鼻两侧”的象形，这更是胡闹。袁立的话有严重语病，姑置不论。袁立大概把相声中的鼻孔朝上(下雨就会存水)的笑话用来解释eye中的y了吧!须知eye的古英语形成是ēage，其同源词在德语中为Auge，在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中是oкo，都没有y。何况这个词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单纯词，绝不能分解为e,y,e三个部份，又何况袁立在该期刊物第45页上又将e胡乱解释为“叶子”的象形，将y胡乱解释为“河流”“道路”“女性生殖器”(袁立将g，o，v也都说成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火”“手”的象形。
英语科学词源学是一门有近200年历史的学科，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对许多词的词源早有众所公认的解释。袁立不查看这些文献(在袁立的《English说文解字》所列他自称“获益”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没有一本英语词源词典)，胡思乱想，胡骗乱造，必然陷入伪科学的泥潭。然而，袁立的这样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经《汉字文化》刊登后，竟欺骗了不少编者。《中华儿女》1999年第9期竟发表了“中汉”的文章，题为“袁立用中国文化成功破解英语秘密”(不必看内容，这个题目就表明编者缺乏有关中外文化和语言的起码常识)，《北京青年报》1999年8月28日竟发表了该报记者鲍云帆也用“中国文化破解英语秘密，英语也能说文解字?”的题目，发文吹捧袁。该报误以为《汉字文化》是“学术刊物”，该报说“北师大为这项发现(指袁立的书稿一伍)召开了研讨会”。事实是北师大出版社为慎重起见召开过审稿会，会后决定拒出袁书稿。《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于2000年1月25日发表了“湖心亭”的文章，也将上述审稿会歪曲为“北京师范大学就此书举办了研讨会”，并且选载了“部份专家(其实，没有一个是语言文字学专家)学者”对袁立的吹捧。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竟于99年11月2日报道袁立，“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竟于2000年出版了袁立的典型的伪科学垃圾：《English说文解字》，发行一万册，欺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这类荒唐事竟出现在我国首都北京，这真是我国新闻媒体和出版界的奇耻大辱。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除袁立本人外，就是《汉字文化》。
面对这类丑恶的现象，刘庆俄居然还指责学术界对伪科学的批判，不能进行“打假活动”。你的立场岂不是站到了保护伪科学的大小炮制者一边去了吗?当然，袁立不同于六十五岁的徐德江，才三十多岁，还得及认错改错。我们希望他接受批评，不要陶醉于目前新闻界的炒作，不要认为可以轻易一举成名，而要从头学起。须知上述炒作，对他的成长十分有害，必将昙花一现。希望他不要像徐德江那样，到处钻营，招摇撞骗。类似这种胡乱分解英语词和任意解释英语词源的谬论充斥袁立的文章，居然得到《汉字文化》的青睐，这充分说明，雨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戚雨村和副教授金立鑫的笔名)在其《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刊2000年3月7日《中国教育报》)说得很对：“《汉字文化》从整体看，水平低下，不值一读……有点像在胡闹……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袁立的文章便是典型的胡闹。让这样的谬论传播，只会严重影响我国的英语教学，误导学生。刘庆俄说：“科学上的是非，最终只能由科学试验或社会实践去解决。”问题是像徐德江和袁立的这类谬论，只要稍有语言文字科学常识的人现在就能识别其为伪科学，根本不属科学，因此根本无须未来的科学试验和社会实践去证伪。
刘文不顾事实，无原则地吹捧《汉字文化》。但是，请读者看看《汉字文化》创刊时的情景，那时有39个人不知该刊葫芦里将卖什么药，不知徐德江的底细，没料想他原来是要利用该刊放毒，打击别人，肉麻地吹捧自己，所以有不少人上当受骗，在该刊创刊的座谈会上发过言。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九位谢世者当然不计算在内，都清醒了，都同该刊彻底决裂，有的还发文批判该刊所发表的徐德江的错误百出的文章。于是到今天，参加该刊创刊十周年座谈会的只剩下七八条枪。该刊2000年第2期所刊登的该座谈会的报导故意不提这几个与会者的名字，而以一个人冒充整个单位的伪劣手法，列出了13个单位的名字，借以壮大声势，欺骗不明真相的读者。徐德江还欺骗季羡林先生，将这么几个人参加的座谈会称为“大会”(见《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封四)。今天的《汉字文化》落到如此孤家寡人的悲惨境地，这就是十年的历史对《汉字文化》的判决。《汉字文化》如不彻底改弦更张，绝不可能像刘文一厢情愿地期盼的那样，“成为百花园里盛开的奇葩”，而只会成为将被清除的一堆学术垃圾。
事实上，北师大中文系评职称时从来对《汉字文化》所发表的文章一概不计分，由此可见该刊的水平和学者们对该刊鄙视的程度。
徐德江在上引《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的“作者简介”中列了14个头衔(有五个是他的皮包公司改头换面的名称)，在《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上只有三个了(一个还是徐自封的)，这不是很令徐德江和他的朋友感到悲哀吗?《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第6页刊登了胡双宝吹捧《汉字文化》的文章，以《汉字文化》是所谓“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为由，愿该刊“越办越好”。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被摘”“被引”包括批评性的评论。事实是，我国语言学刊物只有《汉字文化》受到应有的批评最多。要批评，自然要摘引该刊的文章，因此被摘被引的次数绝不能说明《汉字文化》的水平。这恰好反映了有关部门在研究“核心期刊”这一名称时工作中的失误，这是语言学界的人有目共睹的。
胡双宝在该刊该期发表的《汉字起源臆说》中还犯了两个错误：他说“恩格斯把铁矿的冶炼和文字的发明……与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其实，我在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初版，1978年第二次印刷)第206，244页和拙文《请读外语原著》(刊《外语与翻释》1999年第2期)早已指出，这儿的“文字”系误译，应根据德文原著改译为“拼音文字”，这正好雄辩地说明拼音文字的巨大功绩和重要意义。我不知道胡双宝是因为拙著严厉地批评了徐德江，故意不读我的上述著述，还是怕引正确的译文，有违徐德江一伙一贯攻击拼音文字的言论，或是信息不灵；不论是哪种情况，这再次证明，《汉字文化》大概从来不找真正的学者审稿，以致不断出现错误，所以被广大语言文字学工作者评价为“从总体看，水平低下，不值一读”。不仅如此,胡双宝还严重歪曲了恩格斯的原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从未将文字的出现同阶级社会的出现相联。当然，我绝无意由于这两个错误而对胡双宝的全文作出任何评价。
《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第2页的报导“本社召开庆祝《汉字文化》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在引用了江**主席关于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讲话以后说，“遵照江主席的指示精神，一如过去十年，我们继续创新，坚持《汉字文化》的独特内容”。这真是对江主席讲话的不可容忍的亵渎。江主席说的创新是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创新，为此他举了“古代中国人曾以‘四大发明’等众多科技创造闻名于世”的例证。徐德江和袁立这类不具备任何科学常识和基础的人的伪科学绝对不是什么创新，而是雨立同志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胡闹”，是在干扰科教兴国，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把读者引向错误的道路。
听说刘庆俄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在广大语言学工作者发表了那么多文章(还有一部专著和两部论文集)揭露和批评了徐德江和《汉字文化》中的许多谬误以 后，刘难道还看不出徐德江和袁立“著述”的伪科学本质吗?为什么还要如此吹捧《汉字文化》呢?究竟是什么东西遮住了刘的眼睛，使他看不清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分得一清二楚的是非曲直呢?
刘庆俄说：“科学上的是非……不是靠签名人数来决定。”很明显，他指的是708位学者和教师公开发表的签名信：“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首次发表于王均主编的《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该签名信指出：“徐德江自封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声称创建了什么‘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吹捧‘他的论著代表当代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徐德江对这种吹捧感到还不过瘾，在《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第64页上把“汉”字也去掉了—伍注。)实际上，他不但不具有任何正式的学术职称，而且连语言学的基本常识都弄不清楚。”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外，分布全国所有省的近130个单位的签名者都称赞这一签名信，因为它扶正祛邪，打击了徐德江的嚣张气焰，是一篇声讨伪科学的“檄文”，是一次极好的民意测验。为什么刘却要对这种签名横加指责呢?刘的立场不是很明显站到徐德江一边去了吗?刘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当语文学界以徐德江的所谓著述为典型的伪科学浊流滚滚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不仅不对这股逆流进行任何斗争，反而充当伪科学炮制者的保护伞，为他鸣怨叫屈，替有严重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汉字文化》涂脂抹粉，刘考虑了他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了吗?语言文字学界集伪科学之大成的代表“人物”还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现在又钻出一个严重歪曲英语面貌的伪科学的炮制者，每个捍卫我国语言文字科学尊严和有正义感的学者和教师难道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吗?
刘庆俄在上引文中还说：“曾性初、段生农的文章发表了，马上就招来了围攻；《文字与文化》试刊成功了，操办者徐德江却突然从北京消失了。……双百方针的落实在语文学界遇到了阻力。”明人不说暗话。为什么刘不把事情的原委向读者交待清楚?《文字与文化》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它的试刊成功会导致徐德江的消失?“消失”指什么?指将徐逮捕或从北京驱逐出境，还是他自己逃跑了?为什么这同双百方针的落实遇到了阻力有关?《汉字文化》是发行国内外的刊物，刘文给读者留下那么多疑点，会不会给诬蔑我国****的敌对势力提供炮弹?你这样说，考虑过后果吗?《文字与文化》是哪年试刊的?袁晓园成立“汉字现代化研究会”是1980年(见《汉字文化》1992年第3期第51页)，据此推测，应是DADAO四人帮以后的事情。那时候双百方针的落实在语文学界真遇到了阻力了吗?这是你个人的看法还是诬蔑?曾性初、段生农的什么文章的发表什么时候招来了围攻?“围攻”指什么?段生农在《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合刊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应对文字改革进行总结》。该文错误百出，分不清音标和文字，并据此“建议废止‘汉语拼音方案’”；该文毫无根据地断言“简化汉字……其结果是把图书馆繁体字藏书变成废纸”。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必须维护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评〈汉字文化〉有关国家语文政策等方面的言论》，对段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种批评是十分必要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如果说“围攻”了段生农类似的有严重错误的低水平的文章，我认为这绝不意味着“双百方针的落实在语文学界遇到了阻力”。在事关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策的评价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刘庆俄如此含糊其词，吞吞吐吐，不摆事实讲道理，信口开河，我认为是很不负责的。从以上种种事实，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刘庆俄同志，你走错了路，你该猛醒了。
（本文曾在《学术界》2000年第4期刊出，这次在网上发表，作者增加了一些内容）。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2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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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4 18: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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