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打假”与科研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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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披露与处罚科研不轨行径（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应当是科学之社会运行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是科学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经验不足，做得不够（学术界有责任）。近几年随着因特网的普及，“科学打假”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打假”竟然时髦起来，大学或研究所中的某个科学家可能出奇不意地被拎出来，在网上被痛打一番。这反映了正规投诉体系和处理体系的运作存在着问题，但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监督作用，督促科研管理部门改进本职工作。但是，这些所谓的“科学打假”，也带来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个人不应当成为“科学打假”或者“学术打假”的主体。当今，科学或者学术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成就或者学术成果的认定是在社会层面由“科学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进行的，需要有同行（ｐｅｅｒ）评议。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宣布他人的科研不轨行径，他只拥有监督、检举权。

科学研究的确在探索自然的规律，但是科学本身也是一种高度人为化的过程，科学家在研究中犯错误是经常的事情。而错误有许多种类，有非故意性错误（ｈｏｎｅｓｔ ｅｒｒｏｒ）、有疏漏性错误（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也有不轨行径（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还有其他违规行为，它们之间的界线是什么？对于某人的行为或成果有所怀疑，应采取什么程序举报？对被指控的违规行为，谁有权来判定成立还是不成立？这些都需要认真考虑。一般说来，接到举报后，有关部门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小组对事件进行专门调查。而对目睹的不轨行径的举报，则是科研人员的义务。


第二，打假过程中是否需要程序正义？是先定罪后审判，还是先审判后定罪？现代法律讲的是程序正义，对于科学界的被指控者，应当依照“无罪推定”的原则行事，首先是立案，然后是认真的调查取证，并且这一过程要与最终的裁定严格分开。立案与调查本身并不表明被指控者一定有问题。调查者不应当也没有权力进行“审判”，不能既是调查者又是审判者，不能既是公安局、检察院又是法院和陪审团。学术不轨案件的调查中，既要保护举报人，也要保护被举报人。因为举报人可能受到打击报复；被举报人可能“有罪”也可能无辜。

美国三家科学院（ＮＡＳ，ＮＡＥ，ＩＯＰ）的政策是：“当个体被指控过去有科学上不轨行径时，负责对这些指控做出响应的机构，已采取过许多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来说，最成功的回应是，把收集信息的初步调查，与随后判别有罪或无罪的裁决以及如果有必要而进行的处罚，清楚地区分开来。在裁定过程中，被指控有不轨行径的个体有权得到各种正当程序保护，如评论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也有权盘问证人。”（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ＮＡＳ，ＮＡＥ，ＩＯＭ，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Ｐｒｅｓ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１９９５，ｐ．１７．网络版另见http：//search.nap.edu/readingroom/bo-oks/obas/。中译本：何传启译，《怎样当一名科学家：科学研究中的负责行为》，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正当程序保护”（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是一个法律概念，与正当程序权（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ｉｇｈｔｓ）有关，指有关部门采取有可能不利于当事人的行动时，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如提前被告知即将生效的处理结果、上诉权、对证据的质疑权，并且在有关部门做出最终裁处之前继续享有原有的权利，其工作、声誉及收益不应当受到干扰。在不同案件中，一般有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正当程序保护，这需要有关部门在条例或者政策中明确阐明。美国三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投诉可以是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提出书面投诉时要做慎重考虑。一旦接到投诉，相对于口头投诉而言，学校就有责任以一种更正规的方式对待书面投诉。提交书面投诉对一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决定只有在全面考虑之后才能进行。”（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ｐｐ．１８－１９．）

而如今有一些“科学打假”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动辄对当事人不分清红皂白地猛揭一通，其做法根本不顾公民的名誉权，更谈不上程序保护。被指控者无法对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进行评论，也没有任何机会盘问证人。在这种不对称的“打假”中，打假方处于优势，仿佛永远占有真理：集起诉、审判、裁决于一体，并且操纵着舆论。这种做法有违现代精神，特别是，有可能以科学的名义而破坏其他社会规范。

打假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是科学之社会运行的“制度性安排”的一部分。科学共同体对于不轨行径不但要有应对，而且要对“掩盖科学中的不轨行径、打击报复举报人、恶意诬告他人有科学不轨行径”等，也有适当的处理方式。

在美国，政府和研究单位对于处理科学不轨行径，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有一套建制（机构和规章）保证系统在平时就能正常运作，而不是到了事件出来才临时应对。平时，这些常设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做宣传普及工作，促进科研道德的建设。在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卫生署要求，接受公共基金的所有研究单位，都有应对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处理程序。这些程序要考虑到对被指控者的公平性、对检举人的保护、与资助机构的协调，并要求适时保密与公开。“此外，许多大学和研究单位都设置了风纪官员、伦理官员或者其他可以讨论科研道德事务的官员。此类讨论在尽可能最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许多研究单位提供了多个渠道，这样投诉者可以找他们感情上合得来的人交谈。“政府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卫生署，要执行处理科学不轨行径的法律和条例。”（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ｐｐ．１８－１９．）另外，科学中的若干严重的不轨行径已经超出科学共同体处理的范围，诸如实验室的性骚扰、恶意破坏他人实验、剽窃他人实验结果和专利成果等，这些应当依据法律来处理。

第三，个体不受制约的“打假”行为有可能干扰科学监督机制的正常运作，有违现代法制精神，破坏了科研管理的制度化建设。个体的“打假”行动可能与正在进行的正规调查相冲突，在舆论上干扰办案过程。打假者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权利与义务应当是匹配的，权利大了，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变大了。当义正词严、真理在手般地指责其他科学家之时，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合法性、能力和责任。社会公众也应当成熟起来，对舆论有独立的鉴别能力。

个人“打假”是靠不住的，因此，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机制，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对科研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督，减少和防止各类不轨行径发生。中国科学院成立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很有必要，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受理并处理了若干举报。但是，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基本上还没有成立相应的常设机构，也没有对研究生、研究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咨询、培训活动。

一般情况下，建立规章制度的目的不是讨论事件发生后如何处罚的问题，而是要尽可能防患于未然、不给一些人以机会可乘。制度完善了，并严格落实，就会营造出一种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文化氛围，科学研究的环境便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而当前的情况是，个体、共同体与社会三个层面均无严格约束，“放纵自己、宽恕他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于是才有世风日下、恶性循环的局面。

笔者认为，推动中国科学界道德素养需要采取如下步骤：

（１）译介国外成熟的、权威的科研伦理、道德条例手册或者专著，了解发达国家对科研行为的社会控制方法。

（２）完善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各大学和研究所要制定应对科研不道德问题的通用程序，包括举报、立案、调查、正当程序保护、申诉、仲裁、处罚等等。不过也要有思想准备，引入制度性约束的社会控制也不是万能的，已有学者指出：“虽然对越轨的正式控制不可避免，但过分的干预也会造成科学共同体的不满，因此有必要在科学与社会互动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张九庆：“科研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科学时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

（３）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国内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合作，联手打击科研不轨行径。科研人员道德素养的下降，本质上是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的反映，是科研人员人文精神、法制精神匮乏的表现。长远看，需要文理沟通，将科学文化与社会其他文化有效地整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建成健康向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急不得，但也等不得，必须马上做起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6年11月24日